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農村回到學校,立刻就置身在一種火熱的氣氛之中了。校園裏,在臨時搭起的篾席上,在每一座建築物的牆上,在宿舍的走廊里,到處都是大字報。這些大字報的矛頭大抵是指向業已倒台的舊北京市委、校黨委以及各系總支的。在第三學生食堂,開闢了內部大字報欄,揭批彭、羅、陸、楊和其他大人物。
不過,這個內外界限很快就打破了。人們十分興奮,三五成群熱烈地議論着。聶元梓的大字報是5月25日貼出的,從貼出到廣播,幾天之內,留校的師生已分成兩派。當我們回校時,勝負早已分曉,保陸平的一派消沉了,支持聶元梓的一派則興高采烈,四處演講,向剛返校的聽眾介紹其光榮的戰鬥經歷。
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受周圍氣氛的感染,我也異常興奮。一向在台上指手畫腳的校領導突然被打倒了,雖然派進了工作組,但學校仍處於准無政府狀態,常軌不復起作用。列寧曾把革命稱作人民的盛大節日,當時確是一派過節的景象。革命意味着暫時的權力空白,人民一向受着嚴格的管束,現在突然沒有家長了,成了無人管束的孩子,洋溢着乍獲自由的喜氣。大字報所揭露的一些大人物的私隱千奇百怪,匪夷所思,也令我大開眼界。
另一方面,我心中又有強烈的隱憂乃至恐懼。事實上,早在半年以前,報上發表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這種憂懼就已經開始。我不知道高層鬥爭的內幕,但是,對文藝作品和學術文章作出極端牽強附會的解釋和臆測,據此在政治上提出嚇人的指控,不能不使我有兔死狐悲之感。和常軌一起,常識也被打破了,如果說常軌的打破使人解放,常識的打破卻使人迷惘了。魔鬼已從瓶中放出,它將施怎樣的魔法,所有的人心裏都沒有底。
懷着這種矛盾的心情,我天天在大字報欄前流連,貪婪地讀着,驚訝着,激動着。北大是一座大字報的森林,我一頭扎了進去。有一天,我在一張大字報上突然看見了郭世英的名字,並用紅墨水打着一個可怕的叉叉。那張大字報列數校黨委的罪狀,其中之一是包庇反動學生郭世英。我的頭腦一下子痴亂了。當時的感覺是,當我在大字報的森林裏漫遊時,不期而看見其中的一棵樹上吊着我的朋友。我立刻逃離大字報區,漫無目的地在校園裏亂走,心中充滿不祥的預感。
返校後不久,北大發生了六一八事件。由於這個事件的主要發生地點是我住的38樓前,我目睹了全過程。
6月18日上午,哲學系若干學生把本系的「黑幫分子」揪來,在樓門口的台階上進行批鬥。所謂「黑幫分子」,在哲學系是指北大社教中的右派,我們的年級主任陳老師亦在其列,在學校和其他各系則是指當權派。事情發展得極為迅速,別系的學生紛紛效仿,揪來了他們系或校一級的「黑幫分子」。
在學生宿舍樓里,只有38樓的樓前有高台階,很適合做「鬥鬼台」。那些獸性發作的學生把廁所里裝便紙的鐵絲簍拿來,套在被鬥者頭上,又朝他們頭上臉上澆黑墨汁和紅藍墨水,逼他們下跪,拳腳相加,鬥畢押往校園遊街。在這場暴行中,活躍着我們班一個同學的身影。我在一旁無言佇立,一陣陣冷顫,為人的醜惡而震驚。
六一八事件後,工作組要求大家對事件進行討論,吸取教訓。新的一輪辯論掀起,有三派意見。一派說是革命事件,好得很,理論根據是毛澤東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一派說是反革命事件,有反革命分子在其中搗亂,甚至有黑後台。一派說是錯誤事件。我持第三種意見,出發點仍是常識,覺得這種侵犯和侮辱人身的行為與革命反革命都不相干,純粹是刑事犯罪。這場辯論沒有結果,很快就轉為對工作組的性質展開辯論。
由於工作組傾向於認為這是反革命事件,激進分子便貼出大字報,說工作組推行反動路線,已成為革命的絆腳石,必須趕走。正當自發的辯論熱火朝天而又相持不下的時候,中央文革小組來到了北大,7月25日和26日,連續兩個晚上在東操場舉辦萬人辯論大會。名曰辯論,實際上已有定論,便是肯定六一八事件,驅逐工作組。
這兩場辯論大會對我震動極大,使我第一次對文革產生了明確的懷疑。人們出於對毛澤東的敬仰,對江青也懷有相當的敬意,我也不例外。在當時,絕大多數人都不了解江青的歷史和個人品質,對這個突然成為中國政治舞台上紅角的第一夫人充滿好奇。然而,第一次目睹她的公開表演,我不禁目瞪口呆。
最令我吃驚的,一是她的飛揚跋扈,把工作組長張承先像孫子一樣地辱罵,二是她的公報私仇,當着萬人之眾抖摟家庭私事。在第二場辯論會上,形勢已經明確,支持工作組的人不再有發言權,台上站着北大附中「紅旗」的中學生,其頭目彭小蒙是一個伶牙俐齒的女孩,做了一個火藥味濃烈的發言。江青為之助威,高喊:「誰不革命,誰就走開!」群情激憤之時,康生又火上澆油,厲聲宣佈:「張承先不只是反動路線,他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反革命的反動路線!」話音剛落,彭小蒙等舉起皮帶抽向張承先,而台上的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皆作壁上觀。
在作總結髮言時,江青越說越激動,一聲「我要控訴」,便開始詳細數落張韶華如何利用毛岸青患有精神病而與之同居,張韶華的母親又是一個多麼壞的女人,說到最後,聲嘶力竭地叫喊:「我們家沒有這麼個兒媳婦!我們不承認有這麼個兒媳婦!」會場上立即響起呼應的聲音:「把張韶華揪出來示眾!」張韶華當時是北大學生,幸虧她早已逃匿,不在現場,暫時躲過了一劫。
辯論會之後,當天晚上,我在日記里記下了江青、康生的表現,也記下了我的不解和反感。在那段時間裏,我仍保持着寫日記的習慣,陸續記下了許多困惑。隨着運動向前推進,不斷有人遭殃,這些日記就成了我的心病,後來是我第一批毀掉的文件。
如同當時絕大多數學生一樣,我以天真的熱情接受了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在我的心目中,他不啻是一個神,甚至偶爾想到毛主席也有普通人一樣的生理活動例如排泄,便感到不可思議,仿佛是一種褻瀆。現在人們會覺得這種想法太可笑,但我曾與人交流,發現當時有過與我同樣閃念的大有人在。
我對毛不完全是迷信,也有真正心悅誠服的成分。文革前期,他的一些未發表談話傳抄出來,不脛而走,我讀後真心折服於他的天才。尤其是他抨擊現行教育制度摧殘人才的談話,何其痛快淋漓,簡直像是說出了我們這些受壓抑學生的心聲。因此,雖然我對文革常有想不通的地方,也仍是強迫自己從正面理解和適應。
報刊上出現的一些醒目口號,例如「觸及靈魂的革命」,「在大風大浪中前進」,「關心國家大事」,在我這個小資眼裏被賦予了一種浪漫色彩,也誘使我努力順應這場運動。我感覺到了理解和適應的困難,便從自己身上找原因。我對自己說:這場運動既然是史無前例的,其發展進程必然會不斷地出乎我的想像,是我這樣思想一貫偏右的人所難以接受的,我必須自始至終對自己的右的傾向保持警惕。
於是,在我寫的第一張大字報《關於當前運動的若干問題》中,我特別強調了這場運動的主要危險始終是右傾。我心裏清楚,這個論點絲毫沒有某種政治分析作為根據,其實只是我的不自信心理的隱晦表達而已。那時已有許多外地學生來京串聯,我驚訝地發現,他們爭先恐後地閱讀和抄寫這張大字報,並在上面寫滿了贊同的批語。我還寫過一張題為《造反有理,奪權有理》的大字報,時間大約在1966年九、十月間,由於開頭引用了從民間小報上看到的朱德的一句話,結果整篇文章被誤傳成了《朱德同志講話》。
不久後,我在北京外國語學院、延安、成都都收到過這個標題的傳單,內容正是我的大字報。我忘了具體寫些什麼了,大約不外是說奪權才能使造反成正果罷,是邏輯上的推演。我在文革中寫大字報很少,這是主要的兩張,都是所謂理論思考,雖然沒有傷害具體的人,但多少也起了煽風點火的壞作用。現在我提及這一點倒不是要懺悔,而是想說明當時的總體氛圍,我不屬於極少數能夠超越這種氛圍的先知先覺者之列。
摘自周國平著《我的心靈自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