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維鈞，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1985年11月14日）
一定意義上講,顧維鈞代表了整整一代民國外交的形象;一定意義上講,顧維鈞也代表了民國年間相當一部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職業形象和政治形象。
顧氏在自己的活動領域留下過明顯的歷史痕跡,反過來,民國政治的局限性在顧氏身上也留下過明顯的歷史痕跡。體現在顧氏個人身上的這種雙向的歷史痕跡,既是顧維鈞的個人特徵,也是那個年代某種意義上的典型的政治現象。
▌顧維鈞的美國觀：美國不是帝國主義
顧氏一生與美國結下了不解之緣,並且有一套自己的美國觀。顧氏對於美國的一個基本認識是:美國不是帝國主義。
顧對帝國主義一詞這樣解釋：「這個詞主要是指一種主張殖民主義的政策,而非意指政體。」如果以顧氏的解釋看問題,美國在世界列強中是較少推行殖民主義政策的。
顧氏一向重視研究外交史,他說：「從中國的外交史上來看,英國同德、俄、日、法各國一樣,一向被視為帝國主義列強……人們普遍認為中國的重重困難,大都來自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國家在中國實行的殖民主義和政治控制政策。」
在顧氏開列的這份帝國主義名單中,美國是除外的,因為他認為與上列各國在華推行的殖民控制政策相比,美國的程度顯然較低。概括而論,美國不是帝國主義,是顧維鈞全部美國觀的基點。
本文不必分析這一論點是否切合歷史實際,僅想指出這便是顧氏處理中美關係的出發點。所以在與美國的交往中,顧氏認為可以無保留合作,即使是牽涉國家主權。
▌敦巴頓橡樹園會議：顧維鈞的魄力，蔣介石的短視
1944年8月至10月,顧氏率團赴美參加敦巴頓橡樹園會議,這時,國民黨軍在日軍一號作戰的打擊下一再潰退,美國提出由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蔣介石則予以嚴拒,為此,中美關係一度惡化。
▲敦巴頓橡樹園會議現場
顧氏的意見與蔣相反。顧氏就此問題與中國駐美軍事使團團長商震進行磋商時,商震認為：「中國軍政部在同美國打交道時,對中國主權問題過於敏感。」
顧與商都認為：「美國是我們最好的朋友和盟國,畢竟對中國並無任何政治或帝國主義野心。」
因此,顧氏主張效法英國,向美國交出軍事指揮權。顧對孔祥熙說：「如果必要的話,就接受美國的要求」，「遷就一下這個盟國沒有什麼不得了……英國也正在這樣做。它對美國就持依從和忍讓的態度」。
在進行了上述磋商之後,顧氏於9月下旬向蔣介石發去一份電報,勸說蔣：「在與美國、特別是同美國政府領袖們交往,要儘量忍耐。中國在國際大家庭中畢竟朋友不多,我們在戰時和戰後重建,都需要美國的援助。」
顧還對蔣說：「在當前的情況下,不能讓他們大失所望,以致他們撒手不管,讓我們自己處理自己的事。」
9月底,蔣致電孔祥熙,表示：「他是中國的國家主席，因此在關係到中國主權和國家未來的問題上,他是不可能讓步的。」
蔣表示即使美國撤回第14航空隊也不能使他妥協，「像中國抗擊日本的最初幾年那樣,他可以單獨繼續進行抗日戰爭」。該電實際上是對顧氏論點的答覆。
這場危機的結局是,以美國撤換史迪威而告終。
▌顧維鈞的經驗：美國對華外交的三大特點
顧氏的上述論點,主要來自於美國不是帝國主義這一認識。作為外交官,顧氏對美國的認識主要來自於自身的經驗,而非觀念。在長期的交往中,顧氏認為美國對華有如下幾個特點。
其一,美國對華有一種「感情上的興趣」。
顧說:在世界列強中，美國「受到中國人民的喜愛。在列強對華掠奪初期,美國並未達到其他西方主要列強那樣的程度;同時也和其他列強不同,它對中國有一種感情上的興趣和理想上的目標」。
美國的這種不同於別國的感情上的興趣,其表現之一是：「當外國人侵略中國時,除了美國,其他大國一般只是在影響到他們的切身利益時才出面干涉」。在顧氏看來,美國對華的「同情」,有時不是以直接的切身利益為出發點的,而是一種「興趣」。
其二,在美國的對外關係中,其對華關係是居於次要地位的。
顧氏認為美國在對外政策的制訂上,受到這樣一種因素影響,他說：
「美國人民在對世界局勢的看法上有分歧。住在大西洋沿岸的美國人,對歐洲較感興趣……住在中西部的美國人,則不論對歐洲還是對太平洋發生的事情都有些漠不關心,住在西海岸的美國人則對中國和遠東深為關切……白宮和華盛頓的各種勢力,一般說來,同大西洋沿岸各州的觀點較為一致。」
把美國人對外部世界的態度按上述地區分作三類,顧氏認為美國的對外政策所以重歐輕亞,主要是由於華盛頓靠近大西洋沿岸各州。
其三,顧氏認為與英國的較為穩定的對外政策相反，「美國外交政策缺乏一貫性,尤其是對中國」。
顧氏認為美國的對外政策存在一種情緒化傾向,他說：「美國的對外政策是開放、天真和衝動的——當美國的情緒正常時,非常慷慨大方,但當不高興時,則非常殘忍。」
正是這種情緒化傾向,影響了美國對外政策的連續性。在長期的交往中,顧氏曾反覆領教過美國的「慷慨」與「殘忍」。
▌蔣介石眼中的顧維鈞：「膽子有點小」
在中國與美國交往的方式上,顧氏主張採取低姿態,顧氏認為40年代後期中美關係的惡化,其起因在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我國的領袖們對於他們在國際政治影響中的地位所作的過於自信的估計」。
尤其是成為四強之後，「中國過分妄自尊大起來。於是 中共領導人常常在處理與美國的關係上持不妥協態度」。顧氏曾不無遺憾地說：
「我曾屢次力圖向蔣委員長解釋與美國人打交道的最佳方式。委員長採取他認為可以使美國人信服的那種方式。但他的思想和推理方法是中國式的,不甚適合美國的情況……在和美國人打交道時要順其性情,不宜披其逆鱗。」
看來,顧氏是不主張以中國方式與美國打交道的,或許因為這一點,蔣介石對顧氏的一個印象是：「有點膽子小」。
▌落幕：顧維鈞外交生涯的「空白時期」
顧維鈞是本世紀（20世紀）美國現代外交發展過程的見證人。當他初次出使美國時,美國還是一個不太重視對外關係國家,並且也沒有形成通盤考慮的對外政策，「僅僅是一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用以對付南美、遠東(如義和團運動)或歐洲出現的某一具體問題的政策而已」。
顧氏認為,1947年3月發表的杜魯門主義,標誌美國開始有了全球性的對外政策。認為「這確實是美國制訂政策的傳統的一次重大轉變」。但顧氏還是認為美國是一個閱歷不深的民族,因此，「指望美國人對國際局勢發展的錯綜複雜情況,能高瞻遠矚,了如指掌,這是不恰當的」。
顧氏一生的外交路線,基本上是「賴美為助」,也就是說,當他一旦不能從美國獲得支持時,其外交也便步入窮途。在國民黨退居台灣前後那段時期,顧氏作為駐美大使,其基本任務就是爭取美援。
顧對其密友杜勒斯說：「抵抗共產黨的前進究竟能有多少成效則全賴從國外,也就是從美國能得到多少援助和支持。」
而杜魯門、馬歇爾則強調國民黨必須自助。杜勒斯也曾反過來要求道：「為了得到美援,中國人首先必須自助。」
由於國民黨無力支撐戰局，美國對顧也日漸冷淡。在與馬歇爾的一次談話後，顧氏在日記中感慨地寫道：「過去三十年中,我至少和十幾個國家的三四十位外交部長談過話,打過交道,其中包括六位美國國務卿,但這是我第一次感覺到難以開誠佈公交換意見。」
與遠東司司長巴特沃思的接洽更為不快,顧氏感到：「從巴特沃思的謹慎和冷淡來看,他把我看成了蘇聯大使」。
顧說：「我要把這一歷史階段稱作美國政治才略的空白時期。」此論能否成立姑且不論,但在顧維鈞的外交生涯中,這肯定是一段「空白時期」。
溫源寧說：「他（顧維鈞）的朋友和敵人全都會承認，在國外代表中國利益的外交官中，再也不可能有比顧博士更好的了……」
作為中國第一代職業外交官群體中的代表人物，顧維鈞活躍於近代外交界近半個世紀，被譽為「民國第一外交家」。他既做過駐美國、英國、法國的大使，也做過駐國際聯盟和聯合國這兩個最重要的國際組織的代表，還做過外交總長、外交部長，在民國時期擁有如此豐富外交履歷的外交官僅此一人。
可以說，了解顧維鈞的一生，不但了解了民國外交史，也是在回望近代中國百年國運的變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