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優先」背後的孤立主義是什麼？＊阿波羅新聞網

本文作者布魯圖斯為美國共和黨海外事務組織（Republicans Overseas）亞太諮委會成員。他致力於服務RO與HF，並提供政治理論與政策相關的建議。本文由布魯圖斯遞交給HF內參文件重新節選與編輯而成，希望幫助北美華人與所有關切自由世界的中文人士一個理解MAGA運動的視角，理解川普總統及其引領的MAGA運動實際上有益於美國與自由世界。

以下是正文：

隨着川普重返白宮，「美國優先」議題再次成為焦點。民主黨和主流媒體將其視為「孤立主義」，認為這一政策可能削弱美國與盟友的關係，導致國際影響力下降，甚至被描述為「美國的倒退」和「民主的衰退」。然而，本文將挑戰這一觀點，通過分析「孤立主義」、「美國例外論」以及「西半球界線」的內涵，說明若川普能夠成功推動「美國優先」，不僅不會削弱，反而會增強美國的國際影響力，並回歸美國國父們的初衷。本文主張，「孤立主義」絕非「兩耳不聞窗外事」，而是真正「以美國為主導的國際秩序」。本文將簡要分析「孤立主義的源流，並闡發川普政府與MAGA運動將可以做的事情。

1823年的門羅主義通常被視為美國孤立主義的標誌，但孤立主義的精神遠在此之前就已萌芽。當清教徒於1620年抵達美洲時，他們簽署了《五月花號公約》（Mayflower Compact），這個公約體現了兩個關鍵精神：

第一，他們將在這片新土地上圍繞基督信仰建立一個共同體。

第二，他們在此將延續英格蘭的「自治」傳統。

這兩點揭示了一個重要的事實：新大陸象徵着一個全新的開始，而舊大陸最珍貴的兩大遺產——「信仰」和「自治」將在新大陸得到延續。我們還能在威廉·布萊福特的《普利茅斯墾殖記》（History of Plimmoth Plantation）等早期移居者的文獻中找到類似的宗旨。這一點同時也暗示了同期英國哲人霍布斯在《比西莫斯》（Behemoth）中留下的一條線索：整個歐洲大陸正變得日益封閉，而英國，作為一個海島，是最後的開放空間。英國正面臨抉擇——是隨舊大陸一同沉淪，還是另闢蹊徑，開創一條新的道路。

當溫思羅普牧師（John Winthrop）於1630年寫下他著名的《基督徒慈善的典範》（A Model of Christian Charity）時，他預見到新大陸將成為一個前所未見的焦點

「我們必須認識到我們將成為一座山上的城。所有人的眼睛都在看着我們。」

這個出自《馬太福音》的典故，成為日後美國國父們建國精神的核心。「山巔之城」與正在衰敗的舊大陸截然不同，它肩負着一份特殊的使命。這份使命最終以一種極為自信的方式在《獨立宣言》中得以明確表達：

「我們認為下面這些真理是不證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剝奪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命權、自由權和追求幸福的權利。」

這段文字經常被提及，其中的概念——「平等」、「生命權」、「自由權」等，早已廣為人知。然而，許多人忽略了其中一個至關重要的詞：「我們」。

政治理念不會自動轉化為法律，它必須依靠立法者去實施、執行和捍衛。當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說》中提到「自由與平等」時，他以「我們的先輩」作為開篇。這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封閉性，而非開放性。「我們」意味着這是一份屬於美國人的願景，並且有着獨屬於美國的制定與實現方式。這種認同不僅為美國的政治理念注入了力量，也成為其與舊大陸截然不同的重要標誌。

美國國父們要將自己與誰區分開來呢？誰是相對於美國人「我們」的「他們」？

國父喬治.華盛頓在《告別演說》中明示了這一點：

「歐洲有一套基本利益，這些利益對於我們毫無或極少關係。歐洲經常發生爭執，其原因基本上與我們毫不相干。因此，如果我們卷進歐洲事務，與他們的政治興衰人為地聯繫在一起，或與他們友好而結成同盟，或與他們敵對而發生衝突，都是不明智的。」

華盛頓明確主張讓美國遠離舊大陸，這不僅是避免與歐洲結盟或對抗，更深層次地包含了一種隱含的理念：美國不應與萬國萬邦站在同一高度。

「但願美國人不屑於做大歐洲的工具！」-《聯邦黨人文集》第十一篇

另一位國父托馬斯·傑斐遜在1780年代帶頭劃定的「界線」，則將這一理念付諸實踐：美國應與歐洲保持儘可能遠的距離。這位深諳舊歐洲傳統的弗吉尼亞人將自己的思想融入《巴黎合約》和《西北土地法案提案》中，最終形成了著名的「傑斐遜界線」。美國在新大陸的荒野中實現了洛克所倡導的「佔取精神」，逐漸脫離舊大陸的影響。

荒野對於美國的新精神至關重要。只有這片無主之地才能承載新的思想銳角，為自由與平等提供實踐的沃土。這是一場偉大的文明向西推進的過程，也是一場真正意義上的新大陸征服運動。它不僅開創了美國獨特的精神秩序，也標誌着新文明在這片土地上的崛起。

「因為他們所種的是風，所收的是暴風。」《何西阿書》（8:7）

風暴的種子實際上在大西遷的過程中才剛剛播下，而「美國例外論」的故事也才剛剛開始。

舊歐洲發生了什麼？

要理解新大陸的意義，有必要回顧舊大陸，也就是近代歐洲的歷史變遷。隨着民族國家的興起，一個全新的歐洲秩序逐漸形成。新型的、人格化的國家取代了中世紀的封建體制，而公法則成為國家間關係的基本秩序。「正當敵人」的概念是這一秩序的核心，其基礎並非神學或道德上的正當性，而是政治上的正當性：每個主權者有權決定誰是敵人。當兩個主權者相互為敵時，他們的交戰地位是平等的。這一邏輯在1555年的《奧格斯堡和約》（Augsburger Friede）中得到了典型體現：「在誰的地盤，就信誰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

「誰來決定」（Quis Judicabit）的問題成為當時最根本、最迫切的政治議題。這種以主權為核心的戰爭法在19世紀末之前主要局限於歐洲內部，反映出歐洲共享了一套關於國家利益與人性的共同理解。

因此，一個奉行平等戰爭規則的歐洲逐步成型，但這種「平等原則」僅適用於歐洲內部，對外部世界並不適用。在歐洲的公法體系中，是否完成從封建社會向市民社會與主權國家的轉型，成為衡量「文明」的唯一標準。儘管18至19世紀的公法內容經歷了諸多變化，但這一基準並未實質改變。歐洲公法不僅決定了歐洲大陸主權國家之間的空間秩序，也體現了這一時期對敵友劃分的共同觀念。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提倡「脫亞入歐」，即是基於前述提到的歐洲公法的邏輯：只有達到歐洲定義的「文明」標準，才能在歐洲主導的國際秩序中與主權國家平起平坐。通過打敗俄國並主導朝鮮和清朝的東亞關係，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這一目標，得以躋身歐洲定義的「文明」行列。

然而，隨着革命浪潮的興起和大規模世俗化的推進，歐洲大陸逐漸失去了曾經的活力。在啟蒙運動表面上保障個體權利的背後，實際上付出了沉重的代價：過去的歷史傳承、無數的地方共同體以及宗教風俗遭到摧毀。與此同時，政府愈發強大且專制，民眾則在革命暴力與龐大政府體系的夾縫中生存，僅靠紙面上的權利理論維持希望。這種表面上的自由掩蓋了深層的社會斷裂和傳統秩序的瓦解。雨果《九三年》這類反映革命恐怖的作品是「種暴風，收穫暴風」後姍姍來遲的反思。

托克維爾最早洞察了舊大陸的根本危機：太老、太滿、太過量。當托克維爾抵達美國時，他立刻感受到這片新大陸所蘊含的獨特活力。在《論美國的民主》和《美國遊記》中，他描繪了新大陸的鮮明特質：一片充滿常識精神、基督宗教傳統、古典思想和荒野精神的土地。這裏的民主並非法國大革命中公社式的激進平均主義，而是紮根於盎格魯-撒克遜的封建貴族傳統與清教徒日常生活的穩固秩序。

托克維爾觀察到，美國保留了大量古典和基督宗教元素，其政治與文化深受這些傳統的滋養。建國國父之一約翰·亞當斯那句：「在薩盧斯特、西塞羅、塔西佗和李維的陪伴下，你會學到智慧和美德。」不僅是一句空泛的箴言，而是真正體現在美國憲法與政治實踐中的原則。這種古典與宗教相結合的獨特氣質，賦予了新大陸強大的內在活力，也使其與舊大陸形成了鮮明對比。

托克維爾的觀察直指一個極其重要的要點：當舊大陸通過拋棄其過去轉型為民族國家時，新大陸卻保留了更多的傳統。美國並非一個毫無根基的新國家，而是一個帶有深厚歷史底蘊的全新國度。它的內涵雖然與舊大陸有些相似，卻又在根本上有所不同。美國比歐洲更純粹、更具傳統底蘊，也更富有宗教氣息。在兩個方面，美國展現出對歐洲的反叛性：一方面，在傳統層面，它拒絕了民族主義、大政府和進步論的潮流，堅守了盎格魯傳統；另一方面，在革新層面，它不是陳舊的舊大陸，而是一片未被完全開發的新土地。曾擔任過大英駐美大使的布賴斯爵士（James Bryce）在他聲譽遠播的著作《美利堅聯邦》（American Commonwealth）中分析過這點：這種矛盾的綜合體，得以在新大陸中顯現，主要歸功於清教徒傳統所塑造的冷峻道德生活，英倫傳統特有的風雅習俗，以及在荒野拓展中所積累的冒險精神。這些特質並非通過高深的理論體系去展現，而是深植於美國人的常識之中。

在歐洲大陸如火如荼地為東半球劃定公法規則並瓜分殖民地之際，美國也在逐步形成屬於美洲的獨特秩序。1823年的門羅主義，是「美國例外論」最早且最明確的政治主張。當門羅主義提出時，其界線被清晰地劃定為「西半球」。最初，這一界線僅指美洲大陸，但隨着《巴拿馬宣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全球格局變化，它的範圍進一步擴展至西半球的海洋與島嶼。

「西半球界線」的劃定具有極其深遠的意義。首先，它使美洲脫離了歐洲公法下的「殖民地」框架，美洲成為獨立的美洲，而非歐洲可以肆意殖民或干涉的對象。其次，美洲區別於歐洲所主導的亞非大陸的帝國法權體系。最為重要的是，西半球代表了一種不同於歐洲的全新法則，甚至是一種更高層次的法則。這一法則深受清教徒精神的影響，帶着使徒保羅的告誡：「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因此，西半球秩序展現出更為強烈的內在活力與使命感。

一方面，這是一份隔離的宣言——隔離於舊大陸的萬國萬邦，美國主導的西半球秩序自成一體，迥然不同；另一方面，這更是一份領袖的宣告——西半球有別於東半球，因為美國所劃分的西半球秩序，比東半球的萬國萬邦更好。這種自覺的優越性，奠定了美國在西半球乃至全球獨特的地位與使命。

這正是「美國例外論」的真實含義：美國是那座「山巔之城」。它洋溢着啟示拯救的熱忱，同時又帶有末日審判的冷峻。這種張力賦予「美國例外論」一種獨特的景致，既可進取，又能退守。

與後來被貼上「美帝霸權」標籤的形象不同，在19世紀至20世紀上半葉，舊大陸對「西半球秩序」的批評更多集中於美國做得太少，而非太多。事實上，美國政府在許多情況下未能充分踐行孤立主義的真正內涵，即「卓然於萬國之上」。相反，美國一方面恪守傳統歐洲公法的框架，另一方面又堅持「孤立」這一美國例外主義的特殊立場，在參與與退卻之間徘徊，展現出一種矛盾的姿態。

1860年代的《科布登條約》（Cobden–Chevalier Treaty）及其後續的一系列商貿協議，在消除關稅壁壘的同時，也削弱了主權者在經濟決策中的政治主導權。英國法學家約翰·威斯特萊克（John Westlake）在《國際法規則》（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Law）中對此趨勢的結果提出了深刻的見解：無約束的自由貿易模糊了政治共同體內原住居民與其地緣空間的聯繫。英國鄉土紳士們在1860年代極力維持的「玉米法」，目的是維持英國在貿易上的政治主權。當自由貿易主導了國際公法，國際公法便淪為貿易的附庸。然而，歐洲人忽視了一個根本事實：自由貿易以政治秩序為前提，而非相反。對「自由」與「秩序」的理解，其核心始終是政治性的。因此，當政治體的國內法與對外的國際法在自由貿易以及世界大同的樂觀氛圍下被侵蝕殆盡，國家既無法有效處理內部事務，也無力應對外部危機。第一次世界大戰及隨後的日內瓦國際聯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19世紀末的門戶開放政策是一場倉促的干涉行動。美國既缺乏對遠東的深入了解，也未做好承擔相應責任的準備。戰後威爾遜主義則將這種草率決策推向了巔峰。威爾遜一方面試圖介入舊世界的事務，另一方面卻不願承擔《國聯盟約》中更為具體的責任。然而，已然空心化的歐洲根本無力支持國際聯盟及其普世性決議。

雖然美國通過國聯協議重申了「孤立主義」，表面上似乎首次在舊大陸確立了西半球秩序的主導地位，但其對更深入干預的拒絕，最終使國聯的願景淪為一紙空文。這背後反映出，美國未能將歐洲戰爭的勝利成果轉化為自身的戰略收益。更甚者，美國將西半球秩序獨有的「審判」特質引入了原本並非是「正義戰爭」概念的歐洲，但這一審判也顯得不徹底。美國僅試圖通過利用衰敗歐洲的賠款和經貿條約插足大陸事務，卻未能真正建立有效的秩序。

國聯的失敗及歐洲隨後走向失控，證明了這種策略的不可持續性。這促使人們重新思考：西半球秩序應如何運用，才能充分發揮其潛在的力量與影響力？

歷史的答案並不難尋。美國在過去兩百年的榮景，正是以「孤立的山巔之城」的姿態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人們前來。美國例外論所溢出的強力與道義性，有效地嚇阻了僭主對西半球秩序的挑戰。麥克阿瑟與太平洋艦隊在遠東的威懾，美元及全球金融體系對例外秩序的依賴，無不體現了這一精神。

不到半個世紀前，里根總統正是憑藉例外論擊敗了蘇聯。其「邪惡帝國」論斷與強化軍備的策略，不僅打破了蘇聯的內部穩定，還重振了自由世界的信心。而在新大陸上，傑出的成就不斷湧現，第一島鏈更以繁榮與穩定展現了西半球秩序的延伸價值。這一切皆源於美國以例外論為核心的堅守與實踐。

而在今日，美國本土熱衷於左翼的覺醒文化和社會主義議程。在外部，「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全球南方」的提出，使美國的太平洋戰略受到了顯著擠壓。同時，南美洲的毒品與非法移民問題正深刻衝擊着美國社會，而在歐洲大陸，美國陷入了歐盟「魅惑性」言辭的牽制，以及俄烏戰爭帶來的巨大負擔，導致西半球秩序如今顯得黯然失色。

究其根本原因，今日的美國迷失了國父們的初衷，作為「山巔之城」的初衷。美國將「例外論」的成果——民主、自由與國際道德責任感——誤認為是其存在的原因，而非結果。這樣的誤判使美國視歐洲為平等的盟友，卻未察覺後者將其作為推動左翼議程的工具。美國以推廣普世性的自由貿易秩序為己任，卻忽視了政體品質才是自由貿易的根基，最終導致對手在過去三十年的迅速崛起。

美國需要首先承認自身過去三十年中失敗的部分，這個部分可以被稱作是一場背離「美國例外論」原則的失敗。從克林頓到奧巴馬政府，美國一邊加速融入世界，一邊卻未能抵禦世界各式主張對自身的滲透。這種開放侵蝕了「山巔之城」的純粹性，削弱了它的力量與精神內核。若要重振西半球秩序，美國必須回歸其例外論的本質，重新找回自身的定位與使命。

這正是川普總統及其領導的MAGA運動的核心意義——重新喚醒並堅定執行「美國例外論」的精神。

美國需要更加嚴厲的邊境與移民政策，強化對移民背景的全面審查並果斷遣返非法移民。「麥卡錫主義」的精神在此過程中將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隱藏在「亞裔歧視」議題掩護下的滲透行動必須被揭露、遏制，美國社會的安全與純粹性不容妥協。如川普總統所言，美國不會是一個社X主義國家。

拉丁美洲是美國的後院，必須重新納入美國的主導範疇。過去一個世紀，左翼議程徹底腐蝕了拉丁美洲，使之成為意識形態與毒品的溫床。美國需要強勢重申西半球秩序對拉丁美洲的意義，不僅為了能夠迎頭痛擊「全球南方」的幻想，更能摧毀盤旋在拉丁美洲的左翼神學幽靈。這一重振行動將進一步鞏固美國本土保守天主教的地位，使其能夠與歐洲保守派聯手奪回梵蒂岡的話語權，恢復天主教作為文明攔阻者（Katechon）的核心作用。維持安定的南美洲，也將直接提升拉丁裔美國人在美國的參與性，這是一個真正團結不同族裔合眾為一的機會。

此外，美國應徹底終止與歐洲大陸左翼進程的合作。美國不是歐洲的盟友，舊大陸需要自負其責，自行解決內部問題。唯一的例外是英國，作為全球海洋秩序的夥伴，英美關係在戰略上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性。西半球秩序的重心在於發揮其對全球海洋自由航行的保障作用。

至於東方大陸，他們如何推進自己的大政府議程，完全是他們的內部事務。對其發表些許人權白皮書，不過是毫無作用的政治姿態。美國的關鍵任務是鞏固第一島鏈，將其視為西半球秩序的政治邊界與戰略防線。第一島鏈不僅象徵着自由海洋的航行權與飛行權，更是美國在太平洋的戰利品，絕不容拱手讓人。

與此同時，美國必須加速戰略脫鈎。東方大陸顯然無意遵循或加入西半球秩序主導的議程，果斷脫鈎將在短時間內經歷震盪，但長遠來看將根本有益於美國及自由世界。包含奪回關稅議定權、取消最惠國待遇乃至於更進一步的鷹派議程都是必要的。所謂大國相爭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個假議題，太平洋沒有大國相爭，有的是兩種不同生活方式的秩序之爭。西半球秩序需要展現出應有的力量，堅定維護海洋與天空的自由，而不是在猶豫與妥協中被對手蠶食利益與影響力。任何圍繞第一島鏈的軍事或政治進逼，都必須被視為直接威脅；對第一島鏈的惡意滲透和操控，也必須果斷遏止。第一島鏈不僅是一條防線，更是一場實力對抗中的核心前沿。

當西半球秩序能夠真正彰顯其作為太平洋的巨大利維坦的威嚴時，東方的比西莫特自然會因外部壓力而不得不重新審視其內部困局，開始關注民生與個體權利的議題。維護海洋自由，將迫使陸地各方僭主們拋棄「命運共同體」、「全球南方」這些贗品，轉而遵循大地法的古老原則。

如今的美國正站在一個分際在線。是1776年潘恩們的關於新大陸、自由的願景，還是1793年，歐洲雅各賓會議的專制新社會？世界也站在一個分水嶺，走向陝北延安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又或者山巔之城的西半球秩序？卡爾施米特關於政治的斷言仍在警醒着我們「誰是敵人？誰是朋友？」我相信，當美國忠實地執行他的例外姿態時，奧沙利文（John Sullivan）在1839年所言：「美國是未來的偉大國家。」便不會是一句空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