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路梅村，五七年反右前是許昌師專的教師，而且是全地區僅有的兩位二級教師之一，在許昌教育界名望很大。整風時，他作為地區教師代表到省城參加會議，會上他談了三條意見：一、學校考核學生成績，由百分制改為蘇聯的五分制不恰當，五分制沒有百分制科學；二、統購統銷，統購得過火，以致好多農民吃不飽飯；三、個別幹部官僚主義嚴重，自以為是，老子天下第一。這三條意見分別被扣上攻擊蘇聯老大哥，攻擊黨的政策，挑撥黨與農民的關係，攻擊醜化黨的領導三頂大帽子。父親生性耿直，憂國憂民，抗戰時就曾因揭發、抨擊地方官員貪污腐敗、魚肉百姓，被關進監牢。此次自認為是抱着愛國愛黨的信念實話實說，因而拒不低頭認錯，為此招來滅頂之災。
那時我九歲，記得父親天天被鬥爭到很晚才回家。衣服上的扣子常常被揪的這兒少一個，那兒少一個。黑棉襖背上，不是被粉筆畫只蛇，就是畫只鱉，天天花樣變換。後來父親連家也不能回了，一家人為他提心弔膽，揪着心度日。不久，我母親，一個相夫教子的普通家庭婦女，也被街道居民委員會拉到批鬥會場，逼她與父親劃清界限，揭發父親反黨反社會主義的罪行。一個春寒料峭的夜晚，哭泣的母親哽咽着告訴我們，父親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送到黃河以北修武縣勞教了。
我們兄弟姐妹在學校學習都很優秀。哥哥剛上初中就加入了共青團，姐姐一直是學校少先隊大隊長。五八年春，全市語文統考，三年級的我，是全校唯一的一個100分學生，試卷里的作文被各班拿去宣讀。父親被打成右派後，哥哥的團籍被開除，尚在小學就讀的我和姐姐再也得不到老師的青睞。我們如不祥的幽靈，對我們曾經青眼相加的師長們，如今是避之唯恐不及。
五八年暑假後，我升入四年級，新班主任是一個剛從師範畢業的老師，姓翟。這個老師是在反右運動中入黨的學生積極分子。每到預備鈴響，翟就站在教室里大聲招呼班長領唱：「右派右派，像個妖怪，當面他說好呀背地來破壞。」歌聲在全班響起後，他總站在我旁邊大聲呵斥我：「××，咋聽不見你唱？大聲唱！」天天如此。有時，他讓全班停下來，單單讓我站起來給全班唱。儘管我已聲嘶力竭，他還是呵斥我聲音小。放學前，翟老師點評全班當天發生的事，總要先讓我站起來，斥責我這樣不好，那樣不好，天天如此。如此以來，預備鈴聲響起與放學前最後一課下課鈴響起的時間，都成了我遭受羞辱的「單兵教練」時間，學校大門在我腦海里變成恐怖的象徵。
開學三個月後的一天，最後一節下課鈴響，我習慣性地忐忑不安，準備進入恥辱的「單兵教練」，意外的是班主任竟放過了我。在他點評班裏當天情況的時候，我心中暗自僥倖，今天可能被免去「單兵教練」了，儘量低下頭，企圖讓他看不到我，忘掉我。隨着他點評結束，我腦海里正為意外免去一次羞辱而慶幸時，猛然，驚天動地，炸雷般的一串話，把低頭「潛伏」的我震暈了：「路梅村！大右派！」我的腦海霎時一片空白，隨着這聲吼叫，教室和天地一起旋轉，周圍的一切都旋轉着，旋轉着，離開了我。清醒過來時，教室里已空無一人。我下意識地背上書包，含着滿眼淚花離開學校。
到家後，母親發覺我神情不對，問我怎麼了。遲疑一會兒，我說：「我不想上學了！」母親聞聲大怒，拿着棍子顫抖着問我為什麼。我哭泣着將放學前發生的事告訴了她，並把這學期開始後我經歷的一切都告訴了她。母親聽後愁苦地思索了許久，說：「那就不上吧！」從此，9歲的我永遠離開了學堂，開始了為家庭分擔負擔的艱難歷程。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三期，2011-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