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着中美戰略競爭的加劇，國際媒體領域的「敘事之爭」愈演愈烈。但在推動了解北京的影響力操控的過程中，華盛頓各界和更廣泛的中國觀察界傾向於根據他們在美國體系中所處的位置來關注中共活動的特定方面。在某些情況下，這些狹隘且往往支離破碎的觀點削弱了華盛頓在信息領域與中共國競爭的能力。
有三種分析中國影響力操控的狹隘方法尤其令人擔憂。第一種是過度關注北京的隱蔽影響力行動，並將其與北京為塑造目標受眾的觀念而進行的更廣泛且非常公開的努力割裂開來。第二種是過度關注北京社交媒體策略的最新演變。第三種是過度依賴數字工具和大數據分析來了解北京的行為。這些對中國影響力操控的狹隘——或「孤立」的審視雖然重要，但會導致碎片化的應對措施，妨礙實施更加協調的政策方針。
制定明智的政策以應對北京的全球宣傳活動——無論是隱蔽的、公開的、數字的還是模擬的——的關鍵，是全面研究這些活動，並根據對中共的了解制定政策。這種綜合分析可用於預測中共國的行為，為美國的戰略傳播規劃提供信息，並製作旨在讓受眾免受北京敘事影響的信息。目前，美國還沒有一個單獨的機構負責並得到資助來執行這項跨領域的任務。為了贏得敘事之戰，美國應該指定並資助一個組織，其使命是為整個政府的美國戰略傳播規劃提供信息，以幫助華盛頓領先於北京的影響力行動。
公開的行動也很重要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辦公室在其《2024年度威脅評估》中警告稱，中共國正在「擴大其全球隱蔽影響力態勢」，以挑起對美國領導力的懷疑，破壞民主，並擴大北京的影響力。該評估報告稱，中共的隱蔽影響力活動融入了越來越複雜的元素，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和俄羅斯式戰術，目的是在2024年大選前加劇分歧。
但中共國的影響力活動並不局限於暗地裏。北京為影響外國看法所做的努力包括一系列複雜的公開和秘密策略。北京利用其龐大的國營媒體集團，公開尋求向世界各地的受眾宣傳中國的正面形象——如習近平所說的「講好中國故事」——並抹黑、削弱和非法化其競爭對手，尤其是美國及其夥伴和盟友。
這場運動的推動因素是，認為美國及其夥伴和盟友正在對中國發動「輿論戰」。在中國的戰略思維中，輿論戰是「三大戰」之一，指的是利用媒體影響輿論並獲得國內外受眾的支持。這三大戰還包括心理戰——利用信息和媒體支持軍事行動並推進政治和軍事目標——以及法律戰——利用國際和國內法律獲得國際支持並控制軍事行動的政治影響。
中國為擴大其在全球媒體環境中的公開影響力所做的努力已有20多年，可以追溯到胡錦濤時代初期(2002-2012年)。到21世紀初期，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參與者的崛起已是不可否認的事實。2001年，兩個重要事件正式標誌着中國作為新興經濟強國的地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北京獲選主辦2008年夏季奧運會。然而，儘管取得了這些公開的成功，北京仍擔心，西方媒體對中國的反華偏見繼續損害中國的國際形象，並阻礙其發展國際影響力的努力。2004年，中共發佈了一系列旨在改善中國對外媒體的指示，並重新成立了對外宣傳工作領導小組，標誌着中共領導層對這一工作的決心。
2008年，當奧運火炬傳遞沿途爆發抗議活動時，北京遭遇了在海外「贏得民心」的持續失敗。這次公關失敗讓中共政府更加堅信，需要改進其對外宣傳。不到一年後，中共國開始了一項耗資約66億美元的宣傳運動，以擴大其在全球的媒體影響力並改善其國際新聞報道。
中國正在進行的塑造外國看法的全球運動幾乎涉及目標國家信息環境的所有方面，包括印刷媒體、數字媒體和廣播媒體，甚至信息通信基礎設施。例如，在湄公河地區，中國積極尋求建立影響力，包括與所有五個國家(泰國、老撾、越南、柬埔寨和緬甸)的當地媒體達成內容共享協議，對多個國家的當地媒體進行金融投資，以及中國公司投資電信基礎設施建設。中國非但沒有試圖隱藏這些活動，反而經常將其吹捧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努力的一部分。
(圖片：The Fundação Oriente via Wikimedia Commons)
不僅僅是數字媒體
與世界上許多政府和媒體組織一樣，中共國的宣傳機構也適應了數字時代。中共國營媒體已成功從印刷和廣播躍升至網絡，從傳統媒體躍升至新媒體。例如，中共官方的新華社在 Facebook、X、新浪微博(類似於 X的中國微型博客網站)和 YouTube上都擁有強大的影響力。新華社的 YouTube頻道擁有143萬粉絲。此外，北京還採用了一系列社交媒體操縱策略，包括審查、機械人、網絡噴子(troll)和僱傭有影響力的人，甚至已經開始嘗試生成式人工智能。
但中共塑造影響力的所有努力並非都在網上。儘管這是一項至關重要的努力，但專注於北京的數字足跡的分析可能無法捕捉到其線下活動的範圍，例如其廣播宣傳和針對記者的努力。例如，中共官方的海外廣播機構中國國際廣播電台以61種語言製作多媒體內容，在全球播出。它的短波廣播覆蓋太平洋島國等國家，在這些國家，廣播歷來是主要的新聞來源。
中共政府影響國外媒體和國內外記者的努力也遠遠超出了數字領域，進入了現實世界的人際交往領域。中共政府代理人使用的手段既有明目張胆的，比如以人身暴力威脅記者;也有微妙的，比如暗示外國新聞機構如果不採取親北京的立場，可能會失去進入中國市場的渠道。最近，北京以「請喝茶」威脅外國記者——這是一種常見的做法，即傳喚個人，並威脅他們如果發佈違背中共政府利益的信息，將以違反中國國家安全法或反間諜法的罪名受到刑事起訴。北京還以拒絕發放或續簽簽證的方式懲罰外國學者和記者，以報復他們對中共政府不利的報道。對於那些依靠進入中國謀生的人來說，這種做法可能會毀掉他們的職業生涯，因此會給他們帶來巨大的自我審查壓力。
過度依賴數字工具
中國龐大的數字存在有利於使用數字監測工具和分析模型。的確，這些工具在捕捉、量化和了解中共國在網絡上的影響力活動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儘管這些工具對監測中共政府利用數字領域的努力非常重要，但分析人員很容易過度關注這些工具的產出，而失去對背景的感知。
試圖使用大數據分析來監測中共政府網絡足跡的方法，可能會脫離對中共的更廣泛理解——它的當務之急、目標和歷史。這可能導致對數據的錯誤解讀，得出的結論缺乏預測力。例如，一個外行人讀了微軟公司關於中國威脅行為者信息行動的一份出色報告——可以理解的是，這份報告重點關注數字領域中6到12個月的不連續期間——很容易就會覺得，中國的網絡影響力行動正在迅速提高其編造與目標受眾產生共鳴的敘事的能力。然而，當你把這些行動置於更廣闊的歷史和政治背景中時，就會發現情況更加複雜——而且可能沒有那麼可怕。中共國的影響力行動和宣傳運動是一種制度的產物，在這個制度下，政治正確性往往優先於其他一切——包括有效性。
歷史的重要性
綜合分析北京施加影響的所有努力——公開的、隱蔽的、數字的、人力的和模擬的，並基於對統治中國的共產黨的理解，對於制定明智的應對政策至關重要。
首先，需要牢記的是，尋求塑造外國的看法對中共來說並不是一種新行為，它使用的許多策略已歷經數十年的打磨。對外宣傳是中共運作的一個核心要素，並且貫穿其整個歷史。培養外國的「中國之友」等策略，可以追溯到幾十年前。毛澤東本人精心培養了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關係，斯諾對中共及其領導人的同情報道在1930年代引起了全世界的關注。同樣，從近90年前共產黨軍隊在延安的窯洞躲避中國國民黨軍隊以來，該黨一直在印刷自己的報紙，並通過電台傳播自己的信息。這兩種做法在隨後的幾十年裏被中共政府不斷完善和調整運用，至今仍是其對外宣傳的核心要素。
其次，將中共國的媒體行為置於近期黨內改革的背景下，可以洞察北京的敘事隨着時間的推移可能會如何演變。自上台以來，習近平一直試圖通過2018年進行的組織改革來加強中共對中國媒體生態系統的控制。作為這些改革的一部分，中共撤銷了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將其職責移交給中宣部。中共對中國媒體的控制得到鞏固，這對其未來的行為產生了嚴重影響。這表明，在中國的媒體行為中，黨的要求可能會發揮更大的作用，而不是實現真實受眾參與的商業要求。這也意味着，中共國推動的敘事很可能具有高度的可預測性，並支持中共政府試圖向世界講述的關於自己的主流敘事——即使這些敘事對目標受眾來說並不特別有吸引力。
事實上，在我觀察中國媒體行為的近20年裏，我的主要收穫之一是，北京的敘事往往相當可預測。無論中國媒體報道什麼具體事件，它都會抓住一切機會來履行共產黨的任務，宣傳中共國的正面形象。從最廣泛的層面來看，以下敘事貫穿於中國媒體的對外報道：中國是和平的;中國的合作方式是互利共贏的;中國是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成員;中國是發展中國家更好的合作夥伴。
另一方面，中國媒體也本能地試圖削弱和非法化中國的競爭對手，尤其是美國。中國媒體對美國的典型報道——尤其是美國與中國競爭的活動——圍繞着以下敘事：美國尋求維持其全球霸權;美國軍隊是一支破壞穩定的力量;美國的合作方式是自私自利的;美國利用國際組織欺凌其他國家;美國對發展中國家的援助帶有政治附加條件。
中國媒體對特定主題和政策問題的報道——如南海領土爭端或美國在印太地區的軍事部署——所宣傳的信息通常屬於這些主敘事的範疇，並強化了中共政府的官方立場。在新華社的英文網站上快速搜索「美國」、「軍事」和「破壞穩定」等詞，就會出現一系列標題，試圖將美軍描繪成破壞南海、中東、東南亞乃至全球穩定的力量。
建議
如果中共國的敘事是可以預測的，那麼我們就有可能搶佔先機。人們讀到或聽到的第一條信息往往能產生最強烈的共鳴——心理學家稱之為「首因效應」(primacy effect)。在關鍵問題上，美國可以通過分析中共過去對類似行動的反應，來預測中共的言辭反應，並精心設計信息，使受眾免受中共政府敘事的影響。例如，如果將美軍描繪成破壞穩定的力量是中共針對印太地區夥伴和盟友傳遞信息的常態，那麼美國的戰略傳播就可以預先傳遞有關特定行動或部署的穩定作用的信息。同樣，鑑於中共可能會試圖將美國對印太國家的援助描繪成旨在維護美國霸權並削弱其政府，美國圍繞援助計劃傳遞的信息應該強調尊重這些國家的主權。
華盛頓應該設立一個組織，負責為美國針對中共國的戰略傳播提供信息。目前，美國國務院全球參與中心的任務是「指導、領導、同步、整合和協調美國聯邦政府識別、理解、揭露和反擊外國政府和非政府的宣傳和虛假信息的工作」。這是一項絕對關鍵的任務，但它與在信息領域與中共國競爭所需的能力還稍有差距。它使美國處於落後狀態——在有可能預測、計劃和領先於中共國信息的時候，還在被動應對。授權一個組織了解和預測對手的宣傳和虛假信息活動，可以讓美國先發制人地應對中國的影響力行動。
至少，這個組織可以為聯邦機構提供諮詢，在全面了解中共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影響力活動以及中共政府可能做出的反應的基礎上，就如何量身定製戰略傳播提出建議。一個更有雄心的方法是授權這個設想中的組織，制定一份美國所有政府部門的全球戰略傳播計劃。
為了贏得這場敘事之戰，美國應指定一個實體並為其提供足夠的資金，以預測對手的信息並搶佔先機的方式，為其戰略傳播規劃提供信息。要完成這一使命，就需要以對中國的了解為基礎，全面分析中國的影響力行動——公開的、隱蔽的、數字的、人力的和模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