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中旬召開的中共二十屆三中全會，也曾被國內外諸多人士給予希望，因為中國嚴峻的經濟形勢亟待進行制度變革，人們希望中共政權放棄當前"黨領導一切"的逆市場化道路，重回鄧小平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道路，但這只是臆想，因為會前習近平已經為三中全會劃定了紅線，那就是，"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定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發揮黨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把黨的領導貫穿改革各方面全過程，確保改革始終沿着正確政治方向前進"。[7]簡而言之，就是"改革不改方向，變革不變顏色"。王丹評論說，這表明三中全會的所謂的"改革"，說穿了核心就是要加強黨的領導。有這麼一個最高原則放在那裏，能有什麼改革可言？按理說，今天中國最需要的改革就是擺脫一切都要由黨來領導的狀況。這個不改就談不上真正的"改革"。即使是在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中共還在強調要"黨政分開"，現在的改革卻是要"加強黨的領導"，這哪裏是"改革"？這分明就是"倒退"！[8]
二是政治"黨領導一切"。習近平十一年執政全面否定了鄧小平時代建立的"黨政分開"、"政企分開"有限分權原則，強力實施黨對國家和社會的絕對控制。在他眼裏，中共的領導權不容挑戰，並通過修憲將這一原則寫進了總綱，成為憲法原則。習近平堅決否定普世價值，因為它們對於中共極權制度具有解構的作用。他認為法律就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為統治階級服務，所以不存在司法獨立。當然，黨領導一切，也就意味着習近平的絕對領導，服從黨就必須服從他。這就是所謂"二個維護"的真實含義。既然黨領導一切，當然不存在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的問題。由於沒有新聞自由、公民社會、公正的司法，社會衝突就失去化解的渠道，社會戾氣自然上升。
三是外交"反美"。習近平終結了鄧小平"韜光養晦"外交策略，以堂而皇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取而代之。但其實質就是拒絕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目的就是保持中共一黨專政。美國等西方國家綏靖政策的目的是讓中國在經濟發展後和平演變為民主政體，但這正是習近平要阻止的。這就註定了中國和西方的分道揚鑣，可謂"道不同不相為謀"。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幌子下，中國外交向戰狼外交、人質外交轉變。習近平刻意要惡化中美關係嗎？沒有。他希望與美國保持良好的關係，因為這有助於吸引外資，引進高科技和收復台灣。他只是要給美國劃定紅線，即中國內政、台灣和有爭議的領土、海域不要觸及。但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人權高於主權，美國不可能不反對中共迫害少數民族、武力侵佔台灣和南海霸權，也不可能不鼓勵中國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儘管習近平多次希望改善中美關係，但結果只可能是中美關係不斷滑向新冷戰。
綜上，習近平希望建立一個極權主義的紅色帝國，自然要對社會進行全方位的控制。為消滅任何爆發顏色革命的風險點，習政權必然要遏制私營經濟的發展，並剝奪中國憲法所規定的公民權利，也必然要反美反西方，並與獨裁國家俄羅斯、朝鮮、伊朗等結成統一戰線。習近平面對日益嚴重的政治經濟危機不是進行政策調整，而是採取毛氏針鋒相對的"鬥爭"。儘管他面對西方經濟和高科技圍堵，以及在2022年末白紙運動中也採取了退讓和緩，但政策原則從來沒有改變。由於習近平運用反腐敗集中權力和清除政治異己，數百萬官員被整肅。面對習政權的嚴酷的政治迫害，中共官員官不聊生，以躺平自保。正如孫立平先生所言，當今中國失去了方向感，精英失去了安全感，老百姓失去了希望感。[9]在此情形下，習政權呈現出明顯的脆斷特徵。
未普對習政權的脆斷性進行了較為全面的剖析，指出：（1）中共體制韌性已經消亡，它曾經擁有的靈活和務實即體制韌性的核心，經過十餘年的大規模黨內清洗和社會壓制已經蕩然無存；（2）韌性消亡的後果非常嚴重，遠比"改開"路線的終結和市場經濟的終結更令人心悸；（3）體制韌性目前已經被或正在被體制僵化所取代，這種僵化來得如此猛烈如此快速如此鋪天蓋地，以至於人們不能不擔心，中共體制再挪一步就是脆斷；（4）而習近平正親自操作體制運行的方向和速度，他的所有招數似乎正促使這個體制筆直地向脆斷衝去；（5）中國各階層人民也似乎普遍意識到，脆斷或遲或早會發生。[10]
2、極權政權的結局就是脆斷
我認為，極權主義制度只有兩個演變通道，一條是走向後極權，再走向威權或民主政治；另一條是走向脆斷，前蘇聯就是例子。習近平拒絕了從後極權到民主政治的路，剩下的路徑只能通向脆斷，儘管很難像前蘇聯一樣和平解體。這是一個弔詭的現象，習近平為了避免中共政權崩潰而重返極權主義，但結果卻將是重蹈前蘇聯崩潰的結局。
為什麼極權政權必然走向脆斷？我認為，這是極權主義的性質決定的。極權主義也被稱為"全權主義"，本意是指一個全能政府對全體個人進行全面管制的政體形式。康奎斯特（Robert Conquest）對此定義為："在極權主義政體，國家不承認任何限制，並盡其所能力求控制公共和私人生活的每一個方面。"[11]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指出："極權主義是人類歷史上一場最深刻的政治革命，其原始目的是以國家機器來改造人性。在此之前，任何政府——不論是民主還是專制——都只是專注於管制人民的行為，極權主義還要管束人民的思想和信仰。一般的威權統治只是治"行"，極權政治則要治"心"。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最本質的分權是上帝與凱撒之間的分權，掌握信仰的權力和管控行為的權力之間有一堵憲政意義上的"分離之牆"。極權政治則要掃除一切權力分界，將一切都牢牢掌控在國家手裏——當然，這個所謂的"國家"最終僅歸結於最高領袖兼"教主"一個人。"[12]"極權主義是一種現代現象，它不同於帝國時期、王朝的統治；同時強調其現代性也是強調它力量的強大，不受限制，是理性的僭越和哈耶克所說的致命的自負。表現為權力的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從物質到精神，從身體到心靈。我們從歷史上的極權主義國家可以看到納粹德國所謂的意志的勝利，納粹德國、前蘇聯、中國都有過的改造人的精神、靈魂、造新人運動。這種烏托邦的理想設計基於人的德性：無私、忘我、利他，奉獻和犧牲，我們可以感到這已經帶有宗教性質，其與自由主義基於個人主義完全相悖。"[13]
綜上所述，因為極權主義政權通過對社會、公民全方位的控制，公民社會無法生存，公民處於原子狀態，很難採取有組織的非暴力抗爭實現國家的民主轉型。由於極權國家堵塞了社會所有的"出氣孔"，民眾的不滿和憤怒就像火山裏的壓力一樣積聚，一旦政府控制失靈，國家就會在瞬間崩潰，脆斷。目前民主轉型發生在威權國家，還沒有一個極權國家能夠成功轉型的。前蘇聯只是避免流血事件，但國家和執政黨卻瞬間覆滅了。許成鋼指出，極權主義不會允許多黨制，不允許黨內有公開派別，而一旦允許黨內有公開派別，為了權力可以挑戰對方，此時的政黨就不再是列寧主義政黨了。這解釋了為什麼全世界迄今不存在極權主義（民主）轉型的案例，而只有蘇聯那樣的制度解體。[14]
在二十大之前，民間盛傳"習下李上"，三中全會期間有瘋傳"習近平中風"的謠言。我認為，這是中國人民意的表達，仍希望中共高層通過權鬥或習近平病故，從而結束中共的政治經濟倒退，重返鄧小平改革開放道路，本質上還是"搭便車"思路的延續。
中國是否還存在這種政治演變的可能性呢？
我認為理論上存在這種可能性，但現實可能性並不大。首先，習近平上台就集中精力控制軍隊，並進行反覆清洗。目前軍隊儘管存在不滿情緒，但在沒有民變的前提下幾乎難以發生兵變。其次，習近平已清除了黨內不同派系，消滅的江派、團派，做到了權力定於一尊。很多人懷念毛死後，華國鋒、葉劍英抓捕"四人幫"事件，但忽略了華國鋒是當時的國家和軍隊最高領導人，軍權牢牢掌握在葉劍英等老帥手中。二十大閉幕式上，胡錦濤被架離會場標誌着中共政權不再存在對習的制衡力量。再次，即使習近平突然死亡，其接班人也無法回到鄧小平的道路上。因為習近平登上大位，並非靠其一己之力，可以看成中共頑固勢力的救亡行動。鄧小平改革開放由於拒絕政治體制改革已經走不動了，要麼徹底拋棄極權主義制度，實行制度變軌，要麼重返極權主義飲鴆止渴。習近平上位後的一切努力就是為了阻止中國的民主轉型。習重返極權主義和廢除領導人任期制，不僅摧毀了中共與人民之間的社會契約，也粉碎了習與紅二代之間的政治聯盟，並培育了龐大的社會反對力量。在這樣的背景下，他的繼任者已沒有選擇，"鬆綁"意味着革命爆發，延續習近平的政策則可以苟延殘喘，但無法避免脆斷。
三、習政權脆斷的圖景
如果習政權走向脆斷的政治判斷成立，接下來我們就要回答它如何脆斷，什麼因素會引發脆斷。
1、維穩機構製造動盪
六四大屠殺後，在鄧小平"穩定壓倒一切"的原則下，20世紀90年代中共開始組建維穩機構。1998年3月27日，中共成立中央維護穩定工作領導小組。2018年3月，該小組及其辦公室併入中央政法委。由於社會矛盾日益尖銳，中共對維穩力量的依賴性不斷增強，目前維穩機構和人員數目驚人，規模龐大。
2011年中國政府預計投入到公共安全的維穩預算為6244億人民幣，這一數字比上年增加了13.8%；2011年軍費預算為6011億元人民幣，比上年增加了12.7%（儘管實際軍費開支遠大於公開的數據）。維穩經費首度超過軍費開支[15]
近年來，由於房地產債務危機，地方政府常年依賴的土地財政已難以為繼，大多地方政府入不敷出，無力繼續供養維穩人員。但由於對維穩力量的依賴性，中國政府也不能解散這個群體。
郭建龍在文章《警察國家必死於脆斷》中指出，再大的超級國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維穩的道路，哪怕持續的時間再漫長，也必然以脆斷為結束，脆斷之後的結局也必然更加混亂。原因在於維穩機構本身。維穩機構每做一件事情，都必然會蠶食掉一部分的社會經濟活力，在最初表現得還不明顯，日積月累，即便經濟再強大，也總有在維穩的幌子下被吸乾的那一天。一旦經濟被吸乾，政府將無法再獲得豐裕的財政；一旦財政無法養活龐大的警察群體，而政府又離不開警察的維穩，就必須允許他們自己找食吃。於是，各種抓嫖抓賭，各種許可證，各種以維穩名義收取的費用，必然呈現幾何級數攀升，警察們擾民的程度終將達到一個闕值。在他們擾民增加的同時，執行能力卻在逐漸下行，到一定程度，已經無法控制社會的穩定。這就是革命爆發之時。[16]
2、新流民階級崛起
流民在中國歷史上源遠流長，流民生活的不安定性使他們成為"社會不安定的因素"，他們在與主流社會的對抗中尋找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在中國歷代皇朝更替中，流民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