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蘊是北京人,文革時她家住在東四十條十三號大院。
她在《文革歲月》中回憶說,院裏加她家只有三戶人家。房東三代女性,寡婆婆、寡兒媳帶一個未婚的女青年,好像她是清華大學的學生,平時很少見她回家。房東住北房,兩邊兩個小耳房,一邊還供着灶王爺。西房住着老兩口,先生是國民黨將領傅作義部下,北京淪陷時投共的軍官,姓康,級別不低,據說還是右派。老伴也有文化,乾淨利落的女幹部形象,無兒無女。
在子蘊的印象里,他們這個院子很講究,北房前廊後廈五大間很氣派,院裏有棗樹、海棠樹,中間是特大的大魚缸。魚缸周圍是夾竹桃、石榴樹、盆景等。她家的三間東房寬敞又明亮,隔斷都是玻璃的,很漂亮。院子南向是一個大影壁,繞過影壁是臨街的院門。偌大一個院子加起來日常生活的才七個人。西房的老兩口總是看書、看報、寫東西,偶爾在院裏坐也拿着書報、雜誌,對子蘊和她弟弟非常親切。
文革爆發後,院子裏的平靜生活一下被打破了。
子蘊回憶說,「有一天我從學校回家,見到大門口停着大卡車,上邊站着穿軍裝戴紅袖章的紅衛兵。進門一看院子裏亂七八糟,原來康爺爺家被單位紅衛兵抄家了,且把老兩口五花大綁押上了卡車,據說是遣返回原籍,罪名是『歷史反革命』。第二天一早我還沒回過神兒來,一戶工人家庭就搬進了西屋,他家夫妻倆帶四個小孩子。更可怕的事還在後頭,沒幾天的工夫我家院裏來了許多不知哪個學校的中學生紅衛兵,他們把房東的家抄了個底兒掉,開始時讓婆媳二人跪在地上,院中間堆滿了山一樣的抄出來的東西,晚上開始燒,院子裏火光沖天。弟弟膽大坐在房頂上看,我非常害怕,睡不着,找出一本《烈火中永生》的書趴在桌上抄。不料西房頂上也有紅衛兵,看到我整夜抄寫東西,第二天一早就湧進來問我出身,參加了什麼組織,並且把我抄的東西拿過去翻看,看到是革命詩抄就沒說什麼。現在想想我們雙方都很幼稚:我在這種情況下抄寫《烈火中永生》究竟站在誰的立場上?而紅衛兵不問動機只要看是革命的書就不再追究。實際情況是我非常害怕,找這本書給自己壯膽,什麼也沒想。紅衛兵拿鞭子指着牆上的畫,從我喜歡的畫報上剪下來的畫,說我是資產階級孝子賢孫。正鬧得不可開交,街道居委會主任來了,她幾句話就把他們勸離了我家。」
後來,紅衛兵在房東的屋頂搜出了房東老太太的先生穿軍裝(不知是軍閥的還是國民黨軍隊的)的老照片、軍刀等,形勢突然嚴峻了,說是婆媳倆想變天,他們解下皮帶開始拼命抽打她們,那個女紅衛兵邊抽打邊歇斯底里地哭,那情景實在太恐怖了。房東老太太先時還大聲地說:「打得好,打得好!」漸漸就氣弱了。過了幾天,婆媳倆雙雙被打死了。
「也就是不到一個月的時間,我家的大院面目全非,滿目瘡痍,死的死,走的走,偌大一個院子,只有西房新搬進來的一家和母親帶着我和弟弟。我受了這場驚嚇,從此不吃飯不出門,連走路都腿軟,得了一場大病。」子蘊說。
西房的新鄰居溫嬸白天常到房內叫她出來到院裏坐坐,但她拒不出門,這樣的狀態持續了近月余,母親急得帶她去看中醫。中醫大夫說子蘊受了驚嚇,驚恐鬱結在心,建議她換換環境。
這之後不久,她們就搬家了。「搬離了這個讓我至今寫起來悲憤恐懼不已的『十三號凶宅』」!時隔多年,子蘊感嘆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