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時候第一次參加大隊全體社員大會的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腦海中。大隊部的院子裏搭起高高的會台，台下全體社員或坐或站，聽革委會主任義正詞嚴、聲嘶力竭地在台上講話。在會台的兩側，十多個黑五類分子在台上跪着，低頭認罪。他們中間，可能有鄰居家的大叔，有經常給孩子們講故事的大爺，那樣的熟悉，那樣地親切，我怎麼也想不明白，怎麼突然之間，他們全變成了我們的敵人，牛鬼蛇神了。
一到逢年過節或有重大慶典活動，這些被打入另冊的人們就被罰去掃大街，搞衛生，這叫勞動改造。記得有一次，我在大街上看到一個比我大不了三兩歲的孩子，聽說是替他年邁多病的爺爺來打掃的。我至今清楚地記得他彎腰弓背掃大街的樣子和那迷茫羞愧的神情。這種懲罰就像掛牌遊街一樣，對心靈和精神的傷害要遠遠超過體力付出的百倍。那種羞辱，那種對人格尊嚴的踐踏，便是成年人也難以承受，更何況一個孩子！
這些黑五類分子所受到的歧視，今天的人們是很難想像的，幾乎被剝奪了所有做人的尊嚴和最基本的生存和發展空間。那個年代血統論盛行，這種歧視不僅針對本人，還針對其子孫後代。黑五類的子女也成了黑五類，成了大家鄙視的對象，就連上學都受到限制。小學初中還可以，到考高中的時候就麻煩了。我很清楚地記得這樣一個鏡頭：文革後期（或者是文革剛結束），正上小學的我，有一次到學校辦公室去，正好老師們在看初中畢業生考高中的成績。有位老師指着一個富農的兒子的名字說：「考得不錯，咳，可惜了！」一聲「可惜了」包含着多少不公和悲哀啊。
甚至他們的後代連婚姻權都被變相剝奪了——貧下中農、革命群眾的女兒誰願意嫁給一個地富狗崽子呀？我們鄰居有位老太太，那時候人們都喊她地主婆，丈夫早就死了，她辛辛苦苦把兩個兒子拉扯大。等到兒子成年了，卻怎麼也說不上媳婦，人家一打聽他們家的出身就吹燈拜拜了。直到文革結束以後，一個兒子才找了個二婚的，另一個兒子現在都五十來歲了，還在打光棍。
父親有位朋友，叫馬家驥，是我們鄰村的，出身地主家庭，其父是當地很有聲望的老中醫，他本人則是一位頗有名氣的語文教師。雖然他一直為人謹慎低調，業務又好，但最終也難逃文革的厄運。文革結束後，一次他到我們家做客，跟父親談起往事，仍感到心有餘悸。文革中他不僅被勒令停課靠邊站，而且受盡侮辱欺凌。造反派命令他們這些反動分子在大庭廣眾之下自編自唱所謂「混蛋歌」：「我們都是大混蛋，妄圖復辟來變天……」誰要是不唱或態度不好，紅衛兵的鐵拳甚至皮帶就掄上去了。馬老師文革後被平反解放，又恢復了教師的身份，而且成為一方名師，後來一直做到我們縣級市的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我們村還曾經有一個文革前的北大畢業生，名叫邵中。他本來不是我們本地人，滿口普通話非常標準。上小學那會兒還記得他偶爾冒出兩句英語，說得很流利，但村里人誰也聽不懂，越發蒙上一層神秘的面紗。其父母和兄弟姐妹或在美國，或在香港，或在台灣，海外關係複雜，文革中倒了大霉，被下放到我們那裏。最後他在我們村找了一個姑娘結了婚，平反後被安排在我們縣一中任教，後來做了那個學校的校長。
我上初中時的數學老師張澤民，河北趙縣人，曾經是我爺爺的學生，又曾短期教過我的母親，是一個非常和善而又才華橫溢的教育精英。1957年因某些所謂反動言論被打成右派，後來又蹲過幾年大獄，在建築工地被強制勞動。人生最美好的二十年時光就這樣白白地荒廢了，直到文革結束才又重操舊業。他是我從小學到大學最為敬重的老師之一。80年代初我上高中的時候，他調回了原籍，聽說後來相繼擔任趙縣的教育局局長和副縣長。90年代初我在農大讀研的時候我們邂逅過一次，後來就斷了聯繫。
雖然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有人不斷地播種仇恨的種子，而我們也曾跟着別人的調子高喊連自己都沒弄明白的批判口號，但內心裏對那些「反動派」卻根本恨不起來，有時候反而心生一種同情和敬佩感。這些黑五類分子，特別是其中的右派，往往很有學問。除了剛才提到的兩位老師外，還記得一位右派，在儒法鬥爭和批《水滸》的時候作為反面教員，被勒令向全體社員講解其中一些故事。他講得非常形象生動，對於我們這些整天高喊着革命口號，行走在文化沙漠上的革命小將來說，非常具有吸引力。於是，上小學的我知道了曹操是如何殺孔融的，宋江是如何架空晁蓋的，批判的事反而忘一邊去了。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一期，2010-08-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