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易副官】
他真正的名字是什麼，我不是很確定，但可能也不重要。對我而言，他就是易副官。我從小就叫他「易」。我喊他，都是往上揚起的，像「移……」，而且，尾音永遠要拖長。家裏其他的人都喊他「易副官」。一直到我走進他的告別儀式現場之前，我都以為他的全名就叫「易副官」。
我越往下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越鮮明
他就住在我家前院的那間小房間裏，一進大門，穿過院子，進來的第一間。什麼人來來去去、進出我家，都必須經過他的窗口。易副官很瘦，又黑，三分頭，卻掩不住灰白交錯的發色，小時候我說他像猿人。他常常就是叼根煙坐在他那小房間的窗口，豎着耳朵等着我公公的指令。
人們喜歡說小孩子單純，但我從來不這樣認為，因為我就是一個不單純的例子。我從小就知道，易，是可以欺負的。他不會去告狀，也不會生氣，不會報復，更不會記恨。甚至可以說，我想要什麼，他都儘量滿足我。以至於我闖了禍，他的任務就是儘量幫我隱瞞。
易走了以後，我常常很怕自己會忘記他，畢竟，我懂事的時候，他已經是很老很老的人了。我能知道多少他的心情？我能記得他多少？但後來發現，我越往下活，他在我心中的形象就越鮮明。
他跟着公公多久了，沒有人算得清楚。傳說曾祖父時代，還不到「民國」的時候，他十三歲就在湖南老家擔任所謂「家僕」。而後我公公去上學，他的職務就變成書童，每天跟着公公去學堂，旁邊一站就是一上午，等着公公放學，然後再安全地把公公送回家。黃埔軍校開辦，公公在「十萬青年十萬軍」的感召下，決定從軍。那年，祖父只有十四歲，根本不符合從軍的最低年紀，但公公還是謊報年齡上了黃埔。於是，易，就也跟着去從軍。即使「少爺」起了愛國心，熱血沸騰的要報效國家，「易副官」的責任還是沒有變。公公報效國家，易副官報效的是我公公。
離開黃埔後，公公去了俄國念書，易無法跟去，就在家鄉等他回來。公公留學回國，生了我爸爸，他就成了我爸爸的保姆，我叔叔誕生，他就變成了我叔叔的保姆；後來公公撤退到台灣，家裏有了姑姑，當然他就是我姑姑的保姆。一直到連孫少爺孫小姐都長大了，易，搖身一變，又成了家裏掌廚的。這倒不奇怪，因為只有他能做出一手地道的湖南家鄉菜。從小，我便當里的菜都是他給準備的。他的曬臘肉、他的糖醋排骨，都是一絕，也都是我自此沒有再品嘗過的味道。
我搬來跟祖父母住的時候，我三歲，他六十八歲。從那一天起，他的新任務，就是當我的保姆。
他的桌上永遠有一個裝滿糖果跟零錢的透明玻璃罐。我會爬上他那張破舊的藤椅，望着那個罐子，然後他就會打開，給我兩顆糖。等我吃完，他就把包糖的紙仔細地折起來，中間打一個結，做成一個個穿蓬蓬裙的小公主，然後逗我說，那就是我。我當時覺得他無聊透了，這個招數用了那麼多年也不換一下。
另外一個第一次，就是我從那個糖罐子裏偷錢，原因是我想跟同學去學校巷口的那家雜貨店抽獎，另外，我還想吃一種會弄得滿嘴紅紅的芒果乾。後來聽姑姑說，家裏所有的小朋友都是從那糖果罐下手。也許，易，是故意把錢放在那裏的。
我的小學就在我家後頭，走路十五分鐘的距離。他每天接送我上下學，就像他當年陪公公去學堂一樣。因為他為我所做的事是如此地理所當然，我從來不會珍惜，只抱怨為什麼我不能像其他小朋友自己背書包，而是他幫我提着。有幾次，我都故意一放學，在校門口，把書包一丟給他，跑着回家。以他的年紀，再加上腳上那雙黃色的塑膠拖鞋，理當我會比他先到家。接着公公聽到門鈴聲就會說：「易副官沒去接你嗎？」我就會說：「不知道，沒看到。」小孩子事實上是不單純的。真想用一下小叮噹的任意門，回到那個時候，把當時的我毒打一頓消消氣。
我感傷「易」沒能等到這一天
爸爸是船長，跑遠洋的，兩三年才回來一次。我嘴上從來不提爸爸，因為他實在太遙遠了。我對他的印象有時不是腦海里的，而是照片上的。但是每每聽說他要回來，我就會穿上我最喜歡的衣服坐在院子裏，呆呆往門口望着。易，總會走過來無聲地拍拍我的衣服，幫我把皺褶拉平，像是能看穿我的心意。
終於，那帥氣的船長爸爸回來了，全家圍坐在餐桌前，聽他說着國外的奇聞軼事，雖然我完全聽不懂，燈光還是顯得出奇溫暖。婆婆告訴他說，易幫我買了輛自行車。瞬息間，爸爸突然翻臉，像是忽然想到要行使他做父親的責任，說不可以。他的說詞是：「第一，危險。第二，不可以寵我。怎麼可以小孩要什麼就給什麼。第三，就算要買也不能是易買。」他立刻叫家裏傭人把車丟出去。我突然嚇壞，使出全身的力氣大哭了起來。是因為我將失去得來不易的自行車，或是爸爸終究破壞了我對他的美好等待，我現在已不復記憶。
就在爸爸無休止大發雷霆的時候，突然易的聲音從屋外出現了。他隔着紗窗大怒說：「你小時候就多乖啊？還不是成天跟人打架？你就會罵，孩子你帶過幾天？」
爸爸住口了，因為他知道，易說的都是事實，畢竟易也是他的保姆。沒幾天，爸爸又離開了，我的自行車也被偷了。
我一直不知道易的身體不好，我只記得他老咳嗽。大家說他是抽煙抽太多。有天早上他送我去學校後，說去看病，就再也沒有回來。我當時以為他只是需要休息幾天。然後，婆婆帶着我去一個肺結核的醫院，她說易住在裏面，但不讓我進去，說怕傳染。那個下午，我等在外頭，踢了好久的石頭，很想哭。
再兩個月，一個暑假天，我躺在易副官那張鋪着涼蓆的床上，光着腳丫。糖罐子裏的糖都快吃完了，他還沒有回來。他是那個下午走的。
他的桌上，除了糖罐，還有一樣東西，易常常望着它發呆。那是一張照片，照片上的人留着長發。我問過他，他說是家鄉的媳婦。兩個人似乎沒有見過幾次面就結婚了。然後，他就來了台灣。他說得很平靜，然後轉過身去把床墊翻過來給我看，藏着一疊疊紮好的十元大鈔。他說很快他就會回去，到時再和她過好日子……對當時的我，這種話題沒多大意思。多年後，我常在香港機場轉機時，看見那些老榮民身上背着一包包的東西準備回鄉，臉上有着疲憊和期盼。我會很感傷，感傷「易」沒能等到這一天。
易在我家服務了四代人。我不能替他說他是「無怨無悔」，但犧牲奉獻的概念是他教給我的。時代耽誤了他，甚至可能糟蹋了他，但也許惟有這種陰差陽錯，能向我們展示極致的忠誠和美。易出殯的那一天，我們全家帶孝，我公公帶着全體老老小小，下跪向他磕頭。他是家僕、是書童、是副官、是管家、是保姆、是大廚，是我永遠的親人和老師。也許我有幸，哪輩子也能當上他的保姆。
【我和蕭副官】
相信《長日將盡》這部電影感動了不少人。我除了感動，還多了很多回憶，因為我周圍也存在過這樣的角色。蕭副官就是一個。我喊他「蕭」。蕭永遠西裝筆挺地在清晨六點半準時到達我家。每天他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把六份報紙從門縫裏抽出來，然後一張張用熨斗燙好，以防我祖父的手沾染到油墨。再一份份重新疊好，放在早餐桌上。看似有點搞笑的程序，他卻永遠態度嚴肅，一絲不苟。
打開蕭副官的禮簿
他也是湖南人，從大陸就在祖父麾下，之後跟着來到台灣。大陸時期，他的正職是祖父辦公室的衛兵，當時二十來歲，已婚，育有三兒一女。軍隊撤退過程中，祖父考慮到他的家眷不能隨行，曾經問過他要不要乾脆退役，以免與家人分離？他堅決表示，他必須保護着所有工作上的文件，以便有一天回大陸時，資料能完整無缺。我一直不太明白，冰冷的文件怎麼可能比得上骨肉的生離死別。還是說，在蕭的教養中，忠孝不能兩全是天經地義的。
一九四九年，也就是國民黨撤出大陸的那年，祖父是中華民國國防部代理部長、兼全國人事部部長。當下工作之一是安排所有的部隊人員和輜重安然撤離。最後的一個月間，蕭副官就跟着祖父在成都機場奔波煎熬。據說當時祖父先人後己，一直等到最後一架飛機，他才不得不考慮自己的離去。當天很多人都想上那架飛機，最後關頭，祖父要蕭副官把自己所有私人行李、包括婆婆的細軟全都丟棄，能多帶走多少人就帶走多少人。那一天是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祖父同顧視同將軍一道，經海南島到達台灣。
之後，蕭副官繼續跟着祖父在國防部工作。祖父辦國防叢刊，他被調到那裏去做文書，到了五十多歲退休。祖父見他退役後也沒事，乾脆要他來家裏幫忙，每個月還是給他津貼。至此，家裏所有與記賬、文書有關的事就落到他的頭上。
我有記憶以來，他已經在家裏工作了。他每天除了弄報紙，最常聽到的就是跑銀行。我不明白哪有那麼多錢需要去銀行？後來才知道，是他自己認為那就是工作的一部分，每天都得去查查賬戶，看看錢數還對不對。
另外一個勉強跟賬有關的工作是收送禮。家裏有一本禮簿，就是他管的。每逢過年過節，他就一一用毛筆詳細記下，誰送來的禮？幾點送到？本人親自送來的，還是司機參謀送來的？大約價值多少？這些資料不是為了明察秋毫，而是有助於回禮。人送禮來了，你就得回，怎麼回，只要打開蕭副官的禮簿，自是一目了然。
禮又回到我家
年年的中秋節，都早早開始有人送月餅來，數量之多，十年的中秋節也吃不完。所以收到之後，蕭副官登記下來，都會再轉送出去。有這麼一次，看到一盒包裝特別精美的月餅盒，我受其外表吸引，想拆開來看，才撕了一角，就見蕭慌張地從我手上奪走，瞪大了眼對我說：「這是要轉送給秦公公的，你不要弄壞了！」然後看他小心翼翼地用火把小刀片烤熱，仔細把原本貼在包裝紙上的名片剝下來，重新貼上我祖父的名片。我吐吐舌頭，轉身走掉，沒敢告訴他，其實包裝紙的底部已被我弄破了一個洞。
當天接近晚飯時間，門鈴又響了，不一會兒，見蕭副官拎着一盒月餅進來說，吳先生送的禮。我一眼就覺得面熟，衝上前去，把禮盒翻過來，看了那缺了一角的包裝，哈哈大笑說：「這盒月餅出去旅行了一圈，又繞回我們家了！」
數十年過去，身為賬房跟禮賓官，蕭副官從昂首陪着祖父參加各種喜壽宴，再慢慢扶着祖父參加同輩友人的告別式。所有的禮數細節，就像他的白襯衫般無懈可擊。直到有次，又是一個葬禮回來，他顯得比平時消沉。我問他，他回說：「你祖父的朋友這樣一個個走了，參加葬禮的人也愈來愈少，大家都不敢去想，下次這樣的聚會，自己是坐在下面的，還是躺在那裏的……」
由於他獨來獨往，我小時候一直以為他在台灣是單身，後來才知他再娶了個本省籍老婆，還跟親戚領養了個女兒。是他五十多歲退休時，認為真的回不去了，心一橫，決心在台灣有一個家。
他迷茫望着遠方，淡淡地說：「想回去，想回去看看，就算能說聲對不起也好……」
到八十歲了，他還堅持每天來家裏幫忙，直到真的病得走不動了。祖父問他，他還有什麼想做。他迷茫望着遠方，淡淡地說：「想回去，想回去看看，就算能說聲對不起也好，然後靜靜地躺在她身邊。」不久前，他得知在家鄉的老婆盼不到他了。
我祖父給了他一筆錢，讓張叔帶他回去。年紀也不小的張叔，就這麼背着病重的蕭副官，踏上回鄉路。那是他盼了四十年的一趟路，去了，回了，也就是終點站了。那天兩老過境從香港轉機，遇上了颱風，飛機飛不了。當時舊機場人滿為患，連找塊可以躺下的地方都沒有。張叔就這麼看着蕭副官，在香港機場熬了闔不上眼的一夜。到了長沙，直奔湘鄉又是迢迢長路，夜裏車子拋錨，受困半途，氣溫陡降，那又是什麼樣的折磨？他們可曾疑問，回家也就回家了，何苦受困如此？他們可曾怨恨，一生戎馬，老來為何無依無助？或者，對老家的思念，始終能抹平上天對他們的殘酷，直到最後一天？
前一陣子搬家，看見很多老木箱子用封條貼着，上頭用毛筆字寫着各種資料的名目，那應該便是蕭副官不願除役留在大陸的理由。現在老房子拆除了，資料已交回國防部，一切似乎煙消雲散。但又不應該煙消雲散。我短短記下幾筆，想做個微弱的見證，一箱箱的資料即使早為人遺忘、即使一無是處，但確實始終完好無缺。蕭副官求仁得仁。
那是蕭副官盼了四十年的一趟路，去了，回了，也就是終點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