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復社會事件與概念的產生
關於報復社會的新聞與評論，源於2010年04月08日鳳凰網（轉載自新華網），2013年8月16日專欄《紐約時報》文章分析報復社會現象，提及當年陳水總的廈門公交縱火、冀中星在首都機場引爆炸彈，並將報復社會案例上推到2001年4月18日，案犯靳製造的震驚海內外的石家莊特大爆炸案，108人死亡；
報復社會事件，始於新世紀，而且是中國特色的社會現象與特有名詞，2001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的第一年，也是江澤民當政的高光時間，是所謂中國經濟融入世界、快速崛起的開始，而社會矛盾與衝突卻越激烈，甚至到了將社會作為報復對象的境地，經濟在走向成功，社會卻走向失敗。
二十年來，已有許多文章分析背後的原因，個人心態或精神疾病原因、家庭或單位矛盾衝突原因，特別是社會不公、投訴無門、絕望狀態後選擇最慘烈的方式對社會復仇，其實是對陌生人發泄仇恨。
這裏要指出的是，2008年7月1日，上海發生的楊佳襲警案、2011年江西連環爆炸案針對的是撫州市三處政府辦公地襲擊。嚴格來說，這類案例不屬於報復社會，因為報復者不是隨機性的針對陌生人，而是秉承傳統的冤有頭債有主的復仇原則，所以不屬於報復社會。報復社會者會受到普遍的譴責，而對製造冤案的公權力進行報復，卻受到公眾的理解甚至讚譽，說明民間社會或基於傳統的道義審判與現代法律審判的兩極化。
報復社會的原因與邏輯
今年10月23日晚，山東青島市北區人民路一輛水泥罐車故意衝撞多輛汽車，肇事司機同時拍攝視頻，大喊「共產黨不讓我活了，我要殺人」。
直接導致他活不下去的原因，並不是『共產黨』，但報復社會的司機有了終極追責，東西南北中，黨是領導一切的，按照共產黨的統治邏輯因此他的責罵是成立的，那麼他為什麼不去報復共產黨的政府？
另一極的邏輯決定了他選擇社會作為報復對象：
網絡上流傳無錫工藝傷人事件嫌疑人署名『徐加金』的遺書，信件以「當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為開首，指「所有人都是一個整體」。文中控訴工廠惡意拖欠工資，在廠里一天工作16個小時，精神與身體均受到虐待。
這封流傳的遺書沒有直接將矛頭指向共產黨，當徐同學受如此不公對待，基層黨組織與工會在哪裏？一百年前共產黨搞工運，針對的就是工廠里的不公與虐待，共產黨政權成為統治者，黨組織與工會均官僚化，而維權律師與媒體人均被打壓或封殺，底層社會必然黑惡化，徐同學仍然沒有直接去找黨政機關復仇，而是隨機報復陌生人，因為每一片雪花都不是無辜的，也都是有罪的。
人人有責的倡導，但人人卻並無公民權利，一切權力歸工會、歸農會，歸人民代表大會，只是革命成功前的口號，中共政權一步步集權，並形成毛時代與習時代兩個政治極權形態。不同的是，毛時代儘管各地有反抗，卻無法形成新聞效應，因為社會被完全控制，而新世紀之後，媒體有了一定自由度，特別是網絡信息及時傳播，人們在認知與觀念上有了升級換代，報復社會的工具也『現代化』了。
但報復社會現象仍然是較小概率事件，與報復黨政機關，報復單位領導、甚至報復外國遊客、小學生，共同形成社會極度不穩定因素，使社會有了普遍的不安全感。
對下追責與向下維穩
11月11日晚，廣東珠海市香洲區體育中心發生駕車衝撞行人案件發生第二天，習近平第一次就報復社會事件批示，批示核心內容三點『加強風險源頭防控，及時化解矛盾糾紛，嚴防發生極端案件』，風險源頭在哪裏？在底層社會，而不是黨和政府，由誰來化解矛盾糾紛？不靠透明的行政，也沒有人民代表、政協委員、黨組織主動去解決問題，維權律師已難以通過法律方式維護百姓權益，媒體報道也會被封殺或被地方政府阻止。
我們看到相關報道是：當局要求珠海各社區，對區內的「四無」和「五失」人員，進行登記和排查（「四無」，是指「無配偶、無子女、無工作或穩定收入、無房產等資產」的群體；「五失」，是指「投資失敗、生活失意、關係失和、心理失衡及精神異常」的人群），令當局意想不到的是，習近平批示之後，不同地區、不同方式的報復社會惡性事件仍然在持續發生，11月16日江蘇無錫工藝職業技術學院一名應屆畢業生，在校造成8死17傷，第二天，廣東工業大學又發生一起持刀砍人案，本文完稿時，又有多起報復社會案件發生，但有關部門開始封殺視頻傳播。有網友對公開報道出來的事件統計，僅今年報復社會的案件已多達25起。
公安部部長王小洪11月21日在全國公安機關視頻會議上強調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加強部門聯動，全面排查、實質化解各類矛盾糾紛，並嚴密重點部位防控、強化社會面巡控，嚴防發生極端案件。
現在看來，楓橋經驗即將民間矛盾下壓在社區解決，再加警察對弱勢群體的排查、嚴打，將成為中共治理報復社會與社會治安的主要方式。
這些解決問題的公權力，正是製造問題的人，他們打擊公民社會建設、打擊維權律師、迫害調查記者、封殺網絡曝光，使上訪成為不可能，社會普遍的不公不義，才使報復社會的災難性事件不斷發生，報復社會正在成為中共無解的難題。
作者吳祚來為獨立學者，現居美國加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