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12日是國際勞工組織發起的一年一度的世界無童工日。聯合國網站刊文強調，今年的無童工日重點是慶祝1999年《禁止和立即行動消除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勞動公約》通過25周年。但從事中國勞工維權活動的人士指出，中國政府在終結童工現象方面還遠不如人意。
圖為2007年12月15日所拍攝到的四川岳西縣大營盤村的一名兒童，他的背簍中裝滿了化肥。
張菁領導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婦權」從2000年代開始就在中國從事營救被拐賣婦女、兒童的行動。在這個過程中，張菁發現不少被拐賣兒童淪為奴工的現象，「特別是那些稍微有些智障的，就是那種認知、說話，或者是聽覺反應有點遲鈍的，把他們帶走，然後把他們送到那些煤礦，那些遙遠的礦場裏邊去做苦工，而且根本談不上工資，只是把他們養活而已。」
張菁回憶說，這些被送入礦場的多數是男孩，而女孩則被送到其他地方做工，「女的就送到那種夜店去，做性奴什麼的。」
張菁了解到，這些遭遇悲慘的未成年人很多是來自農村，他們的家庭常常無法顧及，有時是不願尋找，「那個時候的家庭對稍微智障一點的孩子，由於他們不能正常工作，就經常是不管了，政府也沒有提供一些協助。」
童工到底有多少？
從2006年至2014年，「中國婦權」曾協助拯救一些被拐賣的未成年人，其中包括一些淪為奴工的兒童，但面對中國龐大的被拐賣人口梳理，張菁和她的同僚們常常感到力不從心。
由於中國政府對非政府機構的鉗制越來越嚴格，「中國婦權」最終也在2014年退出了中國的在地行動。但張菁說，這十年來，他們仍然通過網絡追蹤中國被拐賣人口和童工的問題。
但外界很難獲得有關中國童工問題的詳細信息。《中國青年報》等在內的中國官媒對童工問題偶有報道，但官方很少公佈有關童工問題的統計等信息。張菁介紹說，他們在跟蹤相關消息的過程中發現，只有當地方政府有時公佈解救被拐人口的消息時，會提及其中包含的童工數據。但這也只是局部的數據。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華辦事處2018年在其網站上提及，國際勞工組織（ILO）統計得知，截止到2012年，亞太地區童工數量高達7800萬，其中中國的數字是多少並沒有提及。
國際學術期刊《中國經濟評論》2018年的一篇論文指出，2010年中國10到15歲的孩童中有7.74%的比例在工作，他們每天平均工作6.75個小時，用於學習的時間比其他孩子要少6.42個小時。這些童工中有90%同時還在上學。
但十四年後，目前中國到底有多少童工？本台尚未找到可信的數據。
不同產業、不同地域都存在童工
中國勞工權益活動人士華海峰2012至2016年期間，曾在中國做中國勞工問題的調查和權益工作。他專注的領域是跨國公司在華工廠的勞工權益問題。華海峰在調查中發現，當時一些著名國際廠商在中國的工廠或供應商也存在不同程度的童工問題，「三星、沃爾瑪，還有蘋果公司，我們在他們的供應鏈中都發現有童工問題，甚至在富士康我們都發現了大量的童工。」
華海峰分析說，富士康這種公司出現童工問題，有各種原因，「比如工人告訴工廠他有16歲，但他實際年齡只有14歲或13歲，他用了別人的證件來獲取這份工作，」還有的情況是通過所謂「實習」的方式，「他們名義上是校企合作，學校和企業合作，去實習，但實際上他完成的是一個產業工人所做的崗位，他其實是學生，他的年齡達不到法定要求。」華海峰補充說，富士康這種公司自身也不太想用童工，但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來制止這種現象。
華海峰通過走訪和詢問得知，在中國的偏遠貧窮地區，工廠童工的現象尤其嚴重，「通過我們和一些技術學校、職業技術培訓班之類的人員溝通，我們發現這種現象在西部的一些貧困山區還是蠻普遍的。」
通過校企合作、以實習的方式讓未成年學生做工的現象，中國媒體也曾進行報道。但據中國商務部主管的《WTO經濟導刊》2018年的一篇報道，國際兒童權益諮詢機構瑞聯稚博在中國的執行董事康瑩表示，整個中國製造業內的童工並不普遍；而被發現系統使用童工的工廠都傾向於低成本、短期效益，為了快速賺錢，而不考慮企業的未來。
總部位於紐約的勞工組織「中國勞工觀察」負責人李強對記者介紹說，近些年送學生去做工的現象有所改進，「政府有很多的限制條件，學校也有很多的要求，在近幾年的調查中，特別是大型企業，包括服裝、玩具工廠等，通過學校集體去工廠工作的童工，這幾年我們基本上沒有發現了。」
但他指出，在中國社會的其他角落，還是有很多童工的現象，「現在很多童工很多是集中在小作坊，這種工廠很小，基本上沒有辦法監管，」另外，暑期的時候，未成年子女跟隨父母去城市打工的地方，幫助做工，以及在農村，未成年人和父母一起做農活，也都屬於童工現象。
聯合國網站刊文強調，今年的無童工日重點是慶祝1999年《禁止和立即行動消除最惡劣形式的童工勞動公約》通過25周年。（聯合國官網截圖）
政府責任
華海峰曾作為多家勞工組織在中國的合作夥伴，幫助維護勞工權益，其中也涉及童工問題。他分析說，經濟窘況往往讓一些家庭支持自己的孩子出去做童工，「家裏沒有辦法讓他繼續上學，只能讓他出去工作；出去工作，這個孩子能不能掙到錢補貼家用不重要，重要的是說至少家裏不需要來承擔他的生活。」華海峰有時會和夥伴一起幫助那些做童工的未成年人返回學校，但他們對此也是有糾結的，「如果這個孩子失去了這份工作，他回到農村的家裏，他可能吃飯都成問題，那他是要工作，還是不工作？」
華海峰在從事幫助童工的過程中也接觸到地方政府，他認為政府也不希望出現童工的現象，「他們也不希望孩子過早輟學去工作，他們也是沒有辦法，這個地方就是貧窮，就是社會資源很有限。」
華海峰提到，地方政府也歡迎他們這種非政府機構來幫助解救童工的問題，但態度有些曖昧，「就是希望我們在公開的信息中不要提到這些事情。」
李強則指出，中國有禁止童工的法律法規，但卻沒有認真去執行，「基本上就是，如果不涉及到巨大的經濟利益或者產生巨大的民怨，他就不會去執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