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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中國女人 「要什麼獨立房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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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英國女性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出版了散文集《一間自己的房間》。她在書中用詼諧幽默又不失銳氣的語言,講述了女性在社會中長期遭遇的種種不公,提出了「一個女人想要寫作,必須有錢和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

書籍出版近百年,該書一直被認為是女權主義的代表作。透過書中種種敘述,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至今仍被廣泛討論:為什么女性很難擁有一間完全屬於自己的房間?

台灣作家彭怡平用時十餘年,走訪了十多個國家,從具體的女性處境入手,聯繫政治、經濟、文化、階級等各個方面進行研究,寫成《女人的房間》一書,發現了一個令人觸目驚心的事實:很多女性終其一生,都未曾擁有完全屬於自己的空間,不少女性甚至不曾意識到擁有獨立空間的重要性。

是什麼因素剝奪了女性對於房間的擁有權?女孩子為什麼不能擁有自己的獨立臥室?

成長過程中,小蕾不止一次問父母這個問題,但每次父母都是搪塞敷衍了事。

沒有答案。

小蕾出生於2005年,家在貴州黔西南地區。家中有五層樓房,其中三層對外出租,一層堆放雜物,還有一層是她們家人共同的生活空間。

這麼多房間,沒有一間完全屬於她。從小到大,小蕾一直和母親同床共枕,近兩年搬到客廳,以沙發為床。

在她身邊,很多女孩都沒有獨立臥室,她們中有的有哥哥,有的有弟弟,有些像她一樣,家中只有兩個女兒,但因為父母覺得「女孩子長大總要嫁人的」,所以她們在家中,似乎本來就不需要有獨立的臥室。

結合自己的經歷以及與身邊其他女孩的交談,小蕾漸漸發現,房間分配問題普遍存在於不同條件的家庭之中,女孩兒沒有選擇的權利,或者選擇權永遠滯後於家中的男孩。

小蕾發現,身邊有很多女孩子竟然也要面對類似的困境。而這些女孩子的家長,都有許多開脫的理由,諸如「父母收拾房間太麻煩"「家中經濟條件有限」"男孩兒和父親睡一起太尷尬"等。

小蕾並不覺得這些理由成立,以下是她的自述。

沒有房間的人生

我叫小蕾,今年19歲,是一名在校大學生。

說起來有點匪夷所思,我生活在一個有五層小樓的家裏,卻一直沒有自己的獨立臥室。從小到大,我一直和母親同床共枕,近兩年才搬到客廳,以沙發為床。

我家的客廳是一處完全開放的空間,旁邊有扇門,門後連着一個走廊,走廊與廚房、廁所、臥室相連——這意味着,我的家人無論是去廁所、臥室,還是廚房,都必須先經過客廳。因為不能保證客廳的私隱性,從小到大,在浴室洗完澡,我都必須穿戴整齊才能出來,換衣服也要等到家中沒人,或另尋一處沒人的地方。睡覺的時間,取決於父母什麼時候關電視。

一個人時,小蕾經常會去海邊發呆,想自己的過去和未來。(圖/受訪者提供)

從小到大,我跟母親提過很多次,希望能騰出一個雜物間,給我做個人臥室,但每次父母總是以各種理由搪塞、敷衍,如果我鼓起勇氣再提,對話就會被刻意打斷。

有一次,我聲淚俱下跟母親說,我真的很渴望有一個房間,但再次被拒絕了。她說,沙發上也可以睡覺,收拾雜物間很辛苦,還要買家具、打掃衛生。

我當然清楚,這些根本不是真正的原因。父母在我三歲時開始分房睡,母親不願因為我和父親過多溝通,而父親覺得女孩子終歸要嫁人,為註定要離開的女兒準備一間房子,沒必要費這個勁。

有段時間我特別執拗,我真的想要擁有一間屬於自己的屋子、一張屬於自己的床。當時四樓有一間堆放雜物的屋子,裏邊擺了一張空床板。我用自己攢的零花錢買了床墊、床單、被子,還從樓下偷了一個枕頭。深夜躺在床上,我總會不自覺想像,自己真的擁有了這間屋子的使用權,並在腦海中一點點勾勒房間裝修後的樣子。

母親對我的做法大為光火,她不止一次氣勢洶洶地質問我:「為什麼非得自己睡,死活不和我睡在一張床上?」

大概只有我在意吧,我和母親的生活習慣不同,她喜歡安靜、漆黑的環境,而我喜歡開着夜燈聽歌入睡。每次和母親一起睡,我都不敢在床上大幅度翻身,怕打擾她休息。

但深夜時分,我又會一遍遍反問自己,為什麼自己連翻身的自由都沒有,也沒有權利選擇床單上的花紋?

我很羨慕那些有獨立臥室的女孩,她們可以隨意擺放玩偶、書籍以及其他玩具。而我擁有的玩偶,無論是買來的,還是別人送的,最終結局都是被父親丟掉。他總是說,這些東西佔地方,放在家裏礙手礙腳。

家中為數不多剩下的與朋友有關的物品,是他們送的手寫信、明信片和其他一些體積小的禮物,但最初也只能放在衣柜上。後來在我的多番央求下,母親才拿來一個大箱子,我將這些東西裝進箱子,放在角落裏。

也是在那時候,我才知道,一個箱子就能裝下一個女孩的所有。

搬到客廳睡覺後,我擁有的空間仍很有限,僅僅是一床被子、一個枕頭。晚上,沙發是我的床,可到了白天,我的「床」又變成了人人可以入座的沙發,我很厭惡這一事實,也很害怕被人發現,人生19載,我從沒有自己的臥室。

跨年時,小蕾和同學經過某個酒店樓下。她幻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和家人一起坐在裏面團聚,一起點香檳慶祝。(圖/受訪者提供)

讀高中時,一位相識超過10年的朋友曾不止一次說,要到我家裏做客,但每次都被我拒絕了。我一次又一次告訴對方,父親不喜歡我帶人到家中做客,有時還會謊稱家裏有客人。我心裏清楚,拒絕朋友是我害怕對方發現我窘迫的人生,也不想承認,如果帶朋友回家,她們只能和我一起坐在沙發上,一個私密的、自由的聊天空間都沒有。

還有一次,一位朋友在生日當天要坐飛機出行,群里有人提議打視頻電話給對方送行。我環視一周,才在屋內找了一處狹窄的空間,但也要保持固定姿勢,才能防止朋友發現客廳的沙發和電視。

我很害怕別人發現我沒有房間這件事,但我的父母好像並不在意。疫情期間上網課時,母親經常在我的身後走來走去,我不得不經常變換姿勢,以免同學發現母親的身影。這種自我暴露的感覺,經常讓我覺得厭煩至極。

女孩子,買什麼房子?

很難說清,我具體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極度渴望有一個獨立臥室的。

印象中,我最早表現出對獨立空間的渴望,要追溯至小學的某一天。當時父母買了一把碩大的傘,把傘撐開放在地面上。我披了一塊布,拿着手電筒躲在傘下,做了一個「傘房」。

趁父母不在家,我躲在傘下,給自己放《愛麗絲漫遊仙境》,像在自己房間看電視。但是得特別留意腳步聲,在他們進門前,把自己裝好的「傘房」都收拾好,讓整個環境恢復到他們離家前的樣子。

後來搬到客廳睡覺時,我還是一直在追求這種安全感。白天父母不在家時,我會將沙發上的枕頭摞起來,擺在邊緣處。摞起來的枕頭,像保護我的城牆,圍起來的沙發成了我內心的堡壘。只不過,這個堡壘太過脆弱,我必須在父母回家前,及時拆掉「秘密王國」,以免被父母責罵。

那時候,我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行為背後,投射出的是多麼深的渴望。

慢慢長大後,我開始向母親透露買房的想法,她怒斥:「你以後會結婚,為什麼要自己買房?」

我隨即反問母親:「如果我沒有自己的房子,是不是要像你一樣,和丈夫發生矛盾了,只能帶着孩子離家出走?」

在我的家庭中,父母發生矛盾,母親帶我們離家出走,已經成為常態。印象最深的一次爭吵發生在2020年夏天,那時貴州很熱,母親穿着短袖在樓下打理門面房,一位男性前來諮詢租房的事情。母親耐心與對方溝通,並無任何言語和行為上的不妥,但對方走後,父親說母親穿着暴露,大聲斥責她,兩人爆發了激烈的爭吵。

我站在母親身旁,忍不住出言為母親辯解——夏天穿短袖很正常,父親的行為完全是雞蛋里挑骨頭啊!

父親隨手抄起身邊的一塊板子,就要衝過來打我,他的嘴裏振振有詞:「我是你的父親,你怎麼敢忤逆我!」

那時我只有16歲,卻已經真實感受到了父權的存在。我趕緊逃開了,板子最終落在了母親身上。後來鄰居打電話告訴我,母親頭部被砸破,血順着她的後腦勺漫到脖頸,那件引來謾罵的白上衣,肩頭被血染紅了。

我一邊匆匆往家趕,一邊撥通了報警電話——報警在我們家發生過很多次,但每次都以「和解」告終,父親太懂得如何在警察面前扮演一名遵紀守法又態度良好的公民,他和母親之間的衝突總被定義為家庭瑣事。果不其然,警察在聽到我說出詳細地址後,便以小孩報假警為由,掛斷了電話。

我匆匆趕回家,帶着母親前往醫院包紮,和她再一次前往外婆家「避難」。

從小到大,我都很排斥去外婆家。她有5個子女,唯獨我的母親不受寵,是其他兄弟姐妹欺負的對象。母親和父親結婚後沒地方住,只能在外婆家住着。他們要定期向外婆繳納房租和水電費用,但還是經常被外婆趕出門。

我有好幾次嘗試了解這段歲月的細節,但母親總是避而不談。父親倒是似乎並不排斥,他總說:「當年,是我保護了你的媽媽和姐姐。」

長大後,這樣的歧視從母親蔓延到了我和姐姐身上。每次回外婆家,她總會嘮叨我們浪費電、浪費水。這樣的指責,從來不會發生在表姐妹身上。

去往外婆家的路上,我問母親:「為什麼每次夫妻吵架,離家出走的永遠是妻子和孩子?」母親沒有直接回答,但表示再也不會回到父親身邊,和他繼續生活。

這樣的話,我在成長過程中聽過無數次,但那一天,不知道是母親臉上的表情太過堅定,還是白色衣服上的鮮血太過刺眼,我仍選擇了相信。可幾天後,一場熟悉的認錯大會仍在外婆家上演了:父親拉着母親的手,信誓旦旦表示再也不會動手打她,求她回家。

站在樓上,我竟然看見母親笑了,她一臉幸福,帶着嬌羞對父親說:「你幫我搬東西,我就跟你回家。」然後他們真就搬着東西離開了,我一個人坐在樓上,看着他們兩個的身影越來越遠。

我的父母、外婆,竟然沒有一個人想起我還在樓上。

父母走後,我和外婆被留在了房間裏。那時外公已經去世,外婆得了腦梗,她總會控制不住地在深夜捶床,大喊大叫。我聽着不時響起的、刺耳的聲音,只覺得一股濃濃的被拋棄的感覺席捲全身。

那一晚,我想起了母親經常說的話,「天下母親沒有不愛子女的」「我做的一切都是為了你」。我的眼睛和耳朵告訴我,她愛我,但更愛我的父親,但我沒辦法確認,這種愛從何而來,又剩下幾分。

後來讀艾麗絲·門羅的《逃離》時,我在書中女主的身上看到了母親的身影,一個下定決心逃走的女人,竟然會主動返回受困的囚牢,甚至還要撒謊去怪罪那些幫她出逃的人——現實生活中,我曾不止一次勸說母親離婚,但她每次都會以一種特別無奈的語氣告訴我:「我已經這個歲數了,我的性格就這樣了,沒有辦法按照你的想法去改變。」更多時候,她和父親站在統一戰線,一起指責、謾罵我是不孝女,竟然鼓動父母離婚。

父親經常威脅:「你身上流的是老子的血,無論你走到哪裏,你都沒有辦法擺脫我。你以後掙錢了,要拿一半的工資來養我。否則你走到哪裏,我就鬧到哪裏。」

這件事後不久,我在日記本里寫下:「我的腳上永遠有一條鏈子,無論我跋涉到哪個地方,緊拽鏈子的父親都可以把我拉回來。」我內心深處,也更堅定了要買房的想法。我想逃離。

與此同時,我也開始漸漸接受,和父親糾纏一生,是母親的選擇。我沒有辦法改變他們中的任意一人。

我想要的家,該從何而來

與我想通過買房獨立的想法不同,我的姐姐常常認為,女性活在世上,要面臨許多困境,而要擺脫它,只能依附男性。

姐姐今年34歲,很符合中國傳統社會裏「長姐如母」的觀念。在我出生前,她和父親、母親寄居在外婆家時,不止一次被轟趕。幾年前,父親沉迷賭博,將家庭積蓄揮霍一空,還沒結婚的她主動負擔了家裏的開銷。

也許是小時候的經歷影響,姐姐將人生希望寄託於婚姻和伴侶。她認為,女性結婚後就擁有了所需的一切物質基礎,不需要擔心買車、買房。

她曾出錢與一位戀愛對象一起買房,不過兩人後來因為矛盾分開。姐姐既沒有要求男方歸還購房款,也放棄了房子的所有權,大半積蓄就此付諸東流。

我曾給她發過一條3000多字的消息,勸她自救,放棄依附男性的想法,她卻回復我:「你的人生太過理想主義,而我是現實派。我倒想看看你的自救,會有什麼結果。」

漸漸地,我減少了和姐姐的聯繫,也不再勸她。偶爾姐姐找我吐槽,我也開始附和她,給她想要的情緒價值。但我越來越清楚地感覺到,我們之間的距離越來越遠。

在某種程度上,姐姐和母親十分相像,她們是《金鎖記》中曹七巧的文學縮影:受到了多重壓迫,精神極度痛苦,卻沒有合適的方法解決這種痛苦。久而久之,她們將這種痛苦強加他人,成了加害者。

讀大學後,我減少了與家人的聯繫。與此同時,我也真正擁有了屬於自己的床、桌子和柜子。每個月,我會從1500元的生活費里拿出1000元買貼花、唱片、書籍等,裝飾宿舍里這個屬於自己的小空間。

每天晚上入睡前,我都會拉上窗簾,將床頭的一盞枱燈打開。溫暖昏黃的燈光充滿每個角落,那種靜謐的感覺總會讓我心生滿足。在這方空間裏,我可以玩手機、看書,也不必害怕肆意翻動身子,會打擾到別人,或觸碰到別人的身體。沒有人會監視我,這是一個密閉的,有絕對私隱性的空間。

看着宿舍書桌上越來越多的裝飾品,我發現它們好像只是被擺在那裏,並沒有獲得真正的容身之所。後來,我打包丟掉了一部分玩偶、裝飾,也轉手賣掉了一些。

以前讀八月長安的書時,在評論區看到過一則留言:一個家庭中如果兒女雙全,但房間數量不夠,那睡在客廳里的,往往是女兒。

與身邊朋友談起女孩子沒有獨立房間這件事時,我發現,有些女孩子即使有自己的臥室,也只能在父母給予的空間裏,擺上父母喜歡的物品。那些被厭棄的,只能被藏起來。我有一個室友是二次元愛好者,但因為父母的反對,她只能將喜歡的周邊藏起來。

脫離父母視線後,她買了一個展示櫃,原本藏在角落裏的穀子,也有了屬於自己的「家」。

還有兩位女性朋友,家中分別有一個哥哥和弟弟,他們擁有自己的獨立臥室,而我的兩位朋友無一例外都睡在客廳沙發上。

其中一位朋友多次提到,將來長大了要逃離原生家庭,住到千里之外的城市,最好能在靠海的地方安家。但她的母親不惜以死相逼,朋友也被迫留了下來。

我越來越深刻意識到,自己想要一個完全獨立的空間,容納自己的一切。我開始經常上網搜索購房相關的信息,也會經常計算還有多少年才能買房。最近,我正在一家機構做兼職,雖然薪水並不高,我卻覺得很滿足。

我離理想中的家,似乎越來越近了。

責任編輯: 李華  來源:新周刊 轉載請註明作者、出處並保持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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