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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世宏:一場正在發生的科技政變:科技巨頭與民主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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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本書是一部警世之作,更是關於科技治理的行動指南。

在《科技政變:如何拯救民主於矽谷之手》(The Tech Coup: 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Silicon Valley)這本新書里,瑪莉耶.沙卡(Marietje Schaake)揭露了科技巨頭對民主制度的多重威脅,並呼籲全球政府制定更嚴格的科技治理框架。

沙卡曾於2009年至2019年間擔任歐洲議會議員,代表荷蘭的民主66黨,專注於數位權利、私隱保護和網絡自由等議題,堪稱全球數位政策領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目前,沙卡在美國史丹福大學擔任國際政策研究所與網絡政策中心的高級研究員,領導數位權利和科技治理的研究工作。

儘管探討科技與政治的著作不少,沙卡的《科技政變》有其秀異之處。首先,沙卡不僅擁有豐富的政治經驗,更透過她在歐洲議會和史丹福大學的多元經歷,使她能夠深入分析全球科技巨頭如何同時影響民主與專制政權。與其他專注於技術性討論或經濟分析的書籍相比,沙卡將焦點放在科技與國家安全、民主倒退及人權的交集,這讓她的論點更具政治和道德張力。

此外,書中結合的具體案例如Facebook在緬甸的角色、馬斯克在俄烏戰爭中的影響等等,凸顯科技巨頭在全球地緣政治中的影響力之鉅,而這也使《科技政變》不僅具有學術理論價值,更兼具現實行動意義。

中國的數位極權與全球影響

在書中,沙卡專門討論了中國作為全球數位監控技術領導者角色,並詳細分析中國如何利用科技加強其內部控制,並對外輸出其監控技術,從而對其他專制政權產生重大影響。她提到:「中國在數位領域的影響力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不僅在國內,它的科技出口和數據監控模式也在影響全球各地的專制政權」。

中國的「數位極權主義」──沙卡用的是"digital authoritarianism"一詞,但我認為應該用"digital totalitarianism"更貼切,成為了沙卡書中的重要議題。她指出,中國政府利用科技來鞏固一個前所未有的監控國家,無論是透過大規模的臉部辨識技術,或是透過「社會信用體系」這樣的數據驅動機制,中國政府能夠精準掌控公民的行為並懲戒異見人士。書中還提到,中國如何將這些技術出口到其他國家,例如非洲、中東和東南亞的一些專制政權,這些國家也同樣使用中國的技術來鎮壓異議和控制公民。沙卡寫道:「中國提供的不僅是技術硬件,還包括一整套數據控制與監控的治理模式」。

圖片來源:達志影像/美聯社

此外,中國的華為(Huawei)也是沙卡特別關注的企業之一。她指出,華為不僅是中國數位基礎設施建設的核心企業,還參與全球5G網絡的建設,引起國際社會對國家安全和私隱問題的廣泛擔憂。沙卡批評華為的全球擴張,認為這將使中國在未來數十年內控制全球通訊基礎設施的能力達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華為的全球擴張,不僅是經濟利益的擴展,也是中國對全球通訊網絡的掌控」。

科技的雙重作用:自由與控制並存

科技具有兩面性,沙卡用2010年伊朗綠色運動為例充分說明了這一點。當時,伊朗抗議者利用社交媒體進行組織和動員,但這也使他們暴露於專制政權的監控之下。書中描述道:「阿里(Ali)是數百萬挑戰艾哈邁迪內賈德總統選舉勝利的伊朗人之一……他最終被關進臭名昭彰的艾文監獄,那裏以虐待囚犯、強姦和酷刑著稱」。Ali的際遇顯示:科技既能推動民主運動,也可能成為政府的鎮壓工具。

這種雙重作用不僅存在於伊朗,也在其他國家一再重演。沙卡指出,許多西方公司開發的先進監控技術被專制政權用來追蹤異議人士的行動和言論。她提到:「那些原本用來檢測垃圾郵件的技術,卻幫助了國家武裝力量辨認出反對政權的社交媒體作者」。科技的這種兩面或雙重性說明了它既可以促進自由,也能被政權用來監控公民。

西方技術對專制政權的助力:雙重標準

沙卡進一步揭露西方科技公司在數位監控技術出口方面的雙重標準,並以諾基亞西門子網絡(Nokia-Siemens Networks)向伊朗政府出售手機監控技術為例,向我們展示科技如何成為壓迫工具。她寫道:「當歐洲各國政府譴責壓迫人權的行為時,歐洲公司卻在向中東統治者出口先進的監控軟件」。這些公司一方面宣稱支持民主價值觀,另一方面卻因為經濟利益默許、甚至助長了專制政權的數位鎮壓行為。

這些事例反映的是,西方在科技出口上的雙標不僅讓全球人權危機惡化,也顯示了市場利益如何超越人權價值,成為技術應用的首要考量。沙卡強調,這種科技出口與監控技術的濫用,使得世界各地的公民和異議人士面臨空前威脅。

全球間諜軟件市場的崛起:飛馬的警示

飛馬(Pegasus)間諜軟件無疑是本書中最引人注目的案例之一。這款由以色列NSO集團開發的軟件,被多個國家用來監控異議人士、記者與在野反對陣營。沙卡提到:「飛馬專案揭露了NSO集團的目標清單:超過五萬個電話號碼是這家公司為其客戶駭入的潛在對象」。這些目標不僅包括民主國家的政治人物和記者,甚至涉及到法國總統和匈牙利的反對派領袖。飛馬的廣泛使用顯示出私營企業與政府間的合作如何滲透進最隱密的公民生活中,也反映着現代技術對私隱和言論自由構成的深刻威脅。

沙卡進一步指出,飛馬間諜軟件的濫用,暴露了全球監控技術市場的缺乏監管。她質疑:「為什麼在民主政府眼皮底下,這些公司得以繼續開發和出售這些技術,卻未被遏止?」。這樣的質疑顯示,數碼技術的國際監管框架薄弱,政府對這類技術的管制完全趕不上科技發展的速度。

科技巨頭的影響力:私人企業如何操縱政治

沙卡在書中也揭示科技巨頭如何利用其技術優勢影響全球政治,這些影響不只限於經濟層面,更直接滲透國家主權與國際安全領域。除了馬斯克(Elon Musk)與烏克蘭之間的星鏈(Starlink)事件,沙卡也提到其他具體案例來展示科技巨頭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

其中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案例是Facebook在緬甸的角色。2018年,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指出,Facebook被用來煽動針對羅興亞少數民族的仇恨言論,最終導致羅興亞人遭受種族清洗的暴力行動。沙卡引用聯合國報告指出:「Facebook在緬甸境內被用作軍方進行仇恨言論宣傳的主要工具,這直接導致了羅興亞人遭遇的系統性暴力。」此一案例顯示,科技巨頭擁有的媒體平台不僅是資訊傳遞的工具,也可能成為社會暴力和種族仇恨的催化劑。

沙卡引用數據展示:科技巨頭的影響力已經超過許多國家。以Meta(Facebook的母公司)為例,該公司擁有近30億活躍用戶,超過整個非洲大陸的人口總和。而僅在2022年,Facebook的廣告收入就達到1,160億美元,超過摩洛哥和厄瓜多爾等國家的GDP。這些數據顯示出,科技巨頭不僅在技術上掌握龐大資源,其經濟和政治影響力也不亞於、甚至已超越不少國家。

亞馬遜(Amazon)與微軟等科技巨頭競標軍事採購合約的例子,顯示科技巨頭已成為「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一員,雙方有複雜的利害關係,特別是2019年的美國國防部價值100億美元的「聯合企業防禦基礎設施」(JEDI)雲端計算採購案。此一軍事採購案是為了提供美軍先進的數據存儲和處理技術。沙卡指出,這個競標過程中涉及的政治爭端反映的是政府對科技巨頭的高度依賴,但亞馬遜也指控當時的川普政府對此採購過程進行政治干預。

後來,由於爭端枱面化,美國國防部最終取消了這項有爭議的100億美元雲端運算採購合約,該合約由川普政府授予微軟,而非亞馬遜。但無論如何,科技巨頭已經涉足敏感軍事數據,私人企業在國家安全領域的影響力不容小覷。

沙卡強調,這些案例顯示科技巨頭權力的集中化,私營企業已經對國家安全、國際政策和社會穩定產生深遠影響。她指出:「當私營企業擁有的資源和影響力遠超國家機構時,傳統的民主監督機制變得幾乎無法運作,這就給了科技巨頭操縱國際政治的機會」。

防止科技政變,讓技術為公共利益服務

瑪莉耶.沙卡的《科技政變》透過對全球科技巨頭的深刻解析,向我們提出警示:數位科技已對民主構成威脅,導致民主節節敗退,勢如危卵。她不僅揭露西方企業在監控技術出口中的道德矛盾,也對中國「數位極權」的全球擴張提出警告,特別強調中國如何透過科技輸出來影響其他專制政權。沙卡進一步揭示Facebook、亞馬遜等科技巨頭不僅在經濟層面具有巨大的影響力,還能深刻影響國內外的政治決策,從社會輿論到國家安全都無一倖免。

面對此一局勢,沙卡強調,全球各國必須加強對科技公司的監管,並制定更嚴格縝密的法律框架,遏制其對國際政治和公民自由的過度干預。她的主張不僅限於應對現狀,更為了推動全球合作,共同建構一個更加公平、透明的科技治理模式,以確保科技能夠服務於公共利益,而非被用於鞏固專制政權或商業壟斷。

最後,《科技政變》不僅是一部處處可見關於科技與權力關係的洞見,更是一份面向未來的行動指南。它為政府、科技企業和公民提供明確方向:唯有透過集體努力和有效治理與問責,才能確保科技真正成為民主制度的守護者,而不是顛覆民主的「政變」發動者。

作者為中正大學傳播系教授

責任編輯: 李廣松  來源:思想坦克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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