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培行業又活了?」這是中國很多教培從業者在8月3日發出的疑問。
當天,中國國務院發佈《關於促進服務消費高質量發展的意見》提出20項重點任務,其中最引人矚目的內容包括「推動社會培訓機構面向公眾需求提高服務質量」,以及「指導學校引進第三方機構提供的非學科類優質公益課後服務」。
受到關注的原因不難理解,幾乎整整三年之前,中國政府發佈《關於進一步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的意見》,目標是「有效減輕義務教育階段學生過重作業負擔和校外培訓負擔」。
該政策被稱為「雙減」,措辭嚴厲程度超過市場預期,有投資人立即認為「這個賽道基本上廢了」。
三年之後,再提促進教培發展,讓低迷兩年的行業在錯愕之後大喜——新東方、凱文教育、行動教育、昂立教育、中公教育等教育股票連續漲停。
這一變化,是否意味着中國政府對教培行業的高壓政策「反悔」,背後的更深層次的原因是什麼?
BBC中文採訪從業者、學生家長,以及經濟學家,回顧教培行業巨變,並以此管窺中國經濟的「新常態」。
「巨痛」後剛剛適應
「我們公司總部在上海,做K12(涵蓋小學中學12年)英語培訓,分校遍佈全國。」李思(化名)在一個三線城市運營分校,她介紹,2021年雙減之前,自己在當地開設兩個校區,一大一小,雙減之後開始痛苦轉型,關閉較大的校區,保留較小的校區。
「然後就是調整內容,不再搞政策不允許的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科內容,而是聚焦學齡前的英語啟蒙,然後增加了課後託管的業務。」李思表示,但即便如此,還是不得不裁員60%以上,僱員從七八十人減少到二十多人。
根據中國媒體估算,中國校外培訓機構從業者超過1000萬人。而行業裁員比例在雙減後估計達到50%以上。
轉型後,李思的培訓學校一直收入一般,因為英語啟蒙、課後託管等業務,需求遠不如學科培訓那麼高,所以李思的學校面臨營銷費用的上漲,「以前獲客很容易,現在生意大不如前」,一直維持較小校區的運轉,無法重回雙減前的規模。
「以前,大概班裏一半的孩子都會上補習班,家長們都是一傳十,還有介紹抵扣學費的優惠。」家在河南省鄭州市的魏淑娟有一個13歲的兒子和一個8歲的女兒,兒子曾經報過不少課外教輔班,女兒上學時已經在雙減政策實施之後,沒怎麼報過班。
「那時不可能不報。」魏淑娟舉例,如果孩子在班裏排第十名,而他前面五名和後面五名學生都在課外補習,對家長和孩子的壓力都很大,除非是那種全憑自己就能保持前幾名的孩子,否則不論學習好壞,都面臨這種壓力。
魏淑娟認為他在報班上還算克制,以前每年控制在1萬元左右,主要是辦了張英語教育機構的年卡(7000元),期末考試前會請家教(3000到5000元)。
魏淑娟很慶幸雙減後節省了這筆費用,尤其現在大環境不好,自己的收入也受到影響,如果再加上女兒的教培費用「肯定受不了」。「但(換在當時)也得受,中國家長就這樣,別的地方能省,教育上不能。」
李思也認為,她的處境在行業內還算比較好,經濟大環境不佳,能夠生存已經不錯了。她透露比較頭疼的問題是雙減後第一年,當地教育部門經常檢查,也遇到過上門查封以「敲竹槓」的政府官員,「好像我們成了有麻將桌的茶樓,或者洗腳城一樣的灰色產業,這點最難受。」
直到最近一年才穩定下來,「剛剛適應,希望今年多少賺點錢」。
「謹慎樂觀」
作為家長,魏淑娟表示,支持雙減,不想回到以前了,家長互相內耗,而且經濟壓力也太大。
「保持謹慎樂觀。」李思說,新政出台後,總公司也跟各地分校的校長開過溝通會,主要就是傳達「理性看待,不要盲目擴張」的判斷,因為這次促進政策並不意味着雙減帶來的限制一筆勾銷。
雙減把教培分為「學科類」和「非學科類」,對於前者限制極為嚴苛,不僅在培訓時長、價格、內容上做了細緻規定,而且禁止其資本化,要求其轉變為「非營利性機構」;對於後者約束則較少。
目前的促進措施,並沒有重新放開義務教育階段學科類培訓機構登記的政策出台。
「千萬不要誤讀,我的理解,就是並沒有放鬆管制,只是說對於允許的部分,以後要促進其增長。」李思稱。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8月9日舉行新聞發佈會,官員在會上介紹了多個與教育消費相關的舉措。包括:合理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推動教育等領域有序擴大開放;教育等服務機械人不斷疊代升級,數字教育等新模式穩步發展;結合開展「消費促進年」活動,圍繞教育體育等重點領域,舉辦服務消費季系列促進消費活動等。
李思則表示,經歷過一次「行業地震」後,她的心態發生變化,「不太敢冒險了,進一步投資的心收了收」,因為以前投資可以估算成本、利潤,但「政策巨變」的變量她無法估算,而這一點恰恰是突然的、絕對的。
ING銀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師宋林提醒注意一個今年中共官方流行的新提法——「先立後破」。
「立」主要是指創造出新機制、新技術、新業態等新事物;相應地,「破」大致是指摒棄舊機制、舊技術、舊業態等舊事物。換言之,中國以前的做法是,還沒有「立」起來新的教育體系的情況下,就把舊的教培產業給「破」了,造成了從業者的損失。
宋林認為,現在的措施是一個令人鼓舞的跡象,表明決策者正在重新審視一些可能產生意外後果的政策決定——教培行業的決定突然造成了大量失業,擾亂了許多人的正常生活。「先立後破」表明了在中國經濟轉型期保持穩定的重要性。
消費該怎麼救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20條新政不僅限於給教培業鬆綁,從餐飲、旅遊等消費大項,到家政、房車露營等佔比較小的項目,再到電子遊戲、社交電商等一度受到監管打壓的項目,中國政府正在急切地刺激居民消費的提升。
「中國經濟日益失衡,因此推動向消費轉移。」穆迪分析(Moody's Analytics)經濟學家哈利·墨菲·克魯斯(Harry Murphy Cruise)向BBC中文表示,在中國經濟版圖中,高科技製造業正在發揮重要作用,而家庭卻在觀望,房地產市場也在不斷下行。這個發動機,只有一個氣缸在工作,經濟面臨停滯風險,尤其是在貿易壁壘不斷出現的情況下。中國的官員們希望利用消費讓經濟脫離一檔的低速運行。
宋林還原了中國經濟動力的變化。
去年,消費佔據全年經濟增量的82%,而當前零售總額同比2%的增長,是疫情之後最弱的水平,表明消費者信心疲軟仍是經濟復甦的主要阻力。
今年上半年,海外需求復甦支撐了中國製造業的發展,成為經濟增長的主動力。然而,中國經濟總體出現意外放緩——今年二季度GDP增長4.7%,低於預期,尤其是消費領域。最近的數據顯示製造業面臨着更大的壓力,有幾個月的製造業數據處於萎縮狀態。
「由於今年的增長目標是5%,如果製造業的增長勢頭開始減弱,就需要其他方面的增長來實現增長目標。消費是最理想的情況,但鑑於信心仍然非常薄弱,很可能還需要增加投資。」宋林表示。
不僅如此,從長遠來看,中國的目標是向消費驅動型經濟轉型。「世界上大多數主要經濟體都是內需驅動型經濟,如果轉型成功,中國的龐大市場將擁有巨大潛力。中國也出台了一些政策來支持消費的長期發展,包括完善社會安全網、改善服務等。」
對於中國最新的20條促進消費政策,克魯斯潑了盆冷水,「這些都沒有抓住重點。20條措施似乎假定,家庭之所以緊縮開支,是因為他們沒有什麼想買的東西。」
克魯斯進一步解釋,實際上,家庭不消費是因為他們對經濟或自己的未來缺乏信心。疫情後工作不穩定是其中的關鍵,許多人控制支出,充實儲蓄,以防失業。增加就業機會尤其是年輕人的就業機會,將是持續提升消費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