從被打成右派算起，20年間我幾乎沒有發表論著。舊著《中國哲學大綱》可謂一個例外，早在1956年時，商務印書館曾找出過去已製版的紙型，決定將其付印。而到1957年秋，我因言獲罪，被打入另冊，有人認為不必印了；商務印書館負責同志仍決定付印，建議用筆名出版。當時王錦第已調到商務印書館工作，前來詢問我的意見。我和王錦第商定，改用「宇同」的筆名。1958年此書總算正式出版了。
從農村下放勞動回來，教研室派給我的工作是參加《中國哲學史教學資料匯編》的資料選注工作。我潛心做這些資料工作，其間經過三年災害時期，生活雖艱苦，倒也相對平靜。至1962年7月，大氣候相對緩和了，我也被宣佈「摘帽」，可以參加教學工作了。但是此後仍難以公開發表文章。
1962年「回到人民隊伍」後，我仍繼續承擔「匯編」的資料選注任務。到了1963年秋季，讓我為中文系古典文獻專業學生講「中國哲學史」課程，從上古講到近代，講了兩個學期。1964年，我也被派去參加北京近郊的「四清」運動，到朝陽區王四營公社白鹿司村參加「四清」工作組。當時同往王四營的哲學系教師還有鄭昕、熊偉、周先庚、周輔成、桑燦南等。我與任華同志一組，與農民同吃同住。農村生活比較艱苦，但頗受農民同志的熱情接待。特別是住房相當寬敞，休假時回到中關村住宅，一下子不適應，很感侷促狹窄。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報》登出北大哲學系聶元梓的大字報，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隨後我們從「四清」所在地奉命返校。當時北大的東南門旁貼出一個紙條，口號是：「資產階級教授靠邊站！」我們一回校就「靠邊站」了。
一開始，哲學系全系老教師在一起開會學習，不久就分為兩組。一組是據說有問題的，如馮先生、洪謙、熊偉、沈履、周先庚、周輔成、黃楠森、朱伯崑、吳天敏、桑燦南等，我也名列其中；有問題的這一組由黃楠森任組長，每天清晨到校園內掃地一小時，然後開會學習、寫檢查、抄大字報。另一組據說是沒有問題的，有鄭昕、唐鉞、齊良驥、王憲鈞、任華、宗白華、黃子通等；這一組中，黃子通不久也被揪出來，後來宗白華也受到批判，加入到我們「有問題」的行列。
我奉命每天早晨到校內一院掃地，然後去參加所謂的學習。不久馮先生病了，住進醫院，兩月後出院，仍參加原組學習。我向馮先生表示慰問。但也有人冷眼相對，如不相識。當時哲學系揪出所謂「黑幫」十幾個人，以馮定同志及王慶淑為首，還有任寧芬、湯一介等，多為原來的系領導及負責同志，這些人被稱為「黑幫」。他們每天拔草，接受批判。
當時還有很多學生到老教師家搜查，稱為抄家。1966年9月初，哲學系五年級的一幫學生由助教莊卬帶隊到我家搜查。我自調到北大，住在中關園平房16號，他們來抄家，鬧了一下午，抄走了日記及筆記卡片等，大約是想從中找出我的反動思想的「罪證」。他們沒有抄去我的著作手稿，其中包括未曾發表的《天人五論》原稿，這真是萬幸！莊某後來成了「四人幫」的幫凶，在上世紀70年代死去了。馮先生被抄的次數更多了，但未動他的藏書。
從1966年6月到1967年5月，差不多有一年，我天天一大早從中關園家裏趕往學校，掃地、抄大字報。掃地意在得勞動改造之神韻，而抄大字報成了我們這些老知識分子對於革命小將的最後一點可利用的價值，我們手中的筆墨淪落至此，豈不哀哉！
到了1967年6月1日，「文革」一周年，哲學系「文革」領導小組宣佈：張岱年、黃楠森、湯俠聲、葉朗、吳天敏五人檢查得較好，予以解放，從此我們五個人不掃地、不抄大字報了。我遵命參加王憲鈞、任華、晏成書等人那一組的小組學習，每天看大字報，聽大喇叭廣播。當時北大的造反派分裂為兩派，一派是「新北大」，一派是「井岡山」。兩派鬥爭激烈，你死我活，各自都天天用高音喇叭高聲廣播，革命動向就這樣日復一日地灌到我們耳朵里來。
1968年8月初，哲學系「文革小組」令我換房子搬家，從原住中關園16號搬出，換住到中關園二公寓裏一間半的小房間。我不敢違抗，遵命以大換小，於是不得不賣掉四平板車的舊書，又賣掉沙發。當時家具店不願收沙發，必須有書桌陪着，就又搭賣一個書桌。一家人擠擠挨挨，總算勉強安置下來。
北大造反派的兩派鬥爭過於兇猛，所以1968年8月末，上面就派工人階級的「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校接管。那天晚上，命我們迎候歡迎，一直等到深夜，一個工廠的宣傳隊到了，大家列隊歡迎，我也站在學生隊當中。接着開大會，師生表示歡迎，我也說了兩句，一個工宣隊員立即斥責道：「你們資產階級教授，沒有發言權。」
接下來天天開會。過了幾天，宣傳隊員又問我們：「你們資產階級教授為什麼不發言呀？」這確實令我不知如何是好。王憲鈞同志問我：「不說不行，說了也不行，這怎麼辦呀？」他的話，是老教師的共同感受。以前我們對於古人身處亂世的心跡，容易求全責備，而自己一旦真切經歷「文革」時的情景，深感難為言矣。有一個青年工人專門和我過不去，每天都找我的茬，幸好過了幾天工廠把這個工人調回去了。
當時我們還算是參加群眾學習的，另有不少老教師則被關進監改大院（俗稱「牛棚」），如馮友蘭先生、馮定同志等，都不能參加群眾學習。後來，將哲學系教師都集中到38號樓居住，有家難回，每天開三段會，時時刻刻鬧不停。當時掌管哲學系的宣傳隊開了多次大規模的批判會，批判馮定、馮友蘭等，有一次也將鄭昕揪出來加以批判，黃子通也受到隔離審查。對我經過內查外調，證明我確實沒有歷史問題，沒有將我關進「牛棚」，但是也開了兩次小規模的批判會，仍批我1957年的「右派」問題。並說以後還要再批，但後來也就沒有下文了。過後才知道，周總理講話有指示，說摘了帽子的就不是「右派」了，不應再批。
北大兩派鬥爭時，誤殺了兩個學生，宣傳隊進校後，揪鬥嚴厲，教職員中多人自殺。北大教授大多數被定成反動學術權威，其中最有名的「四大反動學術權威」是翦伯贊、馮定、馮友蘭、朱光潛，「小反動學術權威」就不計其數了。多少次開批鬥會，他們四個每次在台上一站就是兩個多鐘頭，苦不堪言。後來翦伯贊不堪凌辱，自殺了。翦自殺後，宣傳隊受到上級領導的批評。於是宣傳隊找馮友蘭先生說：「你可千萬別自殺呀！」馮先生說：「我決不自殺。」宣傳隊又到哲學系對我們說明翦伯贊自殺的情況，藉以安定人心。此後，運動逐漸「轉入正規」。
回想「文革」初起，我剛從農村返回學校，一時也不明就裏，也認為這是報紙上所說的「是反修防修的需要」。但事情隨後的發展，卻讓人觸目驚心。在「文化大革命」中，每天開三段會，早請示，晚匯報，高呼「萬壽無疆」、「永遠健康」，我心裏實不以為然，認為這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但當時迫於形勢的壓力，我也不敢說出心裏的反感。心口不一，隨波逐流，雖出無奈，如今思之，實有愧於平生所學！
我當時雖也思考何以會出現這種局面，但囿於一己聞見，對於政治上的問題也想不清楚。我覺得「文化大革命」是個大錯誤。列寧認為對傳統文化還是應選擇吸收，毛主席早年也講要批判地繼承。我也痛感中國的歷史太曲折，本來中共「八大」的決議是比較正確的，現在改革開放所實行的方針政策其實和「八大」的路線還是一致的。可是「八大」的方針不到半年就推翻了，以後反右派、廬山會議，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終於釀成一場空前的災難。我老是想着孟子的一句話：「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而所謂的文化大革命確實做到了「率其子弟攻其父母」，這是反常的，真是舉國若狂了。
1969年9月末，宣傳隊號召教職工到江西鄱陽湖畔鯉魚洲「五七」幹校勞動鍛煉，名單上有我，我就整理行裝隨着隊伍乘火車前往江西。
到鯉魚洲後，哲學系與歷史系合編為第八連。大家住在大草棚里，江西冬春多雪，往往夜間降雪，次日早晨發現頭髮上有不少雪花，因為頭是向外的。初到鯉魚洲，我也參加運石子、編草簾、插稻秧等勞動。因我年紀已過60周歲，後來就被編入老年組，同組還有王憲鈞、周先庚、桑燦南、吳天敏、李長林等，從事種菜等相對較輕的體力勞動。
江西土質是紅土，在鯉魚洲，真可謂是「下雨一包糟，天晴一把刀」。泥地很滑，我經常摔跟頭，有一次摔傷左腿脛部，痛了一百多天才好。俗話說，傷筋動骨一百天，確是如此。在勞動時，兩手都是泥土，喝水不易，於是養成習慣，早飯後喝一大杯，即去參加勞動，午飯前一大杯，午休後一大杯，晚飯前一大杯。除此以外，每天各時段中間不喝水。這一習慣我保留至今，可謂是「五七」幹校之遺贈。
八連常讓老年人值夜班，夜間坐在草棚外守望。我經常輪值夜班，坐在棚外。此刻，夜闌人靜，萬籟俱寂，頗有靜觀之趣。仰望天空，北斗儼然在目，別有一番樂趣。多年以來，我住在大城市，房屋櫛比，煙塵彌天，很難見到星斗。今一片空闊，仰觀天象，星雲皎然，使我頓感心底一片澄明。
1970年10月，八連領導宣佈，石堅、張岱年、湯俠聲等可以先期回校，於是10月3日啟程北歸。到此，我在鯉魚洲整整度過一年。次年起，馮定、王憲鈞等也陸續回到北京。
重返學校後，讓我參加新開始招收的工農兵學員的教學輔導工作。當時的情況是，老教師要聽青年教師的，青年教師要聽工宣隊師傅的。昔日的學生凌駕於昔日的教師之上，少壯者對於老年人都是直呼其名。馮友蘭先生已年近八十，年輕人對他仍直呼其名。工農兵學員們呼我為「老張」，這就算很客氣了。
（摘自《張岱年自傳：通往愛智之門》，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1月版）
2024年12月0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