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翼崛起並日益受歡迎，與歐洲民眾在經濟和政治雙重困境下尋求解決之道的需求密切相關。俄烏戰爭是個轉折點，生存危機喚醒的民意很難完全扼殺，兩個因素註定歐洲必然右轉，只是過程將非常緩慢與曲折。
法國極右勢力勒龐被阻擊，讓歐洲左派聯盟鬆了一口氣：馬克龍解散國會之舉，終於將勒龐領導的國民聯盟阻擋在法國政府門外，為左派贏得了未來兩年，左派在歐洲的利益格局暫時不會被顛覆。但馬克龍卻必須面對新困境，與一個「左中右三分天下」的懸浮議會共治，註定他在2027年任期屆滿前陷入左右內耗而進退失據，這對法國的前景甚至歐洲的未來都影響甚大。
歐盟右轉是左派競選的策略敘事
近三個月，西方媒體猛炒「歐盟右轉」這個話題，讓許多對歐洲現狀缺乏了解的人真以為「右派翻天」。其實，勒龐—國民聯盟這個「極右」，充其量是全球主義者不喜歡的「國族主義者」與「歐洲主義者」。歐洲媒體不斷用「右翼激進分子崛起將使歐洲陷入危險」的敘事來警示選民，並利用危機意識壓迫感重新集結左派力量，催出不少選票，成功讓勒龐與國民聯盟在第二輪選舉中落敗。
歐洲在二戰後的政治潛規則是，主流政客必須在選舉時組成一道「警戒屏障」（cordon sanitaire），將極右翼勢力擋在歐洲政府之外。國民聯盟（RN）的前身是國民陣線（FN，1972年成立），由勒龐的父親讓·馬里·勒龐領導。因該黨內有法國前納粹黨衛軍成員，多年來一直被法國社會目為極右民粹主義政黨，被「健康屏障」阻攔在法國政壇之外。自從勒龐接替其父成為掌門人之後，用法媒的話來說，經過她長達10年的努力，「為其父的政黨排出毒素」。「排毒」措施包括：2018年6月將國民陣線改名為國民聯盟，整肅形象，放棄了反猶主義、撤銷該黨過往反對同性伴侶、反對無條件墮胎和支持死刑等立場，但仍然堅持一些固有的政策，例如強力反對移民，甚至提出非法移民子女不能享受免費教育；提倡國族主義及經貿保護主義。在國際政治立場上，她是美國和北約組織的反對者。與馬克龍多次表示法國（歐盟）不應該做美國的跟班相比，方向一致，只是態度堅定得多。
《金融時報》前駐俄羅斯記者勞埃德（John Lloyd）在英國網站UnHerd發表的《瑪麗娜·勒龐是極右翼嗎？》（Marine Le Pen is not far-Right）一文談到，這些已經帶有某種儀式性特點的媒體警告缺乏實證分析。在國民聯盟等歐洲右翼政黨的運動中，幾乎沒有多少極右翼元素：「他們是疑歐（盟）主義者，但不是退歐主義者。他們排斥大規模移民的政策（今天又有哪個歐洲國家政府不排斥呢？）但承認生育率的大幅下滑，意味着只有大規模移民這一條路可走。從住房問題到經濟議題，他們提出的主張大多難以實現，但如果以合法的方式推進，這些主張並不會對民主政府構成威脅」。
勞埃德指出，國民聯盟不再被視為極端主義的抗議運動。對許多人來說，無論詆毀者怎麼說，它都提供了一個可信的政治綱領。
馬克龍的執政困境將弱化歐盟
為了阻擊勒龐，馬克龍被迫解散國會導致本黨遭受重挫，今後兩年他將面臨執政能力嚴重削弱的困境。現在他該選擇誰來出任總理？在沒有任何一個黨派獲得明顯多數的情況下，任何一方出任總理，都很容易在國會被推翻。這意味着，法國在短期內成為一個很難治理的國家。這種政治困境將使法國在歐盟無所作為。
在歐盟27國中，德法並列兩大領導者。自2015年默克爾的難民政策對歐洲造成無法修復的永久性損害後，德國的政治聲望開始快速下降，但因保有歐洲經濟火車頭地位，法國仍居於稍弱位置。俄烏戰爭以來，因為去工業化的原因使得德國經濟嚴重衰退，法國馬克龍因此成了歐盟事實上的「一哥」。
馬克龍在法國國內走的是不左不右、時左時右路線，在國際政治中也奉行這一路線，在美中兩國之間保持平衡，時常見機發表一些歐洲不能再做美國跟班，要有獨立外交政策，還宣佈過北約進入腦死亡狀態（這些與勒龐的主張並無根本衝突）的觀點，但一遇到壓力立刻退回至全球主義立場。他這種態度，在奉行全球主義及親美立場的歐盟領導層中，時常遭遇詬病，但多少可以牽制一下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的唯美馬首是瞻。現在，一個被削弱的法國總統，對歐盟的影響力與領導力必會下降，這極有利於左派。
歐洲議會作用被媒體敘事誇大
近年來，歐洲最大的問題就是經濟以及安全問題。本屆（第十屆）歐洲議會選舉共有720個席位，較上屆多了15席。整體上看，中右及右翼黨團席位數共計317席，較上一屆增加了23席；而中間、中左翼、左翼黨團席位數共計303席，較上一屆減少了47席。這種情況導致歐媒驚呼「歐洲議會在政治思潮上整體右轉」。
其實，歐洲議會的作用沒那麼大。歐盟的行政及立法權力集中於三個機構手中：歐盟理事會擁有立法權力及部分行政權力，是決策機構，由歐盟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組成，主席由會員國輪任，任期半年。歐盟委員會是行政機構，擁有倡議權，並啟動潛在新法律的初步起草工作。歐洲議會代表各國公民。在立法方面，歐洲議會是三個機構中最弱的。
據歷史經驗，歐洲議會在與歐盟委員會及歐盟理事會的三方會談中，就法律問題討價還價可能需要數月甚至數年的時間，才能真正達成一致並成為法律，很少能得到它想要的東西。因此，儘管右翼議員增多，但對歐盟的政策影響有限。因為外交政策是歐盟委員會的專屬領域，對華外交的鷹派馮德萊恩有望再次擔任歐盟委員會主席。歐洲議會並不決定歐盟外交政策，就算議員考慮並撰寫了大量外交政策報告和決議，但不具備任何約束力。因此，歐洲媒體渲染「右轉將對歐洲造成巨大傷害」，主要是為了選舉並喚起本陣營支持的策略敘事，並非實情。
左媒新恐懼：歐盟將極度分裂
右翼崛起並日益受歡迎，與歐洲民眾在經濟和政治雙重困境下尋求解決之道的需求密切相關。比如法國青年曆來是左中之最，但有四分之一支持勒龐。俄烏戰爭是個轉折點，生存危機喚醒的民意很難完全扼殺，以下兩個因素註定歐洲必然右轉，只是過程將非常緩慢與曲折。
一、傳統上，歐洲主流政黨在國家與歐盟層面一致奉行「警戒原則」被打破。在目前歐盟27國中，已經有六國的全國性政府由極右翼政黨主導或有其身影參與其中，它們是意大利、芬蘭、斯洛伐克、匈牙利、克羅地亞與捷克。在六國之外，瑞典極右翼的瑞典民主黨已成為議會第二大黨。在荷蘭，極右翼民粹主義者維爾德斯的荷蘭自由黨已在2023年大選後，成為下議院第一大黨。德國、比利時的極右翼政黨雖然尚未進入政府，但影響力正在增長。
二、法國左轉的結果，連左派陣營稍有頭腦者也高興不起來。當巴黎街頭左派在狂歡慶祝勝利，媒體卻從「右轉恐懼」敘事換了「分裂恐懼」敘事：
《英國廣播公司》：《法國議會選舉驚人逆轉後續：真正的權力鬥爭才剛拉開帷幕》（7月9日）
《華爾街日報》：《歐洲政壇新格局：四分五裂》（7月9日）
最能表現左派垂頭喪氣的是這段話：《世界報》專欄作家考夫曼對BBC記者說：我們知道誰輸了，但我們不知道誰贏了。
從長遠來看，歐洲政治格局的變化，還受大西洋彼岸的重大影響。2024年11月美國大選的結果、美元潮汐對歐洲經濟的影響，對歐洲政治格局的變動影響，均不可低估。
作者是旅美中國經濟學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