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寫於2014年）
編者按語
這類的自我侮辱的文字在習近平統治下的牆國里再次出現並不奇怪。記得李文亮被逼在警察派出所寫悔過書嗎？
我本人從2013年起，被中央黨校多次逼迫寫檢討書，每一次我都拒絕，半個字都不寫，直到2020年7月離開中國。黨校紀檢委找我談話時說，平時你都那麼好說話，怎麼現在你就這麼硬呢？
曾有一另一個學院的教授好朋友，因為一篇文章被校領導揪住了逼他寫檢討，他寫了5次，都不能過關，晚上打電話問我怎麼辦？我說一個字都不要做檢討，只做情況說明。別給自己頭上扣帽子，你給自己頭上扣帽子，就算有校領導想保你過關都難辦了。存心要整你的人就會拿你的自誣做根據，砸你的飯碗。你可以寫情況說明，不要提任何政治問題。學術研究就僅僅是學術研究，充其量是學術功底不足以支撐研究複雜課題，以後在學術方面更加注意讀書調研和思考積累。
我的感受是：只要你退讓了，有第一次寫檢討書，就會有以後的無數次寫檢討書。他們逼迫你自誣，逼迫你俯首貼耳，這是精神上打斷你的脊梁骨，讓你從此抬不起頭來無法做人。此後你只能當狗一樣的活着。
這種手法其實在毛澤東時代差不多每個知識分子都經歷過，太陽底下並無新鮮事。
——蔡霞
最近幾年，越來越多的「WG」或反「右」時期的受難者、倖存者開始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撰寫各種形式的回憶錄、訪談、口述史等等，記錄自己所親歷的那個荒唐歲月。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一部分內容，是對自己「WG」時期所犯過失的懺悔和反思。這些作品的書寫者常常有雙重身份：既是災難的承受者，不同程度上也是別人災難的製造者，關於後者的記錄是對自己過失的見證。這是特殊意義上的「見證文學」：見證自己的污點言行，以便重獲做人的尊嚴。盧弘在《我的一件虧心事》中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
陳英，一個四十年代初就參加了抗日的傑出女性，因向領導如實地交待自己被國民黨俘虜的經過，被定為自首變節，開除黨籍。反「右」期間她就導提意見，被打成「右」派，從此淪為「賤民」。「文革」一來，她又被打成叛徒，「組織」迫使其丈夫與她離婚。在百般無奈之際，她到北京向自身難保的盧弘求援。盧弘在文中講述了自己對這位曾經親如手足的難友從同情到厭惡，從親近到逃避的變化過程。30多年後，作者依然無法逃避良知的叩問——
我國有句諺語：「為人不做虧心事，半夜不怕鬼敲門。」我卻不能坦然地這麼說。因為我做過虧心事，並且關乎一條人命！
她是我的一個女戰友，一個也曾年輕又才貌雙全的好大姐，與我親密得如同一對非血緣的姐弟。然而，我在她最需要幫助和救援時，卻切斷了與她的一切聯繫，致使她如今是死（按照當時情況，這幾乎是必然的）是活（若還在世她已過80高齡了），我都概不知情。
我的記憶琴弦一旦觸碰到她，就會如山呼海嘯、天崩地裂似地震撼着我，衝擊着我，使我永難安寧……
《炎黃春秋》有一個專欄叫「懺悔錄」。那裏的刊載的都是反省的文字。有一篇文章是馬波（老鬼）寫的，文章寫到「WG」初，他偷看同學宋爾仁的日記並把它交給「組織」這件事。作者坦誠地寫道：「我交了他的日記本對他的殺傷是巨大的，影響了他一生的命運。這是我這輩子乾的最缺德的事。我對不起宋爾仁。」1967年8月5日在北京糧食學校的武鬥中打死了同學的王冀豫，在四十四年後這樣告訴自己：「靈魂深處總有些東西根深蒂固，冥頑不化，但理性還是反覆清晰地告訴我：『你是罪人！』一個性相近，習相遠的人世間，為什麼盛產那麼多仇恨？懺悔是不夠的，也許這一切需要幾代人的反省。」當年的人大學生，現在的高校教授趙遐秋為自己當年跟風整人，使同學邢志恆自殺而懊悔。韋君宜寫到自己在反「右」時服從「組織」安排撰文批判黃秋耘而悔恨終生。[5]
這種懺悔意識和對自己的無情解剖，是思痛文學中最具有道德力量和情感震撼力的部分（儘管總體而言願意做這樣的懺悔和反省的人還很少）。因為這是一種特殊的見證，即通過當事人自己在「WG」時期被迫做出的污點言行，來見證「WG」的極端反人性本質。「WG」的一個主要特點之一，就是系統地、體制性、全面地剝奪人的自由和尊嚴（包括私人領域的消費自由、娛樂自由等），它是一場與普遍意義上的人、而不是與數量有限的政治異見分子為敵的浩劫。「WG」時期實際上不存在真正的「政敵」，那些所謂的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哪一個是真正與政權為敵的政治異見分子？他們恐怕做夢都沒有想過要推翻政權，或建立另一個政黨。正如北島在獻給遇羅克的詩《宣告》中說的：「我不是英雄/在沒有英雄的年代裏/我只想做一個人」。「WG」時期很多人面臨的其實是這樣的選擇：要麼有尊嚴地死，要麼沒有尊嚴地活。毋庸諱言，大部分人、包括知識分子，選擇的是後者。因此，揭露自己的污點言行，也就是揭露邪惡的制度。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WG」時期留下的知識分子的大量污點言行，最能反應「WG」不同於其他國家的人道災難的特殊性：「靈魂深處鬧革命」。靈魂深處如何鬧革命？答曰：沒完沒了的思想檢討，向組織交心。其結果就是大量檢討書的產生。檢討書是「文革」時期出現的重要文化現象（其源頭當然可以追溯得更早）。中國式極「左」政治對思想改造的重要性懷有極大的甚至是變態的迷信，它特別看重所謂「精神」力量。這或許是它與納粹主義、斯大林主義的重要區別。納粹對改造猶太人思想不感興趣，所以直接進行肉體滅絕；斯大林對的大清洗也大體如此。只有「WG」對摺磨人的精神世界懷有變態的興趣，樂此不疲。沙葉新先生在題為《「檢討」文化》的一篇文章中說過：「在中國，凡是在那風雨如晦、萬馬齊喑的年代生活過的人，他很可能從沒受過表揚，但不太可能沒做過檢討；他也很可能從沒寫過情書，但不太可能沒寫過檢討書。連劉少奇、周恩來這樣的開國元勛都做過檢討，連鄧小平、陳雲這樣的輔弼重臣都寫過檢討書，你敢說你沒有？上自國家主席、政府總理，中及公務人員、知識分子，上至工農大眾、普通百姓，更別說『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了；無論你是垂死的老者，還是天真的兒童，只要你被認為有錯，便不容你申辯，真理始終掌握在有權說你錯的領導和自認永遠對的領袖手中，自己只得低頭認罪，深刻檢討……」
張中曉在論及當代中國的精神批判時指出：「對待異端，宗教裁判所的方法是消滅它，而現代的方法是證明其系異端；宗教裁判所對待異教徒的手段是火刑，而現代只是使他沉默，或者直到他講出違反他本心的話。」其中「講出違反他本心的話」這點最值得注意，在這種「違反本心」的話中，主要就是自己糟踐自己的話，就是大量違心的檢討和檢查，大量污點言論。對此，錢理群概括道：「XXX思想專政的最大特點，是他最擅長的精神統治手段。」
郭小川文集中有一集名為《檢討書——詩人郭小川在政治運動中的另類文字》。編者、郭小川的女兒郭曉惠在「前言」中寫到自己發現父親的這些手稿時候的感受：
這些發現給我和我的家人帶來的感受是複雜的，那麼多驚懼的懺悔，那麼多執着而無力的辯白，那麼多載負着良知重壓的違心之言。……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字「作品」啊，看着它們，我心裏一會兒發酸，一會兒發疼，一會兒又像灌了鉛似的沉重。
這就是檢查——一種令人進行精神自戕的語言酷刑！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睡多少沒有這樣的經歷呢？……父親是那樣一個真誠、善良的人，他也是有着強烈的內心尊嚴的！可以一次又一次，一撥又一撥的檢查交代，幾乎把他的尊嚴統統埋葬了。……面對着這無數張一字一格認真寫就的稿紙，再看父親晚年的照片，我無法想像，這樣的「語言酷刑」對一個人精神上的傷害究竟有多深。
在如何處理這些「檢討書」的問題上，我們是有過躊躇的。公開披露，似乎有損父親在人們心目中的形象，況且這又是那麼一段不堪回首的痛史，有什麼必要再拿出來聒噪今天這一片笙歌呢？可是正因為是痛史，所以更不應該被遺忘。這樣一種記憶，對生者是有特殊教益的。
父親的這些檢討書，從內容上看有一個從主動辯解，到違心承認，再到自我糟踐的過程。為了解脫過關，不得不一步步扭曲並放棄自己的人格立場。從這個過程中，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一個人的精神是怎樣在這種「語言酷刑」的拷訊下，一點一點被擊垮的。
郭小川的檢討書是他的女兒在作者死後為他編的，非常相似的是，徐幹生的《復歸的素人》中的檢討書、交代日記等，也是他的兒子徐賁在父親去世後為他編的。郭曉惠所說的「精神自戕」、「語言酷刑」在徐賁筆下被表述為「誅心的檢討」：「誅心」正體現了「文革」最為反人性的一面：它不僅讓別人侮辱你，還讓你自己侮辱你自己，讓你自己糟踐自己，踐踏自己的尊嚴。讓你被迫與一個你厭惡的自己為伍，讓你被迫做違心的自我貶低、自我懺悔，檢查自己莫須有的「罪行」。這就是所謂「精神自戕。」沙葉新寫道：「檢討是精神的酷刑、靈魂的暗殺、思想的強姦、人格的蹂躪，它剝奪你的尊嚴，妖魔你的心靈，讓你自虐、讓你自污，讓你自慚形穢，讓你自甘羞辱，讓你精神自焚，讓你靈魂自縊，讓你自己打自己的耳光，讓你自己唾自己的面孔，讓你覺得你是世界上最最醜陋、最最卑下、最最錯誤、最最必需改造的人！這樣的檢討是最讓人痛苦的，大詩人聶紺駑有兩句名詩：『文章信口雌黃易，思想錐心坦白難。』說的就是檢討時內心巨大的痛苦。」
郭曉惠和徐賁都是在高度的責任心驅使下不怕「玷污」父親的名聲這樣做的，這種理性、責任心和勇氣值得敬佩。一個人在特殊環境下被迫做了自我貶低、自我侮辱的懺悔、檢查、交代，違心地檢舉揭發了別人，這是可以得到諒解、甚至值得同情的，我們不能苛責他們。問題是：時過境遷之後，你應該如何對待自己的這些不光彩文字？如同郭曉惠所言，檢討、交代、揭發、檢舉，通過百分之百「真誠」的口吻說着百分之百的虛假謊言，等等，作為「WG」時期的制度性強迫與侮辱形式，很多知識分子肯定都做過。甚至可以說，「WG」之所以是「WG」，就是因為它強迫製造了大量這樣的污點言行。但是除了極少數知識分子之外，大家至今都還裝聾作啞，諱莫如深，好像根本沒有發生過這一切。我敢肯定，這些人不可能重獲自己的尊嚴，亦即制度強制一個人通過自己污點言行而被剝奪的尊嚴。社會的原諒、他人的同情，大眾普遍的遺忘，都不能替他找回自己曾經失去的尊嚴，因為這尊嚴畢竟是通過他自己的言行喪失的（即使在強迫的情況下）。這一點，就算別人不知道，你自己卻知道。這個既是受害者又是施害者的人，必須通過一種特殊的作見證行為，即為自己那些喪失尊嚴的言行作見證，自己把自己放在自己設立（而不是他人設立的）的審判席上，才能找回自己的尊嚴。找回這個尊嚴的最好方法，或者可以說是唯一方法，就是真實地暴露自己是如何被迫失去尊嚴的，是如何在非人性的制度面前被迫屈服的。
如何能夠做到這點？什麼力量推動一個人在沒有他人威逼、甚至沒有他人知曉的情況下主動暴露自己的污點言行？是什麼力量促使當事人在缺乏自我反思的文化傳統的社會主動站出來「自爆家醜」？公開自己感到羞愧的事情？這樣做到底是為了什麼，又有怎樣的意義和價值？
在我看來，《復歸的素人》要回答的正是這個問題。我相信，徐幹生一直保留着自己的檢討、交代、揭發檢舉文字，並不只是出於對社會、國家、民族的責任感，而是為了給自己一個交代，也就是說，他不願意和一個不敢面對、不敢公開自己過去之污點言行的那個「我」為伴，因為這個「我」是徐幹生厭惡的、不願與之為伍的「我」，是「文革」極「左」政治強加於他的我（儘管通過自我貶低的方式），即使沒有任何一個人知道曾經有這樣的一個「我」，但他徐幹生自己知道。這就是徐幹生了不起的地方：他必須公開這個「我」，從而告別這個「我」！任何不敢直面這個「我」、公開這個「我」的人，都仍然生活在這個被極「左」政治扭曲的「我」的控制之下，都不可能重獲尊嚴。
這與編者徐賁給出的解釋是吻合的：「我父親以他的『WG』日記和檢討參與了對中國社會公共語言的敗壞。他在復歸為一個素人之後，對此是有自我反省的。他這樣做，不是因為他覺得自己能就此改變這種久已被污染的語言，而是因為使用不潔的語言，與他個人的做人原則不符。」所謂「與他個人的做人原則不符」不就是自己不能和自己交代嗎？這個所謂「做人原則」，不是一種外加的行為規範，也不是社會上流行的習俗，而是一種自己設立的、對自己負責、對自己的行為進行監督的內在戒律。在一個依然缺少自我反思和懺悔傳統，人人爭相隱瞞自己的污點言行，大眾對此也習以為常的社會，一個仍然有大量的假話在玷污我們的語言的社會，通過反思和檢討自己以前的不潔語言來回歸語言的純潔性，這種行為不可能是因為外在社會環境所致，它只能源自個人的良知。據阿倫特的理解，這良知就是一個人「不能忍受自己和自己不一致。」在《奴性平議》一文中，徐幹生這樣寫道：「要從奴性復歸人性，我們已經等不及讓社會學家慢慢地來給我們開出奇效的藥方。在我們等待藥方的時候，不妨自己身體力行，先做起來，做一個能夠擺脫奴性的人，以限制這一疾病的蔓延。」在我看來，把用不潔語言書寫的悔過書和檢討書公開發表，這個「先做起來」的行為就是向告別奴性邁出了一大步。
當然，我說這種行為的動因是個人的，並不是說它不具備社會公共意義。這種公共意義是一種阿倫特說的榜樣意義：雖然整個文化和社會仍然沒有建立起鼓勵人們見證自己污點言行的機制，雖然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仍然沒有勇氣通過暴露那個曾經不光彩的「我」進而徹底告別這個「我」，郭小川、徐幹生等人的見證行為也不能得到周圍環境的支持，但他們的見證行為卻依然像一道閃電照亮了沉睡的黑暗，讓我們意識到：在一個社會規範敗壞，人們不能通過遵循現存規則保證自己行為的德性的特殊年代，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