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社會性報復事件，從最初的偶而為之，到了今天每日新聞。報復者也從個人成為群體，雖然他們都是孤狼行為。事件發展的密度與速度，會到什麼樣的程度，對這個社會的正常生活起到怎樣的破壞作用？沒有人敢想，也不敢想，這是人類有社會有史以來不曾發生過的。
走在街上，車就撞過來了，一倒一大片，這不是車禍，這是社會報復。坐在巴士上，巴士爆炸了，這不是自然起火，這是人為的爆炸。到商店購物，有人揮刀砍殺了過來，這不是仇殺，這是濫殺。孩子在學校讀書放學，就有人提刀往他們身上亂戮，孩子成了是報復者最易下手的目標。如果說以前這些都是新聞，現在則是在你身邊發生，在親屬在自己身上發生。恐懼越來越大，危險越來越近，然而防不勝防，防無可防，你不知道殺人者是誰，上一刻還是你身邊的路人，下一刻就是暴徒殺人犯。你也不能為此躲在家裏不外出，沒有一個人可以呆在家裏不出來，生活就得出門，出門就有危險。
社會報復者被政府稱為「五失人員」投資失敗者、生活失意、關係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這五失人員的歸納並不精確，當前主要一失是失業，統而言之都是走投無路者。中國傳統文化是好死不如惡活。只要還有活的一線生機，就不會走上同歸於盡的道路。青鳥開水泥攪伴車的司機，邊開邊撞，大罵共產黨：共產黨不讓我活，我要殺人！這是非常具有典型性的。照理共產黨不讓他活，應該殺共產黨才對。但他不殺共產黨，殺路人。這是怎樣一種邏輯與心態呢？冤有頭債有主，前面拐彎是政府。說得沒錯，但共產黨稍有級別的官員都警衛森嚴，殺路人就容易得多了。再說共產黨太強大，人們早已失去了與強權對抗、反抗的精神，他們雖然心狠手辣，但是膽小鬼、懦夫，柿子揀軟的捏，下手找弱的殺，他們是邪惡的屠夫。
伴隨着社會報復事件的是殺官事件，殺官有正義性，但殺官主要表現在基層地方官員，這些地方小官平日橫行鄉里，利用手中的公權仗勢欺人，他們直接面對的是普通民眾，特別是在當今政府錢袋子告緊，要他們自己創收財源維持開支時，他們就變着法子對民眾暴征狂斂從而引發衝突。又由於維權狀告無門，無法討回公道，只能你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給你一個說法，這個說法就是直接了當取你性命。地方基層官員與民眾形成的衝突是：雞要肚飽，田雞要性命。民眾被逼走投無路，只有「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雖然這些官員大多死有餘辜，但往往連累到家屬，從而變成不分清紅皂白的濫殺。基層官員現在已成為危險職業，但他們不會辭職，能混上一官半職，對他們來說已是人生贏家，再危險，欺侮人也好過被人欺。
中共政權本是殺人的政權，不在乎報復者殺多少人，官員也都是小官小吏，殺多少對高層都無所謂。但他在乎社會穩定，報復性殺人給社會帶來震盪、恐懼，破壞了社會穩定。中共也想阻止報復事件的發生，但做不到。因為中國沒有社會保障系統，五失人員如果得到生活的照顧就不會走上社會報復。中國不是無力建立社會保障系統，而是社會的資金被權貴掏空，大量的錢用來對外大撒幣，用到軍事上，用在維穩上。再加上社會沒有正義、沒有博愛，沒有人來關愛五失人員，更沒有正確的引導。情緒失控，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無差別地殺，見誰殺誰。這五色人員都非有案底受控人員，大數據也監控不了他們，殺人又是隨機的，只有事發後，一查才知道是五失人員。
政府也不可能預先將五失人員監控起來，據有關部門統計，「五失」人員有一億多人，也就是說這一億多人隨時可能成為作案者。這樣龐大的一個群體當局根本不可能預防。基層官員被殺，只要上級部門要求基層官員創收財政，只要官員依仗公權，驕橫跋扈，與民眾生存發生衝突就不會改變。官員被殺也是難以防範，官員大都冤債太多，無法預定目標，而且往往是隨機發生衝突，一時興起被殺。再說基層官員與民生活在同一個層面，沒有安保環境很容易被下手。最近北京中關村小學發生的殺人事件，則是殺官不成殺孩子。這個小學是北京頂級學校，全是權貴家族的孩子，殺者是被辭退的保安，他無力殺權貴，就殺權貴的孩子。此事件是集社會報復與殺官的合體事件。從種種情況來看官員被殺事件只會有增無減。
隨着中國經濟的失衡崩盤，報復殺人已到了臨界點。社會報復會象病毒瘟疫一樣傳到每一個五失人員與有冤屈的人身上，事件會以幾何級數增長，當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就不僅僅是社會恐懼了，社會會出現失序、失控，民眾不敢上街，基層官員不敢工作，中央指示無人執行，伴隨着殺人必然是搶劫，凡是能搶的地方都搶，商店、住宅。社會報復對每一個人來說都是災難。病毒可以打防疫針，社會報復無針可打，能夠預防的是社會正義、公正，但倡導正義、公正的人都被中共關在牢籠里。社會報復，殺官無可避免，中國正在成為一個魍魎魑魅的世界，這不是聳人聽聞，而是已經開始的事實。中共作為一個邪惡的政權已處在崩潰中，有人說是歷史的垃圾時間，這個垃圾時間不僅僅是發霉、發爛、發臭，還伴着血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