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照隊規，池塘內及周邊的魚都屬於生產隊，白天上工時候每個社員抓到的魚統統繳歸隊裏所有。待這一天隊長宣佈收工以後，才容許個人自由下塘去撿漏網之魚。那天傍晚，亞平神色凝重地拉我到他的房東老隊長家的廚房裏，看到滿滿一小缸活崩亂跳的鯽魚，顯然這是隊裏收工以後撿來的，但通常撿漏者是撿不到這麼多魚的。原來老隊長在白天上工集體抓魚的時候發現了一個隱秘的魚洞，隨意用水草遮住，收工後再獨自私抓。老隊長此舉明顯違反規矩。我滿腔正義向隊長報告此事，隊長說他早已知道。第二天凌晨我還未起床，老隊長就登門問罪，氣呼呼隔着帳子責問，小周我平時待你不錯，為啥你為了幾條魚與我過不去？我自知理虧無言以對，江湖上本來友情為重，義字當先。
回顧島國生活不能不提「吃扛棋」。「吃扛棋」是按照崇明話發音的寫法，沒有語文根據。指的是一批人聚在一起集體出錢買羊買酒，自己動手宰殺煮燒大吃一頓。在雨天做不成農活，或者農閒季節，一旦有人提議「吃扛棋」，大家就會一致響應歡快雀躍。我在某一冬日與本隊一群社員吃過一次。一般都是男人參加，幫廚的婦女不上桌子。酒桌上無論窮富，不分階級，沒有官職，都是吃客。這是一種精打細算的窮人的盛宴。下午從鄰隊拉來幾十斤重一頭白山羊（當地人又稱胡羊，據說崇明白山羊還是有點名氣的），大約三、四十元吧，一群餓漢在隊長家裏，七手八腳，分工合作，屠宰、剝皮、褪毛，燒火、澆水，開膛破肚，煮炒炸煎。褪下的羊毛到鎮上供銷社可以賣幾塊錢，最好部位的羊肉賣給外隊富裕人家，又省下幾塊錢。再到鎮上小店家憑糧票買來老白酒。忙碌了幾個小時，鍋里的紅燒羊肉香氣撲鼻,盆里的白切羊肉令人嘴饞，內臟雜碎加上剛從田裏摘下的青菜和家醃的鹹菜，煮成一大鍋。大家圍桌而坐，大碗大盆狼吞虎咽，個個吃得渾身冒氣，人人都是英雄好漢。風捲殘雲，老酒咪咪，亂話講講，牢騷發發，指點江山。在滿屋肉味、膻味、汗味和酒味之中，大家忘掉了寒風，忘掉了勞累，忘掉了苦痛。隊裏朱家宅二青年，算是富農家庭成分，平時開會從不發言，與人很少交往，只有在吃槓棋那晚，我才看到他們從未有過的生龍活虎，真情顯露的青春煥發。酒飽飯足，會計最後一結算，攤到每人頭上不過一塊幾角錢。
蛇的故事
我不算膽小,但是看到蛇還是有點怕。有時在水田幹活,突然一條蛇從腳下游過,嚇了一大跳,還要裝成滿不在乎的樣子。
生產隊裏各個社員的基本工分依據力氣大小，農活技術高低評定，最高一天十分。女社員基本工分比男社員低，最高一天八分。隊裏有一壯漢,名叫強伯，是有名的十工分強勞動力,生產隊貧協主席。此人力大膽大，什麼都不怕只怕老鼠，據說有一次看到一隻小老鼠，渾身直冒冷汗。一天早晨天色微明,強伯在灶頭洗刷鍋子,伸手抓起鍋台上黑糊糊的抹布,不料抓到的竟是爬上灶頭取暖的一條盤着的蛇。
隊長朱小漢的弟弟朱漢明是復員軍人，在縣城郵局工作，一般星期天才回來。弟兄兩家合住一棟磚房。崇明農家普遍使用馬桶,每天會將洗刷好的馬桶放在外面晾曬。某日傍晚，隊長弟媳婦將在外面晾乾的馬桶拎回家放在床頭,但無論怎樣都放不平，她好生奇怪,蹲下仔細一看,原來是一條大蛇盤踞在床前木頭地板上。隊長弟媳婦頓時花容失色,大叫一聲。隊長聞聲趕來,把蛇裝進麻袋抓走。
一天夜晚我剛剛上床,只聽到屋樑上有麻雀在嘰嘰喳喳尖叫,又聽到啪搭一聲悶響。我隔着帳子用手電筒照看,只見一條花蛇掉在我床邊地上，一動也不動,好像跌昏了。我連忙向房東媽媽求救,媽媽提着棍子過來,蛇已經不見蹤影。還好在農村居住，一年四季床上都掛帳子。
「一打三反」學習班
崇明生活的一年半，全國文化大革命如日中天，包括「九大」召開。小島不是世外桃源，但它猶如疾風暴雨中一個比較寧靜的田園。階級鬥爭被淡化，老九們多多少少避開了政治運動的刀光劍影。有些同學夾着磚頭一般厚的書在田埂上晃來晃去，家家戶戶掛着的舌簧喇叭每天晚上播送重要文章和樣板戲。雖然有時白天也會停工在打穀場上開大會憶苦思甜讀報紙喊口號，但基本上沒有口誅筆伐批鬥遊街。政治狂潮從北京湧向上海，再沿着長江水推進到這個小島，勢能消減，興不起什麼浪花。1969年冬季我們被「落實政策」，抽調到公社機關，吃住都在公社所在地三江口鎮上,由公社團委女書記帶領我們，有時做會議記錄，有時搞材料整理。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2月5日發出《關於反對鋪張浪費的通知》和《關於反對貪污盜竊、投機倒把的指示》。三份文件合而為一，匯成「一打三反」運動。遇羅克就是這一年在北京被公審宣判死刑的。那時復旦大學主要是清理「胡守均反革命集團」,派工宣隊來崇明主持「一打三反」學習班，也算是給我們再分配前的又一次政治審查。學習班在地處縣城內的崇明縣衛生學校中舉辦，該校校舍本是古代學宮建築，我們一棒子人集中居住大殿裏，上下鋪雙人床。於是又結識了中文系、化學系、哲學系的「插兄」。新聞系化學系同學編在一個學習小組，有一熱情活躍分子叫李華立。好在島兄們與胡守鈞沒有干係，僅僅哲學系一人鬥私批修。工宣隊走過場，我們惦記着分配方案。
離開崇明孤島，大家各奔東西，拿着介紹信到各個區教育局報到。就我記得的，徐亞平到靜安區海防中學，我們經常往來，我把中學年代老朋友介紹給亞平的姐姐,組成了家庭。李新洲到楊浦區東升中學，我到市東中學。沈全梅到靜安區教師進修學院，多年後轉到《青年報》任職，王勝利到揚州中學，後來回上海電視台做貢獻。王錦園到黃浦區培光中學,程暉到浦明中學。之後我曾經回崇明探望房東鄉親，帶去了他們喜歡的用紅紙包的長條雲片糕。
島民的喜劇與悲劇
文革結束中國有過陽光燦爛的日子，個人命運也有值得回味的故事。1978年中國恢復研究生制度，給不甘心在中學教師崗位上消磨時光的崇明「插兄」開啟了新的希望之門。在崇明一起鍍過泥的原數學系的李新洲、陳紀修，原物理系的沈維滇，原新聞系的王錦園與我，投考研究生重聚復旦校園十號樓。研究生畢業，全部留校任教，有的繼續攻讀博士學位，在各自專業領域裏努力。陳紀修成為復旦大學優秀教師，李新洲任華東理工大學理論物理研究所所長，沈維滇在美國密歇根州立大學任物理系教授，王錦園擔任復旦副教務長，書寫「後崇明時代」歷史。
這個世界離不開悲劇，一位前島民的悲慘故事發生在離開小島之後。某君與我三年高中同班，五年大學同班，兩年崇明同大隊，前後相識十年，這種同學關係屬於稀有。此君七十年代在黃浦區洋涇中學擔任教師期間，被工宣隊查獲，「屈打成招」，由「中國人民解放軍上海市公檢法軍事管制委員會黃浦區軍管組」以「姦淫女學生」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年。老同學認為自己的事情是在「談戀愛」的「男女關係」，出獄後不斷鳴冤叫屈上告申訴幾十年，有一份訴狀送給時任上海市副市長的龔學平。我在很久以後才知道該同學的冤情。直至2008年，朱華布、王勝利等大學同班同學還為此同學伸出援手，幫助申訴，我也參與其中。可惜官方一直未給此案平反糾錯，朱華布不得不宣佈翻案無望，申訴結束。這位老同學的遭遇可說是崇明復旦兄弟中最慘的一個，可憐可惜可痛可悲。根據對案情的仔細了解，我覺得縱然當事人有錯，抑或有罪，但絕對罪不至此，要服刑十年。瘋狂年代造就各種冤案，多少人不得不終身吞下苦果；歷史真相如何，並非總會大白。我最後只能無奈地勸慰老同學：如果與案發十年後的「嚴打」相比，你還算是幸運的。當年陝西女子舉辦家庭舞會被判死刑，四川小伙與人打賭當街強吻女子被槍斃，冤得更加厲害。
（2021年6月—2024年5月。本文寫作過程中得到王錦園、王勝利、沈全梅、陳桂蘭同學的幫助，謹致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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