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達夫婦
向達，自稱出生於官僚地主家庭。祖父是曾國藩幕僚，父親做過廣東梅縣知事；父子二人皆中年早逝。向達9歲便失去父親，隨母親返回家鄉湖南漵浦。自此，家境漸衰，向達是在母親含辛茹苦的培養下長大的。他24歲時畢業於東南大學歷史專業，當年即考入商務印書館編譯所，任英文見習編輯。同時在中國史地學會幫助柳詒徵先生編輯《史學與地學》。後商務印書館根據其特長，將他調入史地部負責審查校對書稿。
此後，向達將自己的研究方向，確定在西域史和中西交通史方面，並成為這方面的權威學者。
1948年底，北平被解放軍圍困時，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乘飛機匆匆南下，北大圖書館館長毛子水也隨之而去。當時，湯用彤暫代校長職務，他請向達接任圖書館工作。1949年2月，北大由軍管會接管，向達仍然以歷史系教授身份，兼圖書館館長。當年，在一份個人情況的內部材料中，黨組織對他的評價是：「富有正義感；自高自大，有學術獨立超然的思想；有士大夫的堅貞，無士大夫的冷靜；解放後對黨極其擁護，但對民主人士非常不滿，罵他們卑鄙。」
為何對民主人士不滿？他的學生鄧銳齡回憶說：他接觸了某些民主人士，認為這些人於革命貢獻不多，卻居功自大，甚者有不可一世之概。如北大許德珩教授發起組織九三學社，上級領導特地為他配備專車出入校舍，頓時聲名驟起，身價不凡，向達與楊人楩就在私下場合謔稱之為「黨魁」。
令向達沒想到的是，他的社會頭銜也開始多了起來。1949年，他被提名為北京市人大代表，1954年，當選為北京市人大代表，1955年被提名為第二屆全國政協委員。
1951年，中國史學會在北京正式成立，他是理事，並任秘書長。1954年5月，中國科學院任命向達為歷史研究所第二所第一副所長（所長是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陳垣）。同年6月，又被評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也是在這個時候，他開始對現狀表示不滿，認為社會活動過多。
受到重視固然高興，但社會活動太多，以致嚴重影響到讀書、研究，這也讓他深感抱怨，甚至在開會時大發牢騷。這是因為解放後一次又一次的運動，實在讓人難以招架。
從1952年1月中旬到6月下旬，北大兩度停課，幾乎有半年時間，全校師生捲入三反五反運動、思想改造運動、忠誠老實等各項運動，大會小會接連不斷……尤其是思想改造運動，每人要在小組內自我檢討資產階級思想，由其他組員評議；有的還需在本系師生或與外系師生召開的聯席會上反省並聽取意見。重點人物像法學院的周炳琳教授，則要求在全校大會上多次檢討，直到師生們最終認可，才算「過關」，允其「下樓」。
向達對此很有看法，覺得這是強迫教師自己作賤自己，彼此互鬥。他堅守內心的底線，絕不配合。
北京學術界發佈聲討傅斯年的宣言，找到向達，向達表示絕不乘人之危，拒絕簽名。
他非常看不慣有些人的變色龍嘴臉。當年傅斯年離開北平時，有兩位學者送行，口口聲聲說決不辜負老師的培育之恩，但轉眼就簽名背棄老師，向達對此非常鄙視。這兩位學者的專業都是田野考古，在全國一片學馬列的高潮中，也附庸馬列，表示要用馬列主義指導考古。向達對此就很不以為然。
湯用彤是向達的老師輩，對向達十分器重。即便是這種關係，當湯用彤在自己的舊作《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重印後記里，說要「試圖用馬列主義的觀點指出本書的缺點」，向達就認為「是降低身份」。
而他自己的著作《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在1956年出版的「作者致辭」中，向達既沒有用馬列作為標準批評自己的舊作，也沒有說今後要用馬列指導自己的研究。
鑑於他在運動中的消極表現，黨內曾有人想把向達列為系一級的批判重點，幸虧有人說情，才放他過關。
對於思想改造這類做法，向達很有意見。1956年，他曾對學生鄧銳齡說起過這樣一件事：上海某大學思想改造中燒毀某教師的著作，還勒令他親到現場觀看。這使同為大學教授，並將學術研究視為生命的向達十分反感。
當時，學術界普遍存在「外行領導內行」，且工作作風十分粗暴的現象。向達很有看法，不止一次在會上提出批評。到了1957年整風反右，他的上司歷史系主任翦伯贊寫文章揭發向達，說他對科學院黨的領導大肆攻擊，說黨員幹部都是外行，「根本不懂業務」，科學院領導「有如張宗昌帶兵」，形同軍閥。他還經常摔烏紗帽，以此表示向外行抗議。……他身為北京大學的一級教授、圖書館館長，又是科學院哲學部學部委員，歷史研究所第二所的副所長。他不把這些看作是人民給他的光榮，反而誣衊黨「既外行又不信任人」，對非黨人士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思想，認為「科學院是宗派主義的大蜂窩」。他挑撥說黨把科學家看作「街頭流浪者」，「呼之則來，揮之則去」，並厲聲責問：這是「把我們科學家當成什麼人看？我們是受氣，我要控訴。」
翦伯贊的批判可謂字字誅心，上綱上線。
在中科院舉行的另一次會議上，陳垣以向達的直接領導、歷史研究所第二所所長的名義，專門針對向達作了批判發言，將向達定性為右派分子，逐條駁斥他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行。對於這場批判，陳垣自己頗為滿意。也讓向達見識了什麼叫做內行斗内行。
向達最終被劃為右派，還與他呼籲把土家族認定為一個獨立的少數民族有關。
他和潘光旦在此問題上看法一致，並把相關言論發表在全國政協的《會刊》和黨的機關報上，持論有據，用語平和，並無過激之處。然而在隨後的反右運動中，兩人的這一行為被認定為「搞民族分裂主義和破壞民族團結」，被雙雙劃為右派。
向達被劃為右派後，所有職務均被撤銷，只保留了北大歷史系的教授職稱（但不再是一級教授）。北大黨委書記江隆基在宣佈對右派的處理政策時說，有人如果不願接受上述處理，也可以提出申請，可以辭職回家，自謀生路。
當年的情況，已經不是劉文典時代，踢了老蔣一腿，然後從安徽跑到北大，照樣可以教書上課。新社會實行戶籍糧食政策，一旦離開單位，生存都是問題。所以在歷史系右派問題小組討論會上，性格倔強如向達者，面對江書記的上述發言，也只能服軟，表示願意接受改造，他沉痛地說：「我如果離開黨，哪裏還有什麼個人的出路呢？」
兩年後，向達、潘光旦被摘掉右派帽子，成為最早的一批摘帽者。雖然右派的帽子摘掉了，但仍舊是摘帽右派，低人一等，只不過比戴帽右派，有所區別而已。
也許是因為摘帽的緣故，接下來的幾年，向達還能不斷參加政協活動，說明他的政協委員還保留着。
直到1964年政協換屆之後，政協的會議和活動，就再也看不到向達的身影，說明他已經不再是政協委員了。
然而這樣一來，不是委員的向達，反而有了較多的時間，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整理出版「中外交通史籍叢刊」的工作上。
1966年春天，向達關於中外交通史料的整理計劃又有所擴大。正在他雄心勃勃之時，文革爆發，向達再次受到衝擊。他是北大第二批被揪鬥的牛鬼蛇神。在反覆批鬥之後，隨同其他被批鬥者一道，下放到昌平勞動鍛煉。
據鄧廣銘回憶說：66年9月27日，臨近國慶，校方命令我們立即下鄉，向達也在其中。下鄉以後，人分兩組。一組是罪行嚴重的牛鬼蛇神，其餘二組罪行較輕。向達分在一組。他患有尿毒症，腿腫，走路疼痛。他對隨隊的監管醫生說了自己的病情，醫生只發給他消炎片，也不讓他看病。哪知他這病不能吃消炎藥，越吃越壞。我們是10月14日回北京的，向達所在的一組繼續留在昌平。直到病勢垂危，向達才被獲准回家。此時已經病入膏肓，很快就去世了。關於向達病逝的時間，說法不一。有說11月20日的，有說11月24日的，也有說11月30日的。
亂象叢生的年代，就連死亡日期，也是眾說紛紜，無法確定。
參考資料：
孟彥弘《一位倔犟的歷史學家——向達別傳》
何齡修《向達先生二三事》
2024年12月0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