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人俄羅斯編輯阿爾卡迪·奧斯特洛夫斯基，在一篇特寫中詳細報道了幾個拒絕為普京而戰的俄羅斯逃兵故事。
這棟房子是巴赫穆特為數不多仍有屋頂的建築之一。
地板上散落着背包、步槍和髒衣服。斯捷潘希望自己能獨自待在這個臨時基地里，試圖忽視掉其他十幾名士兵的談話聲。
他已經有幾個星期沒洗澡或刮鬍子了，衣服幾乎變成了黑色，佈滿了汗水、血跡和泥土。
他身上長滿了瘙癢的皮疹，但斯捷潘決定在這一切結束之前都不會清洗自己，他也無法想像這一切什麼時候會結束。
從2022年8月到2023年5月，巴赫穆特成為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最激烈戰鬥的陣地。斯捷潘剛剛在前線度過了兩個地獄般的星期，好不容易才拖着自己回到基地。
現在，他又被命令返回那個「絞肉機」戰場。
「我失去了信仰，失去了希望，當然也失去了對任何指揮官的信任。」他說。
他走進一個漆黑的地下室，那裏算是宿舍。空氣悶熱，瀰漫着霉味。躺在床鋪上，他閉上眼睛，但儘管已經幾天沒睡，仍無法入眠。
最終，他從床上起來，回到樓上，獨自坐在桌旁，試圖理清自己的思緒。
他想到了脖子上常戴的十字架，在穿過沼澤時丟失了。
第二天，他將被要求參加對烏克蘭戰壕的進攻。「我知道自己不會活着出來。」
斯捷潘拿起一個手榴彈引信——一個帶有環的裝有炸藥的小管。
他走到外面的一個棚子，關上門，想像着拉開引信環會是什麼感覺。
但最終他沒有這麼做。相反，他把引信放進了口袋，加入了其他準備進攻的士兵。
四輪摩托車把他們送到鐵路附近的一片樹林邊。從那裏，他們要以小組的形式直接向烏克蘭陣地推進。
斯捷潘坐在一棵樹下，而其他人則在前方偵察。
他盯着前方，努力讓自己「進入一種恍惚狀態，脫離現實」。
然後，他掏出引信，拉下了環。
一
我第一次見到斯捷潘，是在今年五月的亞美尼亞首都埃里溫。
他二十出頭，但因為沒有鬍鬚，看起來更年輕，眼神銳利，手指修長而纖細。
雖然天氣適合穿T恤，但他穿着拉鏈羊毛衫。
那時，他剛從俄羅斯逃出來幾天，白天他睡覺，晚上則在社交媒體上滾動瀏覽，反思自己經歷的磨難。
他顯得很緊張，不斷低頭看着桌子。最終，他點了一杯甜酒。
「不然我什麼都不會告訴你。」他說。
斯捷潘是超過1000名從俄軍中叛逃的士兵之一，他們都得到了一個名為「Idite Lesom」（字面意思是「穿越森林」，但在口語中意為「走開」）的志願組織的幫助。
這個組織還幫助了數萬名俄羅斯人逃避徵兵，按這個組織的說法，從2023年1月到2024年1月，潛在叛逃者的請求數量增加了十倍。
三分之二的叛逃者已經離開了俄羅斯，主要前往亞美尼亞、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這些國家允許俄羅斯人無需護照入境。
其餘的則藏身於俄羅斯境內。大多數西方國家對這些叛逃者提供的幫助很少。
目前還沒有確切的數字統計到底有多少俄羅斯叛逃士兵，但顯然不斷在增加。
2024年前七個月，俄羅斯軍隊對5200名擅離職守的士兵提起訴訟，已超過了整個2023年的總數。
許多此類案件最終以緩刑告終，目的是將被告送回前線。
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隊人數約為54萬人，叛逃率約為2.5%，與二戰期間德國軍隊的叛逃率相同。
在烏克蘭一方，據稱約有10萬人逃離了戰場，叛逃和未經授權離開的比例可能高達10%。
最近一次前往俄羅斯的旅行中，我遇到了兩名從前線逃跑的俄羅斯士兵，他們所在的700人旅一半以上都逃跑了。這兩個人都不願成為炮灰。
「我不是貓，沒有九條命，我只有一條命。」其中一人告訴我。
現在，」Idite Lesom」也開始收到來自烏克蘭士兵和逃避徵兵者的求助請求，但他們基於原則拒絕了這些請求。
「Idite Lesom」的創始人格里戈里·斯維爾德林解釋說，他們的志願者並非和平主義者，而是抵抗普京戰爭的一部分。
大多數俄羅斯叛逃者既不是良心拒服兵役者，也不是堅定的反對派。
他們是普通人，信任政府，並接受命令，因為他們一直如此行事。
斯維爾德林認為，這些士兵值得他的幫助，即使他們的逃離戰場的願望並非出於良心驅使：「重要的是這些叛逃者不再想參與這場戰爭，而不是他們是如何捲入其中的。」
我與幾位叛逃者交談時發現，他們往往有三個共同點：與死亡擦肩而過、一種幾乎神秘的被拯救感，以及強烈的求生欲望。
在過去的四分之一個世紀裏，普京將戰爭視為俄羅斯的民族命運，培育了一種死亡崇拜，將勇敢等同於對生命的漠視。
在極權政權下，對死亡的恐懼超越了自我保護的本能，成為重新肯定人性的表現。
20世紀德國歷史專家奧爾加·費佳尼娜指出：「對國家的恐懼可以使人麻痹，而對死亡的恐懼則能讓他們擺脫這種麻痹，激發他們的勇氣去行動。」
在俄羅斯近代史上，戰爭並不總是被如此美化。
牛津大學社會學家葉琳娜·拉切娃，解釋了1980年代的蘇聯阿富汗戰爭和1990年代中期俄羅斯的第一次車臣戰爭，都被認為是錯誤的決定。
大多數俄羅斯士兵是被徵召入伍的，他們在國內被視為政治的受害者，而不是英雄。
普京上台後，改變了這種敘事。
他將阿富汗和車臣的恥辱，重塑為1941-45年偉大衛國戰爭（即二戰）光輝歷史的延續。他控制了媒體對1999年至2009年第二次車臣戰爭的報道，確保在公眾心中成為一部英雄史詩。
2020年，俄羅斯傘兵在車臣戰場上神話的最後一戰被隆重紀念，舉行了盛大的軍事節慶活動。
這場活動包括一部音樂劇，演員們身着軍裝，在卡拉什尼科夫步槍的伴奏下起舞，時不時向天花板開火。
同年，莫斯科還落成了一座巨大的俄羅斯武裝力量大教堂。這座拜占庭風格的建築採用卡其色石材，地板由熔化的德國坦克製成。穹頂上裝飾着馬賽克和彩色玻璃，紀念俄羅斯的軍事行動，包括2014年吞併克里米亞和對敘利亞內戰的干預。
普京利用了俄羅斯民族對輕視生命作為美德的傾向。
他最近說道：「我認為，只有我們這個民族能想到那句著名的話，『有旁人在看時，死亡是美麗的』。怎麼會這樣呢？死亡不是可怕的嗎？但不，似乎如果為了人民，死亡可能是美麗的。為了朋友、人民或祖國而死……許多民族都有自己的優勢，但這無疑是我們的特質。」
二
2022年初，斯捷潘21歲，在諾里爾斯克鎳業公司當機械師。
諾里爾斯克鎳業是俄羅斯最大的礦業公司之一，位於北極圈以北300公里處，曾是古拉格勞改營的所在地。氣候極為寒冷，空氣充滿毒素。
當風颳起時，斯捷潘的喉嚨會發癢，嘴裏能嘗到硫磺的味道。
斯捷潘並不打算長期在那裏工作，最終想搬回巴什基里亞——這是俄羅斯中部的一個地區，也是他出生的地方，後來他的家人搬到了諾里爾斯克。
再過四個月，他就可以獲得房屋貸款，夢想着找到合適的女人，組建自己的家庭。
也許他還會去捷克學習工程學。政治並沒有佔據他的思緒。
「我只想一切都正常，普京對年輕人的生活沒有多大影響。」他遵守規則，像對待天氣一樣接受現有秩序。
然而，2022年2月，普京在烏克蘭發動了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斯捷潘當時認為這場行動只會持續幾天，因為俄羅斯軍隊已經逼近基輔。
普京也是這麼想的。
但是，烏克蘭的抵抗比預期更為頑強，俄羅斯被迫從基輔和哈爾科夫撤退。
那年9月，普京宣佈了二戰以來的首次部分動員，因為意識到這場戰鬥將成為一場消耗戰。像俄羅斯的大多數大型企業一樣，諾里爾斯克鎳業名義上是私營公司，但實際上由忠於普京的寡頭控制。
公司被迫向軍隊提供一定數量的員工，正如18、19世紀的地主為沙皇的戰爭提供農奴一樣。
斯捷潘不幸的是他的姓氏以A開頭：「他們可能只是挑了一堆靠前的檔案。」
當地軍事徵兵辦公室的一名工作人員親自把動員令送到他家門口。工廠的領班陪同前來，握了握斯捷潘的手說：「這就是生活。」
斯捷潘現在成了「動員兵」，這是一個用來形容數十萬被當作炮灰使用的俄羅斯士兵的貶義詞。
這些人中大多數並非積極自願參戰，但也沒有強烈反抗。
「我一直被教導要隨波逐流，不要冒頭。」斯捷潘說。
三
這種態度在俄羅斯文化中延續了幾個世紀。
1893年，列夫·托爾斯泰在前往莊園的路上，看到一列滿載士兵的火車。這些士兵「大多是好人，善良，甚至心地柔軟」，但他們卻心甘情願地去鎮壓離幾英里外那些挨餓的農民的暴動。
他在《天國在你心中》這本關於非暴力的著作中問道：「他們為什麼這麼做？是什麼讓他們相信現有秩序是永恆不變的，並且他們必須維護它？」
托爾斯泰得出的結論是，對國家的恐懼迫使人們參軍，而軍隊的力量維持了國家的強制力。
托爾斯泰的觀察在今天依然適用。
「我當時更害怕坐牢，而不是參戰，因為我想不出有什麼比坐牢更可怕的。」斯捷潘說。
民調顯示，人們對來自國家的暴力的恐懼超過了對貧困、疾病，甚至死亡本身的恐懼。
戰爭和死亡在俄羅斯已經成為一項商業活動。
被動員的士兵每月可以獲得20萬盧布的薪水，約為平均工資的三倍。自願參軍的人則能拿到更多，簽約獎金約為5000美元——比年初增長了40%，而在某些地區，這個數字甚至高達3萬美元。
軍隊不僅提供現金，還提供地位、債務豁免、稅收減免、兒童保育以及免除刑事起訴的待遇。
對於許多人來說，失去兒子或父親不僅帶來了一筆巨額財富，還帶來了榮譽：陣亡士兵的家屬最高可獲得1500萬盧布（約15萬美元）的賠償金。
俄羅斯目前將GDP的1.5%用於士兵及其家屬，儘管簽約獎金的迅速增長表明普京的志願兵源正在枯竭。
然而，數以萬計的俄羅斯男性已經將戰爭視為一份雖然艱苦但報酬豐厚的工作，類似於在偏遠的油田或礦山工作。
四
斯捷潘收到動員令的第二天早上，在集合點一名軍官告訴他，他是去「保衛祖國」的。
斯捷潘和他的家人知道這是假話，但仍然配合，花了一整天採購軍隊不會提供的必需品：靴子、保暖衣物、睡墊、簡易手機、止痛藥和背包。
第二天，斯捷潘的父親送他去出發，他的母親則留在家中，「對她來說實在太難承受了」。
愛國音樂從揚聲器中響起，年輕人們被裝上巴士，送往諾里爾斯克機場。沒有人告訴他們要去哪裏；新兵們也沒有一個人覺得有必要問。
他們被送往西伯利亞的鄂木斯克進行訓練，抵達後被丟在一個機庫外，等待分配到各自的部隊。
他們露天紮營，點火取暖。斯捷潘曾在18歲時服過一年的強制兵役，他發現這次訓練極其基礎：偶爾跑步，急救課程，以及如何拆解和重新組裝卡拉什尼科夫步槍的培訓。
這些訓練主要是為了電視攝製組的拍攝效果，展示那些「日夜」興奮準備的預備役士兵，給人一種他們吃得好、裝備齊全的印象。
所有新兵都被發了一本簡版聖經和一本充滿愛國主義宣傳的小冊子，宣稱俄羅斯士兵是在「正義一方作戰……對抗烏克蘭民族主義和世界撒旦主義。」
結尾還引用了普京的一句話：「我們將作為殉道者升天，而他們像畜生一樣死去。」
斯捷潘告訴我，他對此感到厭惡，「我不知道這些宣傳是給誰看的……白痴嗎？」
斯捷潘被分配到駐紮在烏克蘭東南部城市新卡霍夫卡的第83空降突擊旅，這座城市從戰爭開始以來就被俄軍佔領。
抵達後不久，他在網上搜索了自己所屬的部隊，發現曾在這支部隊服役的士兵在基輔郊區的布查屠殺了數十名平民，並在馬里烏波爾參與了暴行。
一些戰友炫耀自己的殘暴，以此證明自己的「強硬」。
其中一人告訴斯捷潘，他曾在馬里烏波爾殺害了孩子，擔心他們會扔手榴彈或開槍攻擊他。
回憶起這次對話時，斯捷潘難以開口。
「我記不清具體細節了，」他說，目光躲閃。
斯捷潘試圖找一些「正常」的士兵與他一起巡邏。他駐守在新卡霍夫卡以東10公里的小村莊雷斯克（意為「天堂」），沒有遇到當地人的抵抗，反對俄羅斯佔領的人早已逃離。
他住的房子裏有一個喝醉的士兵，吹噓自己強姦了街對面的一個女人（那名女子報了警，之後那個士兵就消失了）。
斯捷潘感到自己錯過了擺脫這可怕局面的機會，無法找到出路：「我感覺自己快瘋了。」
新年前夜，斯捷潘被派往埃涅爾戈達爾，那裏是扎波羅熱核電站所在地，任務是防禦烏克蘭的進攻。士兵們被安置在地下深處的掩體中，偽裝成核電站工人，企圖在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檢查員面前矇混過關。
這些檢查員是被俄羅斯允許進入以確保電站安全的。
「那是一個荒誕的場景，」他說。「有些人拿着機槍，穿着白色睡衣和頭盔。」
在埃涅爾戈達爾，斯捷潘被指派負責修理一輛被俘獲的裝甲車，但他完全不知道從何下手，內心充滿了失敗的恐懼。
他說，從心理上講，這是他參戰以來最艱難的幾個月之一，「那時我還不知道死亡的恐懼，因為我還沒有真正近距離接觸過它。」
但他知道，這一天很快就會到來。有一天，他的指揮官給他剃了頭，並說道：「我們要把你變成一台殺戮機器。」
五
有些叛逃者是被戰爭的恐怖所震撼，另一些人則被戰爭的荒謬所打擊。
俄羅斯國家壓榨了許多人，但也滋生了一種無政府主義的傾向，讓有頭腦的人可以躲避它的掌控。
維克托是一名33歲的汽車修理工，來自俄羅斯遠東的港口城市馬加丹，長得英俊、精明。
在莫斯科遙遠的惡劣環境中生活多年，他學會了依靠自己的本事生存。
他在徵召文件上寫下了反對參軍的抗議，但告訴自己，如果需要，總能設法逃避這些責任，「我想，如果他們把我送到後方——正如他們承諾的那樣——我就會偷懶。如果他們把我送到前線，我就會逃跑。」
事實上，他的任務是操作坦克，但他得等上一個多月，直到有坦克可用。
2022年12月，第一批T-80坦克到達，這些坦克設計於1960年代，建造於1980年代，早已在坦克墳場裏生鏽不堪。
這些坦克遠未做好戰鬥準備，儘管有炮塔、大炮和履帶，但沒有通信系統，也沒有瞄準器。
更重要的是，十輛坦克中只有兩輛發動機能正常運轉。
坦克被運到馬里烏波爾北部的村莊雷斯普布里卡，維克托在那裏花了幾個星期修理它們。
這不是前線任務，但依然危險。在維克托到達前不久，兩名機械師在一門生鏽的大炮內發生炮彈爆炸時受了重傷。
維克托第一次測試坦克是否能開火時，他把一根繩子綁在扳機上，從外面小心翼翼地拉動。
坦克修好後，他和兩個戰友被部署到扎波羅熱地區的費迪里夫卡村。
他們沒有參戰，基本上可以自由行動。但戰爭仿佛找上了他們。有一次，一名出奇友好的當地人提出送他們去當地市場。
維克托回憶道：「他不停地問問題，還說他全心全意支持俄羅斯。」
那天晚上，維克托所在街道的幾所房屋遭到迫擊炮襲擊。維克托和他的隊友藏在外面的掩護所里，但一輪原本瞄準他們的炮擊擊中了當地一對夫婦的房子，炸斷了那個男人的一隻胳膊。
「我們把他放進坦克，送到醫院。」維克托說。
那名「熱心」的當地人顯然將他們的位置情報傳給了烏克蘭軍隊。第二天早上，維克托和他的隊友向俄羅斯安全部門報告了這名告密者，他被逮捕，從此再也沒人見過他。
經過這次事件，維克托和他的朋友們買了一輛二手拉達車以備不時之需。
維克托對他遇到的烏克蘭戰俘沒有敵意，也不認為他們是敵人（實際上，維克托的外祖父是烏克蘭人，戰前他經常去附近探望親戚）。
「我自己的國家對我造成的傷害比這些烏克蘭人更多。我為什麼要恨他們？」他說。
2023年冬天，維克托的坦克旅被命令炮轟一個由烏克蘭軍隊控制的村莊。維克托開車向前線駛去。但他見過平民遭受不精準炮擊的後果，不打算殺害這些與自己無怨無仇的人。
於是，他抬高了炮管，取下了引爆器，向空中發射炮彈。在浪費掉所有彈藥後，他決定破壞坦克，「我拆下了油泵上的螺栓，放幹了油，並破壞了變速箱。」
當坦克最終慢吞吞地返回費迪里夫卡時，已經變成了一堆廢鐵。
斯捷潘似乎成功逃過了自己破壞坦克的行為，實際上這讓他的境況變得輕鬆了許多。
沒有坦克後，維克托在那一年的剩餘時間裏負責修理車輛。12月，他回到馬加丹度過了兩周的假期，考慮是否應該趁機擅離職守，但最害怕的還是進監獄。
他以為自己會回到後方繼續當機械師的安全工作。然而，2023年2月，他被告知將被調往突擊部隊。
六
到2023年春末，經過持續七個多月的戰鬥並犧牲了2萬名士兵後，俄羅斯終於攻下了巴赫穆特。
這次進攻由僱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主導，戰後責任轉交給了俄羅斯軍隊。
斯捷潘的旅從相對平靜的扎波羅熱被調往巴赫穆特，替換僱傭兵。
他們被安置在巴赫穆特邊緣的一座小房子裏。當天晚上，一名軍官通知他們，第二天早晨將向烏克蘭軍隊發起攻擊。
「他們告訴我們不要喝酒，但每個人都在喝，因為壓力實在太大了。」斯捷潘說。「我們甚至找到一個舊烤架，還烤了些肉。」
為了讓士兵們進入戰鬥狀態，他們的中士給他們看了一部下載在手機上的紀錄片《煉獄》，這是一部關於俄羅斯車臣戰爭的令人作嘔的影片。
他們的任務是以5到10人的小隊穿越前線，與烏克蘭守軍發生短兵相接。
大多數士兵在與敵人交戰前就會被殺。那些能夠交戰的士兵也必須戰鬥至死，然後再派出另一波士兵，直到烏克蘭軍隊被趕走。
斯捷潘只能看到一塊寫着「巴赫穆特」的路牌。路牌之外，是一片燃燒的廢墟，「煙霧太濃了，幾乎看不見——而且從未散去。」
空氣中瀰漫着金屬的味道。當他們在樹林邊被放下時，天色已暗。前一晚還顯得遙遠的炮火現在就在附近，似乎正瞄準他們。
無人機在頭頂盤旋，集束炸彈在他們周圍爆炸。
他們的小隊躲在唯一能看到的仍然矗立的建築的地下室里，彈藥箱當作床鋪。
第二天晚上，他們接到命令，沖向烏克蘭的戰壕並清理乾淨。
指揮官選擇了第一組士兵。
「他看了看我，但決定把我留下。」斯捷潘說，「他可能對我心生憐憫，或許覺得我還沒準備好。」
斯捷潘回憶起這一刻時，不由自主地用手敲打着膝蓋，他吸電子煙的頻率加大了，也吸得更猛了。
「第一組突擊隊出發了，晚上他們通過無線電報告說火力太猛了，決定第二天繼續前進。」部隊再也沒有見到這些人。
第二組被派去補給第一組，也同樣沒有回來。
有一次，先遣隊的一名士兵衝進地下室，「他因腎上腺素過度分泌，眼球幾乎從眼眶裏突出來」。
三天後，地下室里只剩下包括斯捷潘在內的五名士兵。建築物遭到了炮擊，彈片穿透了屋頂。烏克蘭軍隊顯然已經確定了他們的基地。
軍官發放了鎮靜劑以平復士兵們的情緒。但真正的恐懼是在炮擊停止時到來的——這意味着地下室即將被突襲。
指揮官決定在突襲前將所有人撤出。
他們轉移到另一處房子裏，斯捷潘被告知輪到他們小組去攻擊烏克蘭的戰壕了，「我們的士氣已經跌到了谷底。每個人都在恐慌，拒絕出戰。」
一名高級軍官——由一名軍事檢察官陪同——告訴他們，當然，他們可以拒絕再次參加進攻。但這意味着他們將被送到「風暴-Z」部隊，這是一支由罪犯組成的懲罰營，被迫通過踏過雷區來清理地雷。
當顯然沒有人願意選擇這個選項時，指揮官們組織了一場宣誓儀式。
「他們把我們帶到一個掩體，給我們每人一張紙，打開攝像機，命令我們大聲讀出誓言並簽字。」斯捷潘回憶道。
誓言的內容是：「我，鄙視軟弱和恐懼，承諾永不退縮，戰鬥到最後一滴血。」
斯捷潘感覺自己仿佛陷入了深淵，「我感到完全無助，對任何事都無能為力。」
七
然而，斯捷潘並沒有被立即送上前線送死。最後一刻，一名高級軍官決定，強行把這些不服從命令的士兵送回前線毫無意義。
於是，斯捷潘被送到烏克蘭被佔領的盧甘斯克省，在那裏接受瓦格納集團僱傭兵的訓練。
那裏的條件幾乎和前線一樣糟糕。
動員的士兵們每天在熾熱的高溫下被迫跑10公里，後面還有無人機追逐，丟下實彈集束手榴彈。
其中一名士兵在踩到地雷時雙腿被炸飛。士兵們在露天睡覺，遇到下雨時渾身濕透。
一周的訓練後，斯捷潘的連隊得到了新兵的補充——其中一些人年僅19歲，然後他們被再次送回巴赫穆特。
接下來的兩周是，「我人生中最漫長的兩周，」斯捷潘說。
連隊躲在一座破房子的地下室里。大約60米遠處有一座磚砌廢墟，作為觀察哨和射擊陣地。士兵們輪流守在那裏，但有時火力過於精準和猛烈，以至於他們幾天無法換崗。
有一次，斯捷潘已經結識的戰友沃洛佳跑回地下室，準備和他換崗。
當他走到樓梯頂端打開鐵門時，一枚迫擊炮彈在他旁邊落下。牆上的一塊磚被炸飛，砸在沃洛佳身上，把他從樓梯上打翻下來。
當他摔在地上時，腹部的腸子流了出來。
「我們當時都愣住了，我從未見過這樣的場面，」斯捷潘說。「我們被告知，如果遇到這種傷口，不要去碰任何器官，但他自己設法轉了個身，腸子竟然回到了體內。我抓住機會開始給他包紮。」
斯捷潘給沃洛佳注射了強效麻醉藥普羅美多爾，並呼叫醫護人員進行撤離。
幾個小時過去了，沒有人來。他們的止痛藥也用完了。沃洛佳一直要水喝，但斯捷潘只能給他喝水壺裏一些發霉的水，每次用蓋子讓他小口啜飲。
每隔幾分鐘，斯捷潘就點上一支煙。八個小時後，撤離隊終於到達附近，斯捷潘幫忙用一副簡易擔架將沃洛佳抬出地下室。
受傷的沃洛佳臉色蒼白，渾身冰冷，神志不清。
斯捷潘終於需要去射擊陣地了。當他抵達那個被炮彈轟炸過的建築時，發現指揮官和另外三名士兵已經在那被殺或受傷了。
不久後，他的彈藥也用光了。斯捷潘和排里的其他人返回房子，蜷縮在地下室里。無線電的電池也耗盡了。
「我認定一切可能已經結束了。我們失去了通訊，不知道前方和後方是誰。」在混亂中，他出奇地平靜。他抽着煙，想着自己是會被俘虜，還是被一枚扔進門的手榴彈炸死。「我沒有任何念頭，覺得已經準備好安靜地去另一個世界。」
他們整夜等待着烏克蘭軍隊的進攻，但進攻並沒有來。
第二天，斯捷潘和剩下的士兵決定自行撤退。他們避開道路，穿過灌木叢，直到來到一個沼澤。他們等到下雨，雲層遮住了無人機的視線，才開始穿越。沼澤散發着惡臭。
由於武器和彈藥的重量，斯捷潘幾乎被淹沒。
最終，他回到前線後的醫院，得知朋友沃洛佳已經犧牲了。
醫生檢查了斯捷潘，發現他沒有受傷，就將他重新送回部隊。斯捷潘和他的排再次被派往巴赫穆特，住進了少數幾座仍有屋頂的房子裏。政治委員開玩笑說，如果他們想避免戰鬥，就得把胳膊弄斷。
斯捷潘思考着這是否只是個玩笑時，注意到了那個手榴彈引信。
當天晚些時候，政治委員帶來了能量棒和乾淨的襪子，以鼓勵士兵們。當斯捷潘坐在樹下，往槍里裝彈時，他決定這次不會再冒生命危險了。他一邊焦慮地抽着煙，一邊撫摸着口袋裏的引信。
當他接到命令前進時，斯捷潘掏出引信，拉下了環。
引信有兩秒的延遲。斯捷潘把濕透的手掌按在樹上，「以引導爆炸的力量」。
他感覺到熱量升騰，聞到了自己皮膚燃燒的味道。士兵們聽到一聲巨響，轉身看到斯捷潘的手成了一個流血的斷肢。
斯捷潘沒有喊叫，震驚中他感覺不到疼痛。沒有人去找他的拇指。
士兵們顯然知道他做了什麼，但沒有問任何問題；他們只是給他注射了止痛藥，包紮了他的傷口，並呼叫了撤離。
他被送回巴赫穆特的醫院，這次有了明顯的傷口，隨後轉院到位於烏克蘭東南的俄羅斯城市羅斯托夫。
他的母親來看望他，「她哭了，我只是面無表情地站着，不知道該如何回應。我什麼都感覺不到——自從我決定拉下那個環的那一刻起，我就沒有任何感覺了。」
他感受到的是強烈的身體疼痛，但當他飛回諾里爾斯克時，情感上的麻木感依舊沒有消退，「我以為回家會讓我感到開心，但似乎每個人都成了陌生人。我沒有任何共鳴，也沒有與任何人產生聯繫——我只是試圖模仿有情感的樣子。」
短暫的休假結束後，他回到了俄羅斯遠東的一個軍事基地，希望能退役。但他被告知，傷勢不夠嚴重，不行。
兩周後，他將被再次派往烏克蘭。
正是在那時，斯捷潘決定叛逃。
八
斯捷潘制定了逃亡計劃，買了一張飛往巴什基里亞的機票，這是他的家鄉，並把手機扔進了垃圾桶。
「我只想儘可能遠離軍營。」他買了一部二手手機和一張新的SIM卡，用假社交媒體賬號給諾里爾斯克的朋友發了一條消息，告訴他通知父母不要找他。
接下來的兩個月，斯捷潘一直躲藏在巴什基里亞。
他遇到了一位年輕女子，「我對她並不是完全無感，」他說，並把自己的經歷告訴了她。她以自己的名義為斯捷潘租了一間房。
他大部分時間都待在室內，通過YouTube觀看反戰視頻，就是這樣他了解到「Idite Lesom」組織的。
當天，斯捷潘聯繫了這個組織，本以為希望渺茫，沒想到他們幾乎立即回復了他，並在確認身份後告訴他下一步該怎麼做。
他需要錢來逃亡，但當他在ATM機上使用銀行卡時，政府發現了他的位置。
他在諾里爾斯克的朋友告訴他，官員們正在找他，要求他的親戚和熟人把他帶回去，以便讓他在戰場上「贖罪」。
斯捷潘不得不迅速行動。在「Idite Lesom」的建議下，他買了一張前往俄羅斯邊境城市的火車票，城市毗鄰一個允許俄羅斯公民無需護照入境的前蘇聯共和國，（這些地名需要保密）。
「Idite Lesom」告訴他，出了國後暫時不要預訂酒店，所以他在雨中睡在長椅上。
第二天早上，他去了機場，用現金買了一張飛往埃里溫的機票。
直到斯捷潘走下飛機，經過邊境檢查，他才感到一絲解脫。
他坐上出租車，要求司機帶他去最近的酒店。極度疲憊的他進入了深沉的睡眠。24小時後，他醒來時飢腸轆轆，出去買了個烤肉串。
九
維克托的叛逃則沒有那麼血腥。
他和兩名戰友只是拒絕加入突擊旅，說寧願坐牢。他們被扔進了一個五米深的L形坑中，等待逮捕和審判。
就在這個時候，他們決定叛逃，不想冒險面對俄羅斯的監獄，「我們只是互相勉勵，我們趕緊滾吧。」
天黑後憑藉意志力，維克托和他的兩名戰友抓住樹根並在泥地里挖出支點，爬出了坑。
走了兩個小時的夜路後，維克托找到了他藏在樹林裏的車。
幾個人換上便裝，清洗掉車上的泥土，撕掉了軍用標誌。
他們到達馬里烏波爾後，徒步穿越邊境進入俄羅斯。維克托隨後乘火車前往馬加丹，想見他的女友。她當場和他分手了。
「她並不是因為愛國情結，而是不想惹麻煩，」維克托說。
她甚至不讓他住下。一位熟人幫他在城外租了房子，但軍隊開始找他。
於是，他飛往莫斯科，在「Idite Lesom」的幫助下，離開了俄羅斯。
「我感覺自己被咀嚼了一番，然後被吐了出來，」他說。
幾個月後，維克托輾轉來到德國，在那裏他自首並尋求政治庇護，最終被安置在埃爾萬根的一個難民營，這個難民營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波蘭人和烏克蘭人提供了避難所。
維克托和烏克蘭的逃兵住在一起。
「我們相處得很好，」他說。
德國歷史上比其他任何歐洲國家都更早開始應對叛逃問題。二戰期間，約40萬名士兵叛逃德軍。直到本世紀初，這些士兵才被洗清叛國罪。此後，德國各地豎起了無名叛逃者的紀念碑。
其中一位著名的叛逃者是阿爾弗雷德·安德施，一位小說家，他在1944年意大利中部與盟軍作戰時逃亡。
在他的回憶錄《自由的櫻桃》中，他寫道，自己叛逃的決心不僅僅是為了避免死亡，更是一種對漠視他生命的極權體制的反抗。
「在某個時刻，我選擇了賦予我的生命意義的行為，從那時起，這個行為就成為我存在的核心。」他穿過山谷和麥田，離開了屠殺現場，摘下了「味道新鮮酸澀」的野櫻桃。
斯捷潘的逃亡則沒有那麼田園詩般。
在焦慮地等待離開俄羅斯的日子裏，他在腦海中構思了一篇如果被捕後要在法庭上說的講話。雖然他的語言不像安德施那樣華麗，但情感是相同的。
「當我弄斷手指時，我感到非常自豪。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反抗這個體制。我決定按自己的方式生活——不依賴國家的任何保證，因為這一切看起來都如此愚蠢。我的意思是，怎麼能為了一無所獲而死呢？為一個我完全不支持的抽象理念去死？這對我來說毫無意義。如果我必須死，至少我想要以正確的方式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