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2023年以來遇到的問題,很多人理解為是疫情應對方式的影響,其實那只是一個小小的直接因素,遠不是問題根本。
事實上,2018年到2019年中國經濟就已經初顯疲態。那一年,獨角獸企業數量驟減、房價有見頂跡象、社融增速下滑。就連新興的互聯網產業也有問題:巨頭們的內卷和壓榨到了極限,引發很多抱怨。
當然,也可以說是傳統的粗放式、野蠻擴張式經濟增長見頂了,到了必須要進行結構變革的時刻,否則,將難以繼續「吃老本」。
但接下來的故事跟很多人的認知相反:2020年到2021年,中國經濟竟然出現了一波「小陽春」。但那其實是有直接原因的——2020年到2021年,中國幾乎沒有大流行,導致出口暴增、國內投資一片樂觀。
不過,小陽春只是假象,並且成功欺騙了所有人。
短時間內賺了錢,不代表經濟的結構性矛盾也消失了。
反而還有壞處:本來存在的問題,被一時的集體樂觀掩蓋了,導致誤以為到了重大改革的時機。
所以重錘互聯網企業,就是在2020年到2021年。
想法是對的。因為重大的改革會損害經濟,所以需要在經濟景氣的時候進行改革。這樣,社會承受力會更強,容錯率更高,改革阻力最小。
但當時那只是虛假的景氣,所以互聯網反壟斷效果並不好,也為後來投資者信心的下降埋下了心理根源。
後來就是我們都知道的故事:2023年一切正常化之後,經濟非但沒有強勁反彈,反而突然走向低迷——因為2019年之前的結構性矛盾,在2020到2022年之間被小陽春掩蓋了。
所以我說,當下的經濟問題根源,在於過去二十年的竭澤而漁。為何說竭澤而漁?因為遲遲沒有對結構性矛盾進行「開刀手術」,只是進行保守治療——海里的魚總感覺撈不完,為什麼要主動休漁呢?
但其實魚已經越來越小,只不過大家都在掩耳盜鈴。
所謂結構性問題,到底是指什麼問題?除了產能過剩、產業結構不合理、過度依賴投資驅動、債務率過高這些表象,我認為主要有兩點根本性的政策缺失:
1、遲遲沒有建立真正的市場經濟法律和制度,導致市場機制始終在被行政命令所扭曲;
2、始終沒有真正的根本性的戰略,以應對「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這個世界難題。
第一個問題體現的是凱恩斯主義被濫用。
凱恩斯主義可以說是中國改革開放以後真正的主要經濟思想,強調宏觀調控和政府干預的重要地位,同時兼顧市場機制的靈活性。
但中國的凱恩斯主義使用,存在一個根本性問題:凱恩斯主義儘管注重宏觀調控,但最終還是要遵從市場制度和法律。真正的凱恩斯主義,除了在嚴重經濟危機的情況下,絕對不會讓行政干預成為主體。
比如說,遲遲無法解決的產能過剩問題,看表象是產業慣性所致,但其背後,卻是「行政指揮棒」導致的一窩蜂跟風現象。
行政命令始終對市場的自我調控機制保持着擾動。對「指揮才能搞好經濟」的迷信,扭曲了市場的自然規律。
這也是供給側改革已經七八年,而產能過剩依然存在的根本性原因。
第二個問題是究竟應當怎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其實在這一點上,並不需要「摸着石頭過河」,因為全世界已經有很多成功和失敗的例子,證明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方法。
就是:由出口導向為核心,轉變為國內消費為核心。
作為一個大國,這一點尤其重要。小國可以更多依賴出口,但是作為一個大國,只依靠出口是絕對不可能的。
你能出口多少?你能佔有全世界多少的製造業份額和出口份額?
就連經濟水平還差得很遠的印度,國內消費佔GDP的比例,都比中國要強勁很多。
企業大規模出海看似美麗,但能給國內貢獻多少稅收和就業?
第二個問題的核心,是收入分配不公。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誰的陷阱?
答案很簡單——是老百姓的陷阱,但絕對不是富人的陷阱。
所以那些沒有跨過去的國家最後都怎樣了?是貧富差距的嚴重擴大。我們可能覺得過去二十年,雖然貧富差距大但也還能接受,這是因為GDP暴增的發展模式下,老百姓怎麼都能喝上口湯。
GDP一旦降下來,資產泡沫一旦原形畢露,這湯還能不能繼續喝,就要打個問號了。
狂歡的時候不進行徹底的收入分配改革,到了退潮的時候,必然是一地雞毛。
日本在泡沫經濟破滅之前,早就進行了「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也建立了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那些都是在GDP狂飆的時候搞的,好搞。
咱們,GDP狂飆的時候只顧着瘋狂撈魚,而現在狂飆的卻只有債務,還指望現在亡羊補牢,搞好社會保障?錢從哪來?
竭澤而漁的二十年,還有一層意味是中產階級的脆弱。
任何國家想要更進一步,都必須有一個龐大的、至少佔總人口50%的中產階級群體。
但在過去的二十年,一次又一次的暴雷與收割、證券市場的反覆吸血,早就將初代中產的資產抽走。從去年到今年,房地產成了中產返貧的最大推力,這也是為何從2023年開始,社會消費力急劇下降。
是真割不動了。
現在趁着企業出海、出口也還沒受到明顯的壓制,可以說是最後的改革契機:徹底尊重市場機制、徹底解決收入分配不公。
一旦經濟的最後馬車——出口受到嚴格打壓,到時候該怎麼辦?大家請自行想像。
而關於中國足球的那句名言響起:留給中國隊的時間,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