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紀70年代，美國人對國家整體政治（機構）的信任度普遍下滑，由人民直接選出的國會，評分卻又明顯殿後。遠的不提，若以近兩年美國國會風評，據2023年10月的蓋洛普調查，「國會信任度」已從前一年的38%大幅降至32%。其中有幾個因素必然導致這一結果：兩黨愈顯分裂，造成國家幾度陷入僵局（包括凍結聯邦預算險讓政府『關門』）；議長罷免風波（以哈衝突當下，甚至出現議長空窗期）；以及被少數極端派「綁架」。大環境的不協調，讓幾位溫和派議員喟嘆不如歸去，自請辭職或宣佈不再連任以遠離是非之地，所在多有。
不過，也有一些原因暫且讓國會持續的紛擾稍得喘息。包括共和黨籍議長強生成功阻止同黨激進派議員格林的「再次罷免」，避免國會又陷入議長選舉的不確定性。同時更因為11月大選在即，兩黨無論是要「助攻」還是「避免影響」總統選情，總之也間接促成幾個僵持的法案通過，從而緩減了國會惡鬥。
縱使美國國會表面上看起來亂糟糟，黨派水火不容，政黨內部還常內鬨，靠着一個基本的狀態，國會或許仍保持了最低限度的體面，即對立再尖銳，至少沒有出現議員間肢體衝突。彼此干擾有之、口角有之、不可理喻有之，卻沒有誰擺明不就法案、預算內容，進行文不對題的嗆聲，或是以咆哮去輾壓僅存的對話空間（和媒體文化多少也有關係），一個愈來愈標榜「硬派政治」的國會，終究不至淪為羅馬競技場（無論文鬥還是武鬥）。
既是民主，就沒有絕對的權力（權威）可以脅迫對手就範，更沒有「誰比誰大」問題，因為沒有「誰比誰大」，任何決行與服從，唯有機制說話。今天之前，美國國會的整個演變史，可以說也是一套民主遊戲規則的進化史，但更重要的是，在這些規則之外，過去也會並行着關於國會文化養成。其中，「無禮行為」曾引起美國大眾廣泛注意，因為那尤其實質決定了國會是否存在有利審議的氣氛。
上個世紀的美國國會也曾出現激烈衝突，眾議院最慣常的畫面就是喧鬧，議員間還曾一言不合就手來腳來，幾乎造成國會殿堂理性話語崩潰。那個年代的美國國會，由於議員出身背景開始多元化，哪怕言語粗俗、舉止無知，也可自居人民代言，國會議員的自我定位尚處十分模糊階段。另一方面，動輒叫囂、辱罵甚至動手的民代風格，還直接鼓勵了「名號崇拜」（今天來講，諸如國會戰將、戰神等等），卻根本無助公共議題討論。所以，早在19世紀中期，便有美國國會議員呼籲「國會議員也要保持紳士風度」。
為什是「也要」？因為在議會裏，議員來自四面八方，彼此經常代表不同利益的捍衛者，如此結構上的不穩定，對任何一個人來說，要保持「君子作風」當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即使進入國會前再有教養，或多麼在乎品格，舉止言行多麼節制，都有可能受環境刺激，逐漸無視踐踏禮儀。從某個角度看，「國會議員紳士化」確實頗違反人性。
但回到國會功能，無論審查法案、監督預算，基於公共利益，終究要仰賴「有利於審議的氣氛」，而這一氣氛之所以存在，關鍵就是所有人都假定議員和議員、政黨和政黨之間的差異，多是建立在價值觀、政黨立場的辯論，而非個人化的華麗演出。至於「國會議員紳士化」，也並非要以所謂文明、禮貌去模糊黨派分歧，而是為了在強烈黨派偏見下，讓民眾仍有機會冷靜看待並推論國會議員的觀點是否正確。同樣的，直到今天，不管時局如何演變，所有當下議會規則的根本基礎，不都是出於對上述事實的認識。
台灣自今年2月選出新國會，迄今四月余，國會政爭不斷，可供對照的畫面是，怎麼國民黨、民眾黨兩黨總召傅昆萁、黃國昌，愈是以「國會戰將」之姿處處表露其勢如破竹、攻城掠地，這兩黨的政黨支持度卻愈走下坡？和傅、黃的「個人聲量」更呈反向發展？
作為「民主先驅」，美國人很早就理解到國會的運作方式始終影響着所有美國人的生活，不只取決於哪些法律獲得通過，哪些法律被擋下，更在於它們如何形成和修改。今天美國或許正受制於政治極化的困擾，台灣國會亦不遑多讓，尤有甚者，恐怕還得額外思索上個世紀「國會議員紳士化」這道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