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院是中共迫害異議人士、信仰人士的隱形基地。圖為《徐州精神病院用藥物摧殘法輪功學員》繪製圖。示意圖(明慧網)
周曉來自江蘇無錫,因為公開談論「六四」被送入當地精神病醫院迫害,親身見證了精神病院已成為中共維穩機器裏面最兇狠、最核心的一部分。
周曉從事IT行業。2012年5月初,他在翻牆查閱資料時,偶然看見了「六四」事件的紀錄片,包括軍隊開槍鎮壓的畫面,感到衝擊很大。由於視頻聲音很大,門外鄰居開始議論此事。他跟鄰居交換看法,並展開辯論,不料被鄰居舉報。
「一切的起點就是因為我在公開場合談論了『六四』。」周曉回憶,警察先聯繫到他的家人,威逼利誘,恐嚇他的家人,要是不把我噤聲,關進精神病醫院裏去的話,就會讓家人也付出代價。
「我母親還有外公嚇傻了,就(配合警察)把我給關進去了。警察、居委會還教我家人怎麼去申請精神殘疾證,告訴家人說這樣可以申請低保,每月有一千塊錢,我家人就同意了。」
周曉告訴記者,他自幼父母離異,被外公收養。這樣一來,母親給他辦理了二級精神殘疾證,成了他的監護人。然而,周曉在中國的正常生活路卻被堵死了。
「我去找工作,人事部門在網上把我的身份證號輸入一查,就說:你怎麼有殘疾症啊?我就傻眼了。居委會徹底把我的活路給封死了。」他說,「我偷偷地打工,找個不要交社保的工作,這樣才做滿一年的。」
捆綁電擊抽血……精神病院成最兇狠維穩機器
周曉曾經二次被投入無錫精神衛生中心,即原無錫市同仁康復醫院、無錫市第七人民醫院,是中國江蘇省的一所醫院,為三級甲等醫院。
2012年5月25日中午,三個警察突然闖入他家,將他抓捕,沒出示任何法律文件。他上了警車,家人上了另外一輛車,被帶到無錫精神衛生中心,辦理了住院手續。被告知只有在醫院、警察、居委會三方同意才可以出去。
他提問:為啥不將我關進監獄呢?得到的答案是,警察也怕麻煩,因為管轄範圍內出現反共人士,會被上級部門視為工作失誤,遭到責罰,所以才將他關進醫院。因為一個精神病人的言論是不會被認真看待的,同時也可以讓人失去自由。
周曉告訴記者,精神病院裏面非常恐怖。每天就像行屍走肉一樣,吃藥、吃飯、睡覺,吃了藥就感覺昏昏沉沉,老想睡覺。他被關在樓上四個月,沒有放風,從來不會放他們出去的。一級病房是小病房,裏面關四五個人,大病房關二三十個人。
周曉被捆綁了多次。他說,「只要你言語上有牴觸情緒,醫生就會說:他發病了,綁起來!他們叫保護性約束,就是用約束帶捆起來。每次捆綁都會持續12小時,四肢固定在床上。」
他還被電擊五次。「那個叫ECT電休克治療,就是等於把大腦重啟一次。有一個頭環像一把緊箍咒一樣的套在我的腦袋上,然後它開關一開,我就失去意識了。」
幾個小時後,周曉從噩夢中醒來,想不起來為什麼自己躺在病房裏?慢慢記憶恢復了才想起來了,原來是被電擊了。「電的過程就幾分鐘,我們排着隊電的。前面一個人我看着他躺在那,帘子一拉,推出來那個人滿臉通紅躺在擔架上。」
在他住院的那段時間,病區里死了3個人,有一個老爺子是病死的,還有一個人是被打死的,還有一個消失了。
「護工會打人。那些護工都是社會閒散人員,他們的工作就是打人。但是相比護工,我覺得那些護士年紀輕輕的,內心極其狠毒,根本就不把我們當人的。有一個護工講過一句話:就是習近平進來,他也吃不了兜着走!」
「那個人年紀也快60歲了,他反抗,打了醫生一耳光,五個護工上來打他、教訓他,打着打着他就發病了,他本來就有心臟病。我親眼看到的,持續了有二十多分鐘。」
由於他們都在一級病房,護士看着,不允許他們互相之間講話,所以周曉甚至不知道他姓什麼。「他進來也就關了三四天出了這個事。」周曉說。
2015年第二次住院是因為他跟母親吵架了,母親叫了警察。三個月後,同母異父的弟弟結婚,他才得以出院。
「2015年那次,每天都有不同的人送進來,都是警察押着過來。醫院還對我們抽血,年輕人反反覆覆的抽血,老年人不會抽血,他專抽年輕人,這個很明顯就是在做器官配型。」周曉認為,精神病院跟當地政府和警方是利益捆綁關係,這些病人都成了潛在的活摘器官供體。
他表示,中共這個維穩機器裏面最兇狠、最核心的,就是精神病院,如果沒有精神病院它管不住老百姓的。監獄裏面走流程的,它還要裝作掛羊頭賣狗肉,人權這個東西還要裝一下,但精神病院它裝都不用裝,任人宰割。
據明慧網報導,無錫法輪功學員戴禮娟被無錫610、國保惡警多次綁架,曾在無錫市精神衛生中心強行注射不明藥物,之後便精神恍惚,全身癱瘓。於2011年3月28日含冤離世,年僅四十九歲。
江蘇無錫市「反X教協會」還聲稱,自籌科研資金三十萬元,向省、市社科聯、科技局申報配套經費十七萬元,聯手無錫市精神衛生中心,合作開展《心理矯治療法在「法輪功」痴迷人員教育轉化中的運用》的課題研究。這種「心理矯治療法」,被外界認為就是假科學名義對堅定的法輪功學員實施藥物迫害。
「它沒有底線的,它越來越邪惡,以後共產黨會更加邪惡。」周曉說。
兩次逃離中國大陸
周曉很慶幸自己能夠逃離中國大陸。2015年,他偷偷辦理了護照。之後的澳洲簽證也比較順利。
為什麼能順利辦下護照?周曉分析,中共的制度是很矛盾的,自身的系統很荒謬,就是很多部門互相矛盾的。他在中國殘聯里被標註為精神病人,但是把一個人加進邊控名單,至少省公安廳才有這個權限。
2017年6月4日,湖南常德的警察突然闖入周曉家中,搜查電腦,取走了硬盤。這一天正好是「六四事件發生的日子」,後來周曉得知,當地還有其他人也被搜查了,因為警察希望知道他電腦里有什麼。
2017年6月4日,湖南常德的警察突然上門搜查周曉的電腦。(受訪者提供)
2018年2月,周曉抵達澳洲,馬上向移民局申請政治庇護,也拿到了過橋簽證(Bridging visa)。但是沒有人幫助他,甚至維洲有些NGO裏面的工作人員直接就是共產黨員,華人老闆不僱用他,他四處碰壁,最後渾身被蟲子咬得千瘡百孔,感覺快要死掉了,他不得不暫時放棄申請,同意回國。
回國的第一天,他就開始計劃第二次出逃了。外公是黨員,他的護照交由外公保管,周曉趁着去他家裏吃飯的機會,恰好那天外公有事要出門,他翻到護照拿了就走了。他通過旅行社辦理的簽證也沒有郵寄到家,由周曉直接到上海來取,然後直飛日本。
2019年4月17日,周曉抵達日本。之後周曉把他7年來遭遇迫害的事實,全部舉報給了北京中央政府監察部,但沒有任何效果,舉報內容反而被轉發到了無錫警察那裏,引起了他們的激烈報復。
當地警察曾派人到上海追捕周曉,他被明確告知已被列入海關黑名單,一旦回國立即送往精神病院。
由於日本難民認定程序非常嚴苛,2020年12月,周曉的政治庇護申請被拒絕了。所幸他具有計算機技能,在日本申請了工作簽證。
「剛來日本的時候很艱難。」他說,「我的庇護申請被拒絕之後,我才是豁出去了,我想着:就算有一天我被送回去,死在醫院裏,我的故事流傳在網絡上,流傳在這個世界上,那我也死得其所。就怕我無聲無息地死在醫院裏。我就是抱着這麼一個心態,把它曝光出來,讓中國老百姓都知道中共有多麼的邪惡。」
記者致電無錫精神衛生中心,向總值班室詢問關於打人、死人、器官移植等事項,對方連稱不清楚,讓記者找辦公室聯繫到現場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