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我曾在一個海濱中學教過書。這段教師經歷雖然只有短短的5個多月，但是留在腦海中的印象一直鮮活至今。
去報到
在大學畢業分配的最後10天裏，才知道考研分數第一的我因為「政審不及格」被刷掉了。而當時大多數同學的分配去向早已確定，留給我們這些7字頭中學畢業的年級小字輩的分配單位，只有外地大專院校教職，上海唯一有接收名額的是農場局。
大學裏曾經在寢室里說過情願去外地教大學也不在上海教中學的話，這被學生幹部匯報上去，上面已經定我到現在以出貪官聞名的一個地方的師範學院教書。可是到了臨畢業的時候我的情況有變，我已經談了戀愛、有了女友，已經不想去外地當大學教師了。
一陣忙亂，最終拿到了一張去農場局的報到單。通過一位同學岳母的關係，打聽到我已被分配到一個農場。在指定的那一天，趕到了農場局的人事處。
那一年被分配到農場局的大學生有好幾百，絕大多數是外地大學裏原來上海知青的畢業生、也有原來從農場局下各農場考出來的畢業生，像我這樣原來的本市市區工礦單位考出來的現在分配去農場的，則沒有幾個。而且即使原來是農場系統的也都不願意回到農場去，我的一位女同學被分配到她原來農場邊上的另一個農場，就一直沒有去報到，直到我離開農場的那個月，才勉強去報到。
我這麼積極去報到主要的因素是為了能夠給單位一個好印象，便於在接着來臨的1982年研究生考試拿到單位證明、考上的話也容易放行。這個意圖好象是很順利的實現了的，在人事處里，當我爽快的表示下午就到農場去報到時，那些幹部都露出了驚訝的眼神，畢竟在指定的這一天，只有我一個人是辦了報到手續、而且願意去農場的。
奔波到了這個最靠東海的農場，已經是下午了。從人事科到教衛科，我被告知是第一個來報到的大學生，工作的具體單位是農場的子弟中學，現在已經放假，可以在過年過後再來上班。尤其是人事科的幹部爽快的同意給我出具考研的單位證明。
這樣在忐忑不安了一個月後，終於有了個結果，過了個定心的過年。在2月底的時候，就正式去上班了。
我們的學校
我們這個農場在上海最東邊，緊靠東海。學校就在場部附近農田裏，一棟孤孤零零的二層樓房，教室、辦公室加起來不過十幾間房間。外面有一個水泥操場，一個獨立的廁所。一條煤渣路通往連接場部的公路。走到吃飯的場部食堂要10多分鐘，走回我們的宿舍就要近20分鐘。
我們的宿舍比學校更靠海，就在長途汽車終點站旁邊，也是一棟孤零零的房子。3層樓房，原來的用途不知道是幹什麼的，反正不應該是宿舍：只有院子裏的幾個自來水龍頭，整棟房子沒有廁所，要走到長途汽車終點站的那個廁所去方便。男教師夜裏經常就在樓房邊的農田裏排泄。從我住的那個三樓的房間望出去，東邊就是海塘，海塘上有個水文站，再望過去就是波光粼粼的大海了。因此我們一直認為這是全上海最靠海的住房了。
靠海實際上並沒有任何的好處，最麻煩的是風太大。在食堂打了飯出來，風可以把飯碗上的菜吹走。尤其每當下雨的時候，風雨交加，渾身精濕的艱難走到學校，教室里、走廊里全是師生們的鞋底帶進來的泥巴，到了天晴的時候都變成了灰塵到處飛揚。
學校里幾乎沒有什麼教學的設備，每個教室里一塊斑駁的黑板，幾十副桌椅。兩間教師辦公室，一個一間房間的閱覽室。二樓正中間是一間雜務室，有個燒水的煤球爐，幾張長凳，一個收不到任何電視信號的18寸電視機。下課的時候教師們就在這裏聊天。
同事們
學校里總共只有10來個老師，大學生的比例相當高。在我以後去報到的還有3個77級大學生，一個是本地人，另外兩個都是老三屆的知青，從黑龍江的兩個大學分配回到上海郊區。除了我們這4個77級大學生外，還有4個76級的工農兵大學生。我們的校長是老大學生，原來在上海市區的一個中學當副校長，因為前一年他愛人被組織上調到這個農場來當黨委書記，他就陪同過來了。另外有兩個從農村中學調過來的教師。
我們大多數人的年紀都差不多，而且大家都有「英雄落難」的同感，有很多的共同語言，很快就都成了好朋友。我和黑龍江回來的老何、本地的小李，小學的一個教師4個人合住一個房間，和老何的關係最好，經常一起去上課、吃飯，一起坐長途車回上海。
我們的這位校長還兼了子弟小學的校長、黨支部書記。當年大概也是50歲光景，仍然保持着青年人的朝氣，非常活躍，一點沒有官架子。很少召集同事來訓話，最經常的倒是招呼大家參加文體活動。他是一個籃球愛好者，很快就拉我們和附近的單位展開友誼比賽。雖然他年紀偏大了一點，可一到場上，身手堪稱矯健，遠投突破樣樣在行。和體育教師小李（體育學院武術專業）、我組成了鐵三角，友誼賽中勝多敗少。在這個缺乏娛樂的地方，這些比賽（還包括了我組織的排球賽）成為學生們最開心的課餘觀賞。
學生們
學校的學生來自場部附近的職工家庭，人數不多，一個年級一個班，總共才100個人左右。
大多數學生是老知青的子女，是上海市區的口音，但也都會講本地話。都算是農村的孩子，見識不多，都很樸實。印象里在我當教師的這半年裏，從來沒有發生打架事情。每次動員學生打掃衛生，都是非常的踴躍，搞得整棟房子裏灰塵四起，泥水橫流，結果是比不打掃還要髒。組織到農田裏勞動，也都很興奮，沒有磨洋工的。
25年前中考指揮棒還離這些學生很遠，除了少數幾個考上本縣的重點高中，其他人就由農場分配工作了。考試壓力不大，讀書也盡可悠閒，同學之間只有親密或不親密的夥伴關係，互相之間的競爭關係幾乎是一點都不存在的。
記得70年代初的時候從上海的《摘譯》上看到過一篇供批判的前蘇聯教育文章，說任何一個班級里都可以區分出這樣幾個類型的學生：全面發展型，理智型理論家型（A理科，B文科），政治活動家型，實幹家型（可以成為優秀的勞動者），以及懶惰型。我教過的兩個班級里，確實可以這樣來分類。
有一個當時初二的女學生，是個中隊長，學習成績非常優秀，在班級里也很有威望，無論男生、女生都很服她。長得也很漂亮，只是衣服都很不合體，經常穿着的衣服都明顯小了一號。放學後、星期天都跟着她的父親到處轉。聽說她父親是這個農場有名的花花公子，和她母親的關係一直是吵吵鬧鬧。她母親一心要防老公搞外遇，於是派女兒當眼線，根本不顧及已經開始進入青春期的女兒的感受，平時也不關心女兒的生活，沒有為女兒準備好身體猛然發育時適當的衣裝。所有的老師都喜歡這個女生。有一次我帶了這個班級到桃園勞動，休息的時候問她將來的志向是什麼？她立刻回答：將來要到一個最遠最遠的地方去，把這裏的一切都忘掉！她講這話時候的神情，真有一種和她年齡不符的憤懣。我一時無言，後來也一直找不出勸導她的話語。——好多年後，聽老同事們講起，這個女孩果然考上了上海的一所全國重點大學，畢業後真的去了國外。
同一個班級有一個男生，也是個優秀學生，但是沒有任何的「群眾威望」，是個人人嘲笑的書呆子。只因為他父親就是本校的教導主任，沒有人敢欺負他。後來也是一路順風的考上重點高中、重點大學。
更多的學生是屬於不聰明、但夠努力的。勤勤懇懇，成績就是上不去，很願意合群，熱心參加集體的活動——當時在農村，除了學校班級活動，也沒有任何娛樂消遣的手段。
非常奇怪的是，這個學校的女學生里美女很不少。不過上課的時候，我發現很多漂亮女生到了這個年齡，上課非常容易走神。明明眼睛是朝着老師、朝着黑板的，可是眼神卻是恍惚的，好像在看着遠處的風景。提問一下，十個有九個回答不出來，而且往往是連題目也聽不清。成績自然也是糟糕。
真正的懶惰學生——所謂兩手插在口袋裏終日逗留於公共建築物出入口的學生，在這個學校里倒也很少見。這是個風氣還比較淳樸的地方。
教書生活
我們這批大學生到農場的時候，是農場職工士氣最為低落的時候。1979年席捲全國的大回城風潮，沒有能夠影響到市郊農場。除了病退、獨生子女照顧這幾條路子外，知青回到市區的道路是沒有的。原來農場經常有上調到市區企業的招工名額，現在都被安排給大回城的原來在外地插隊或農場的知青了，市郊農場知青變成了被遺忘的角落。尤其是老三屆大多已經上調，7字頭的中學知青既沒有很好的文化底子，又沒有老三屆曾經有過的那種意識形態的激情，他們完全是被迫到農場來的。現在看不到出路了，自暴自棄的風氣盛行。在我教書的那半年裏就發生了3起自殺，死了兩個。
作為分配來的大學生，我們自然也是滿心的委屈。可是在這個學校里，這種委屈一點都沒有反映到我們的教學工作上去。
從黑龍江回來的老何，是我們的榜樣。他原來是一所上海重點中學的66屆高中生，黑龍江的一個師範學院外文專業畢業，到這個海濱初中來教英文。每星期和我一樣都住在學校宿舍，只有周六下午回到上海妻子身邊。
老三屆做事認真的品格，在老何身上實在太典型了。他可以在課餘閒談的時候，喋喋不休的老是講他的學生，講他的課程。教案寫得一絲不苟，字跡端端正正，簡直是藝術品，每一節課都有完整的講授提綱、提問以及啟發學生的情景對話，還有板書設計圖案。一節課下來，他的板書正好是一黑板，上下左右，都有邏輯關係。一個處在遠郊的農村初中，在沒有統考之類壓力情況下，外語教學是可有可無的，學生們也沒有學習的積極性。可自從老何到了這個學校，一下子就把學生的外語興趣激發了出來。
他組織學生們成立了興趣小組，晚上到學校來，由他給學生們上《新概念英語》——全部都是無償的。他要我幫忙，把《新概念英語》第一冊里的插圖都畫成一開的大幅掛圖，上課時掛出來，給學生增加印象。他讓學生們逐課抄寫這本教材，讓學生練習對話。學校的英文教學很快就在本縣出了名。
這個小學校里，所有的教師在教學上真的算是動足了腦筋。自製教具、自己繪教學掛圖、自己編練習冊。除了買來的教材，其他的教學設施幾乎都是自製的。教師之間經常代課，教地理的兼教初一的英文，教物理的經常會代化學，我教三個年級的歷史，也代過語文、體育、政治課。沒有一個人計較上課時間的多少：反正在這個地方，多出來的時間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消耗途徑。晚上教師大多都會回到學校，給一些學生補習，或者是搞些興趣小組活動。我還曾經帶了學生們到海邊去看天，給他們講天上的星座。沒有人計較這算不算加班，有沒有獎金——反正是沒有。
考研與離開
在3月份我請了兩周的假，回到上海，住在已經考取研究生的同學宿舍里，準備考研。1982年的考研是在春季，就在清明節。
很順利的考完了，回農場的那天是個大晴天，過了縣城，一路上看桃紅麥綠、菜花金黃，感覺非常好，暗地裏想這應該是個好兆頭。
過了一陣子，有一天，和校長一起打球，校長笑着告訴我：你考的那個學校上午派人來外調了，我們（學校和農場）都說你表現很好！你這次肯定沒有問題了！
6月份應該發通知的那天是個星期天，我特意留在農場沒有回家，當時的通知都是要發到單位的。我們的校長正在向農場申請建新的校舍。他不捨得花錢，拿了一套過去他在上海市區那個中學校舍的圖紙，要我和地理老師照樣描一套，只是把房子縮小一號。我們就在星期天幹這個活。郵遞員來了，又走了，沒有我的通知。
真的着急了。第二個星期六下午趕回上海，和同學一見面，同時考研的幾個都拿到通知了，就是我沒有。已經請好了假，周一上午先趕到報考學校去打聽。那時候的研究生辦公室只有幾個工作人員，我一進去說了名字，馬上就回答：啊，就是你，確實還沒有發。
忐忑不安的回到學校，繼續教書。終於在別人得到通知後的第10天，拿到了朝思暮想的錄取通知。
海濱教書生活正好滿了一個學期。開始放暑假的時候也就是和同事們、學生們告別的時候了。
1999年，有一次學校在一個什麼度假村開會，車子開過去，路途依稀有點熟悉。住下來後一問，果然就是原來的那個農場的場部。我知道學校早就拆掉重建，我的同事們在我之後幾年也全都離開了。我還是想去找一點過去的痕跡。
憑着記憶，朝海一直走，可走了好長時間，還是沒有看到海。當年住過的那棟小樓應該是最靠海的，印象里不應該有這麼遠。再一看，腳底下早就不是柏油路，而是人踩出來的土路，兩邊儘是蘆葦：在這17年裏，海岸又往東擴展了好幾公里了。回過頭再仔細觀察，終於找到了海塘的位置，跨過海塘，立刻看見了被旁邊一些平房搭建遮掩起來的那棟小樓。走近一看，建了一道破破爛爛的圍欄，門口掛着「肝炎隔離室」的牌子。只好在外面瞻仰一番，乘着天還沒有完全暗下來，回到住宿的度假村。
——在網絡上搜索了一下，老何在2004年、2005年連續兩次獲得了全國中小學外語教學園丁獎。是深受學生歡迎的教師。去年應該退休年齡，他已經把家安到金山了。真為他高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