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Magnus Fiskesjö
譯者：撒母耳
（圖片來源：Depositphotos）
一位駐波蘭的記者最近描述了一個驚人的發現：一本1943年的納粹旅遊指南，供前往所謂「總督府」（General Government）的遊客使用，總督府是納粹德國在被佔領的波蘭廢墟上最臭名昭著的驅逐不受歡迎者的流放區。該地區的許多觀光景點被重塑為德國遺產，自豪的德國遊客在旅遊指南的幫助下參觀這些景點。
這正是我們今天在中國新疆的種族滅絕區（當地維吾爾族人稱之為東突厥斯坦）所看到的。
在鎮壓了所有可能的反抗之後——通過強大的監控機構、大規模拘留任何稍微懷疑有親本族情緒的人，以及對集中營倖存者進行大規模強迫勞動——中共政府現在正在推動國內外遊客前往維吾爾地區旅遊。
這場運動伴隨着宣傳攻勢，希望阻止國外對2017年發動的種族滅絕的批評。其主要目標還在於招募國內外遊客成為支持者，讓他們「親眼看看」新疆是安全美好的。
新的基礎設施、改造後的城市和新的景點吸引了國內遊客前往新疆，從假恐龍公園到全新的仿歷史「神秘」遺址，這些景點重新利用了維吾爾文化，同時使其具有異國情調和原始氣息。
情況進展得不差。雖然具體數字尚不確定，但很明顯，大量中國國內遊客正在前往新疆。新華社稱，2023年的遊客人數達到2.65億人次。
這其中就包括外國遊客，並且他們並不只是通常僱傭的親中影響者。外國遊客來訪，接受信息，並將其傳播到國外——這讓中國的宣傳官員很高興。外國遊客似乎是從2023年左右開始興起的，當時最高領導人對自己的勝利充滿信心，公開批准了外國遊客到新疆。國際旅遊公司開始提供新疆游，私人也可以來新疆。
總的來說，種族滅絕計劃確實取得了成功。在目前的第二階段，超過100萬維吾爾族兒童（並且還在增加）被從他們的家庭中帶走，並被隔離在中國的寄宿學校，在那裏他們的語言和文化被禁止；少數民族婦女被系統地絕育（而人口和教育統計數據已成為國家機密）。身體健全的人被強迫勞動；成千上萬的其他人被投進監獄，被判刑數十年，幾乎就是死刑。
維吾爾族文化被斬首，整個文化領袖、藝術家、學者等階層消失殆盡、噤若寒蟬。歷史古蹟和聖地被夷為平地，使其無法成為未來維吾爾人身份復興的基礎。所有這些都表明了整個種族滅絕計劃的預期結果：破壞和消滅維吾爾身份——同時將倖存者塑造成講中文的工廠工人。
與此同時，新聞報道受到嚴格控制——而且這種做法也奏效了。當電視上沒有關於苦難的畫面時，世界媒體就會沉默。事實上，新聞源源不斷，但往往涉及幾個月前發生的事件。泄露的鏡頭很少見。充其量，出現的只是社交媒體上稍縱即逝的片段和錄音，其中有虐待的片段——這些片段一般無法按照通常的新聞標準進行核實。
共產黨的經典策略是掩蓋事實，代之以捏造和推銷經過美化的另類事實，將一種可以接受的另類「真相」強加給公眾。這種方法也經常奏效——對國內外遊客都是如此。
「眼見為實」（Seeing is believing）是中國旅遊英文宣傳的核心口號。他們希望遊客在新疆看到的是熙熙攘攘的購物街，有小吃攤、虛假的歌舞表演等等，這是一種讓遊客信服的「正常」現象。他們可能不明白，這是有選擇性的。遊客看不到監獄裏的數十萬維吾爾人、強迫勞動行業、封閉的寄宿學校體系或被摧毀的遺產——因為這些都不在他們的視線範圍內。
相反，他們看到的是中國的商業活動，以及迪斯尼化維吾爾族遺產的精選標誌，旨在表明維吾爾族曾經生活在那裏。清真寺被用作餐館或旅遊酒店（如果它們沒有被夷為平地的話）也暗示了同樣的信息：沒有信徒，宗教已被淘汰，所以新的（漢人）企業家接管了它們。與此同時，維吾爾人擁有的餐館，如省會烏魯木齊的 Miraj連鎖店，已被關閉，老闆被拘留。
這增強了中國遊客的現代感，因此比他們現在視為僕人的當地倖存維吾爾人更優越。這一切都令人毛骨悚然地想起歐洲殖民主義的鼎盛時期，當時「上等民族」成員在訪問被征服的殖民地時也產生了類似的情緒。
正如梅麗莎·沙尼·布朗(Melissa Shani Brown)和大衛·奧布萊恩(David O』Brien)所觀察到的，這也是一種「見證凝視」（testimonial gaze），它將官方重新編排的關於新疆殖民地意義的記憶內化，凝視者在被要求時再將其轉述出來。
中國國內的訪客也被鼓勵留下來——這超越了中國奇特的大規模家庭寄宿監控系統（通過該系統，漢族定居者與尚未被監禁的維吾爾族人一起居住）。與納粹佔領下的歐洲通過重新安置實現德國化的另一個可怕的相似之處是，新疆的漢人還接管了因維族房主及其全家被拘留和失蹤而空置的房屋。這些房屋以低廉的價格提供給新來的漢族定居者——同時還提供工作機會和維吾爾族婦女作為結婚對象。
中國21世紀的定居者殖民主義項目，正越來越多地被新的學術研究所關注，這些研究打破了長期以來的禁忌，即不承認中國的殖民主義與歷史上的類似例子有直接的可比性。
然而，人們往往沒有認識到，中共國將旅遊業武器化與其他專制政權採取的類似行動有着直接的相似之處。
我本人作為遊客在中國和前蘇聯都有過這樣的經歷，在那裏，對遊客的監管和行動限制無處不在。在俄羅斯，這顯然是為了確保我們只看被批准的景點。
蘇聯熱衷於把外國人帶進來，同時試圖把他們的經歷塑造成證言，以達到宣傳目的——就像對待國內民眾一樣，但卻抓住了外來者證言被認為具有更高的價值——這種做法源於1920年代以來的蘇聯「新型文化外交」，在斯大林「同路人」（fellow travelers）的策劃中得到了完善。
上文提到的納粹德國人被誘導前往被佔領的波蘭旅遊的例子也與中國的情況相似。「總督府」旅遊指南的讀者是在一個被政權重新定義的地方，按照納粹式的民族主義去體驗。
事實上，納粹政權在這種「種族滅絕旅遊」上做出了巨大的協調努力，包括通過「快樂帶來力量」（Strength Through Joy，Kraft durch Freude）等政府宣傳活動。這種旅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不僅僅是商業上的成功。正如克里斯汀·塞門斯（Kristin Semmens）在她的著作《看希特拉的德國：第三帝國的旅遊》（Seeing Hitler’s Germany: Tourism in the Third Reich）中所解釋的那樣，它還吸引了許多遊客相信納粹德國的「正常性」，甚至成為其制度優越性的捍衛者。
朱莉婭·博伊德（Julia Boyd）的《第三帝國的旅行者》（Travellers in the Third Reich）描述了在納粹德國旅行的感受，當時「沒有戰後的後見之明」——那時納粹暴行的形象還沒有刻在我們的腦海里。
就像今天的中國一樣，對外國遊客來說，納粹德國常常是一個有趣、富裕、友好的地方，有很多很棒的景點供遊客遊覽。美國和英國遊客受到納粹政權的極大鼓勵，人數遠遠超過其他國家的遊客（1937年有50萬美國人訪問了納粹德國）。美國人和英國人甚至把大批子女送到希特拉統治下的德國學習！
朱莉婭·博伊德轉述了許多英美遊客對第三帝國的良好印象，他們年復一年地喜歡在那裏度假，「即使[納粹]政權的恐怖一面在他們的祖國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
與此同時，納粹政權繼續歡迎旅遊業，堅信「眼見為實」。
作者簡介：Magnus Fiskesjö在康奈爾大學教授人類學和亞洲研究。他曾擔任瑞典駐北京大使館文化專員和瑞典斯德哥爾摩「遠東博物館」（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館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