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兆楠的檔案
在舊書攤上，筆者偶然買到一部被廢棄的人事檔案。檔案共210頁，約15萬字。卷宗的斑駁污跡和因水浸造成的一些字跡的消失，反映這部舊卷宗經歷了多年人生風雨的洗滌。從卷宗封面印有「最高指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認真搞好鬥、批、改」來看，它是在「文革」時期裝訂的。
這部檔案反映了社會基層一個右派分子的痛苦和企望；反映了一個原本積極要求加入共產黨、勇於提意見、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最後被「改造」成自污「黨和人民的罪人」、視海外親人為「我的敵人」的人。儘管努力改造了七年多，終於得到好評的這個身為「反屬」、有海外關係的右派，摘帽仍然遙遙無期。
一、檔案概況
這是一個名叫黃兆楠的人事檔案。所在單位是吉林省遼源礦務局。檔案內包括1957年政工部門將黃定為右派的材料，1962年至1964年間他的「現時表現」和鑑定的材料，共9份。沒有摘帽方面的紀錄。其他為黃本人書寫的材料：4份「入黨申請書」（1953年10月25日至1954年9月30日），20餘份「向黨匯報」即「思想匯報」、「改造總結」、「改造規劃」以及「保證書」等（1963年至1965年）。
從檔案來看，黃兆楠原籍江西吉安，1927年生，本人成分學生，家庭出身偽官吏，加入過三青團。少年時代生活艱難，上中學的學費靠資本家姑父施捨。抗戰時期在四川一家兵工廠藝徒學校半工半讀，1941年和富有的大姐取得了聯繫，才上了高中和大學。四五十年代先後就學於輔仁大學、南京大學。1951年7月於南京大學政治系畢業後，被分配於吉林省遼源礦務局的幹部學校（下簡稱幹校）任文化教員。1955年肅反運動被審查，結論是「一般歷史問題」。
1957年鳴放期間，黃兆楠對礦務局和幹校領導的幹部與知識分子政策和肅反運動提出了意見。1958年5月15日，經礦務局黨委定為四類右派分子，被撤職並降薪三級（月薪由68.5元降至45元），勞動改造。1962年1月從市農場調回，先後被分配在平崗礦的建材廠、選煤廠和生產學習中隊勞動改造。
看來是由於黃的右派問題，1958年冬妻子與他離婚，帶獨生子去了黑龍江省。體弱多病的黃兆楠，自此孑然一身，過着孤獨的生活。
黃兆楠有「海外關係」，還屬於「反屬」。他的母親、大姐、二哥、三哥、二姐，在美國居住，此時與他沒有通訊聯繫。他的大姐夫二姐夫當時均在台灣任要職。
大姐夫劉峙，為1949年中共宣佈的第25號戰犯，國軍上將，曾任河南省主席、第五戰區司令、鄭州綏靖公署主任，赴台後先後任台灣「總統府」國策顧問、「光復大陸設計研究委員會」委員。
二姐夫劉子清，為國軍中將，曾任第四十四軍政治部主任，江西省保安副司令，赴台後，先後任「國防部」參議、鳳山軍校政治部主任、國防大學政治部主任。
黃兆楠1954年9月30日的「入黨申請書」片段
二、要求入黨的積極分子
「解放後」，黃兆楠就積極靠近共產黨，50年代初期多次要求入黨。1953年10月25日他寫下了第一份入黨申請書，此後兩年，又先後寫了《決心書》（1954年除夕），《迎接黨的生日向黨提出保證》（1954年7月1日），《偉大的國慶日向黨宣誓》（1954年9月30日）。
在1953年的《入黨申請書》中，他工工整整地寫道：「在黨不斷地培養與教育下，通過『思想改造』，我認識到做一個共產黨員是光榮的，因為共產黨員畢生為實現人類最偉大的理想事業——共產主義社會——奮鬥到底。我有信心與決心，畢生為黨的事業奮鬥，即或是犧牲自己。因此，我要求黨審查我，考驗我，吸收我做一個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1954年國慶節前夕，他「向黨宣誓」：「我要用畢生實際行動，實現我畢生意願，參加中國共產黨，做一個光榮的共產黨員」。就是在被打成右派以後，黃還將他「改造匯報」材料的名稱，寫為「向黨匯報」，在交給人事科的同時，還將複寫件交給黨支部一份；每份匯報材料，抬頭寫的都是：「親愛的黨」，可謂「赤膽忠心」。
組織上一份關於黃過去表現的材料，也認為黃「運動前一貫表現積極，要求入黨，並經常將自己工作思想情況匯報給組織。」
一個積極要求進步的人，怎麼不到四年，就成了右派？他究竟有什麼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呢？
《右派分子黃兆楠主要反動言行》片段，1964年7月13日
三、黃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
組織方面的材料，主要有《黃兆楠的特點及顧慮與運動中的表現》，《右派分子黃兆楠鑑定》（1962年9月2日），《右派分子黃兆楠政治鑑定》（1962年11月7日），《黃兆楠1963年12月29日在年終會上的發言記錄及評語》，《右派分子黃兆楠主要反動言行》（1964年7月13日），《關於黃兆楠的現時表現》（1964年7月15日），《右派分子黃兆楠登記表》（1964年7月19日），和未標明年代的《右派分子黃兆楠的思想動態》、《右派分子黃兆楠的反動思想和工作現象的表現》，以及工段長岳××寫的《對黃兆楠工作表現的鑑定》（1964年1月24日）等10份。
《右派分子黃兆楠主要反動言行》比較全面地反映了黃的「右派罪行」。全文如下。
【一、污衊黨及仇恨新社會
1.知無不言，一言難盡，言者挨整，聞者記賬。知不敢言，一言難盡，有則加罪，無則記賬。
注（原注，下同——編者）：這是在局委鳴放會上他講的。原話的前言是：幹校民主空氣淡薄，不依靠群眾，單聽積極分子匯報。因此他說有些人認為是怎樣。
2.「四顧無知己，比鄰若天涯。」這點我體驗的很深刻。註：大鳴大放期間他見到光明日報上有的右派分子講這樣一句話，自言自語講的。當別人問他時說，因為親友現在都不來信了，意思說新社會冷酷無情。
二、攻擊黨的方針政策
1.學校肅反是寧左勿右，拿好人當反革命。不讓我結婚是違反婚姻法。
註：於五七年六月十四日黨局委鳴放（會）講的。
2.你問他（指原幹校校長趙志高）知道洪秀全是怎樣失敗的不？
註：五七年六月於黃××家和鄭××講，說幹校在肅反時給（把）他整了。
3.幹校對知識分子利用、限制，黨團員特別吃香，對幹部使用、提拔犯嚴重的宗派主義，黨團員提拔培養，群眾變相降級，思想改造是整人，這樣作法不如舊社會。
註：這些話是在五七年六月十四日黨局委召開鳴放會上說的，最後一句是在小組鬥爭會上說的。
三、醜化黨團員和知識分子
1.幹校領導不懂業務，有個小集團，小集團還有個核，核很硬，一定要給敲碎。幹校領導不走群眾路線，單靠積極分子匯報，積極分子是刺鬼，外圍。
註：前兩句是在五七年六月十四日黨局委鳴放會上講的，後一句是在七月間和同志們講的。
2.黨局委劉部長於五七年五月作關於審干總結報告時，他寫匿名條子，提出意見，進行攻擊。意見內容如下：
(1)對覺悟低、沒有提拔的幹部鬧情緒，進行批評，是對的。這一部分是多數還是少數。
(2)被提拔幹部有30%是業務（人員），覺悟低，是什麼原因造成的，是不是官僚主義、宗派主義造成的，客觀引起了一些意見是否奇怪。
(3)不合理的提拔，是否「可能有」嗎？不是肯定有嗎，沒有發現吧。
(4)聽您報告的人，似乎都成了您教訓的對象，最好是區別明確一下是多數還是少數。
(5)幹部政策的優點和缺點。希望從主觀和客觀兩面分析一下。
註：當時正處於全國各地大鳴大放，右派囂張時期，顯然他是攻擊。】
這些言論，就能構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罪行」嗎？不過是對礦務局及幹部學校的領導，在執行黨的幹部與知識分子政策和肅反工作方面，提些意見和發點牢騷罷了。
那個時候黨中央宣佈的政策是動員群眾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黨組織的態度應該是「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言者無罪，聞者足戒」。對反右的解釋是：「引蛇出洞」，「陽謀」。郭沫若說：「無罪者的言者無罪，有罪者的言者還是有罪的。」
反右的時候，黃的態度，組織的記載是：「裝作鎮靜，手段狡猾」，「一當組織揭發就痛苦流涕」，「在最後揭發其現實活動時，表現很害怕，表示他算完了」。
三、黃的思想改造情況
1958至1965年七年多改造期間，黃兆楠的思想情況如何呢？就思想匯報來看，黃兆楠是「認罪服法」的，積極而努力地「改造」自己，以「早日摘去可恥的右派帽子」（引自黃的匯報材料，下同）。他積極匯報自己的思想改造情況，1957年反右以後至1961年在市農場勞動期間，寫「改造日記」交組織審查。此後經常寫思想匯報，1963年每月一份，1964年二季度以後每季一份；年初有改造規劃，年底有改造總結；裏面還有許多專題的匯報，如《考驗與改造》《聽黨的話，謙遜學習，不臭不硬》《要真改造，不要假改造》《時間的考驗》，以及《劃清階級界限》《應該艱苦一些、再艱苦一些》等等。
在思想匯報中，他不斷地解剖自己，檢討自己，並吐露他的喜悅、痛苦和願望，以及對國內外大事的認識——匯報中有大量關於國內外大事的感受，如對於1962年蔣幫侵犯大陸一事，他在《1963年改造總結》中寫道：「在蔣幫叫囂企圖登陸竄擾時，（我）堅信在黨英明領導下，全國軍民有力量將它們徹底消滅乾淨，更加強了對反動派的仇恨。」
黃對自己的「右派罪行」進行過多次批判，上綱上線深挖自己的「反動思想」，說自己「猖狂向党進攻」，「企圖斷送革命」，「恩將仇報」，「認清了自己過去反黨反人民的醜惡面目，和修正主義是同流合污，異曲同工」。
其中系統而全面的一次自我批判，是他1963年1月寫的《徹底認罪，向帝國主義、修正主主和一切反動派劃清界限！永遠跟着黨走！》。他寫道：
【……我污衊幹校肅反「過左」了，是「寧左勿右」。從事實上看，幹校的肅反並未冤枉一個好人，結論都是正確的，在肅反當中也從未打罵過一個人。我說「過左」了，也就是說肅反這種激烈鬥爭是過火了。幹校黨總支正確地執行了黨的肅反方針政策，我說是「過左」了，「過火」了，這和修正主義者在今天揚言可以取消階級鬥爭而進入社會主義又有什麼兩樣呢？……我污衊幹校肅反「過左」了，不是取消階級鬥爭的翻版麼？我是在反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這不是很明顯麼？
我說幹校只提拔黨團員，群眾則變相降級，聽來似乎是為群眾抱屈，為自己抱屈，實質起到了煽動群眾反對黨，取消黨的領導的作用。黨團員是群眾裏面的一員，是有覺悟的群眾，與群眾水乳交融，在群眾中起到先進、帶頭作用，是黨和群眾之間的橋樑，難道提拔有覺悟的、先進的人，讓他們為人民多做一些工作，多負一些責任是不好的事麼？……很明顯，我的這些謬論是向黨和人民進攻的語言炮彈，是為人民的敵人所歡迎的。
我寫條子質詢劉部長的報告，沒有把產生不合理的提拔的主客觀原因說明，我是在發泄幹校沒有提拔我的怨氣，把我這個「人才」埋沒了，……像我這樣的觀點、立場的人，什麼人會歡迎我能爬上去呢？人民是不歡迎的。
我的主要謬論的實質……和今天修正主義者鐵托叛徒集團的主要反動論點不謀而合。修正主義者鐵托叛徒集團希望大家相信馬克思列寧主義過時了，可以不通過革命，不通過階級鬥爭，不通過奪取政權就可以達到「社會主義」，要人們相信帝國主義的本質是會變的。我說肅反「過左」了，「過火」了，和不要階級鬥爭有什麼兩樣呢？我希望群眾中落後的也能受到提拔，這和鐵托叛徒集團揚言讓工會群眾組織來代替黨的領導有什麼兩樣呢？我說人事工作沒做好，搞糟了，這和鐵托集團罵社會主義陣營是一個集團，內部應該改組又有什麼兩樣？】
黃一心一意要改造為新人。匯報中，黃經常表達他成為右派的痛苦，和盼望早日摘帽的急迫心情。其他右派陸續摘帽，他的心情更加着急，他「希望像特赦一樣能摘掉右派帽子吧。甚至計劃一旦摘了帽子，怎麼去接兒子回來，怎樣安排他進保育院，可能的話找個對象，成家……。」他十分懊悔過去：「由於我過去的錯誤立場、觀點、思想，使我在1957年犯了不能彌補的錯誤，……這幾年來的改造中，經常自食一切藥里最苦的藥——『後悔藥』。」
黃兆楠迫切地希望得到組織的教導，多次呼籲：「希望黨多談話、多教育」，「幫助我在今後的改造中更加明確今後努力的方向！」然而，看來組織極少找他談思想改造方面的事情。
儘管如此，他仍然嚴格要求自己，謹言慎行，同時對於周圍的存在的不良現象如賭博等，也能夠提出意見。他的勞動成績經常被評為「五好」「四好」，他還建議領導對「五好評比」的庸俗化弊病予以糾正：「我認為在選煤廠評的『五好』水平很低，只要上了滿班，沒和人鬧意見，幹活一般，學習沒遲到，就保險是『五好』，這怎麼能行呢？這裏面問題很多……」
四、黃的勞動改造情況
黃兆楠帶病努力勞動，並多次提出技術革新建議。早在參加工作的初期，黃就患有相當嚴重的胃病、十二指腸潰瘍，曾被安排在蘇聯專家餐廳吃西餐。打成右派以後，勞動改造期間，經過醫院鑑定和批准，他曾經多次住院治療。儘管醫生多次告誡他不能參加體力勞動，但他在每次病休一兩個月以後，又儘可能參加體力勞動。1963年6月的一次勞動中，黃不慎摔倒，鼻骨和臉部受傷，眼睛也睜不開了，治療了幾天，不顧醫生勸阻，繼續上班勞動。
下面是黃匯報中的幾個片段：
【這個月因病未愈，繼續休治，中旬曾徵詢醫生意見，願邊治病連做點活，醫生知道我是力工以後，認為不行，未同意。和工資科的池同志談過，讓我病好了上班再安排工作。我已經休治兩個月零十天了，長此下去，真是令人焦急！干拿工資，成了廢物。（1963年2月27日）
本月下旬，我要求像在現有休治條件下分配我干點什麼工作，經工資科研究後允准了，分配我到長安二井選煤廠選矸子（即煤矸石——編者）。已經報到了，通知我在五月二日開始上二班。我很高興，我一定會盡力去干，因為多少對國家和人民來講能有一些貢獻，要學習雷鋒，「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
選矸當中，我同樣不服輸，我不是不服女工，我較量的對象是矸子，我要消滅它們，要像那些快手女工一樣，既快且准，又穩又狠。……揀呀，揀呀，一個禮拜左右，我的速度快多了，能左右開弓，像女工一樣了，……同樣，平車、推碴子我沒有落在後面。我是高興的，因為我是有意識地在克服一些困難，而且戰勝了它們……（1963年4月）】
儘管如此，多病的他，內心是痛苦的：
【我在勞動的行列里是一個弱者。體質本來不好，又瘦又小，從來沒到過九十五斤體重，另外又加上有病，弄得「弱不禁風」，嬌滴滴地，干起體力活來連個「老娘們」也趕不上。……六年來的勞動改造，勞動本身並沒把我難倒，沒病的時候，我什麼都幹過，也沒害怕過。可在體力勞動面前，讓這個鬼病把我難住了，不得不做最輕的、最簡單的勞動——選矸。要不是「病」，我做點重活，貢獻更能大一些，是多麼高興啊！（1963年4月）】
黃兆楠繪圖的一項技術革新建議
黃不僅努力做好本職勞動，同時鑽研技術、關心班組工作。他多次提出技術革新建議：1963年提出在平車煤倉下安裝一個半自動的刮板，得到了選煤廠黨政領導的支持和重視；他製作了裝車劃線手冊，經支部書記審核後，發給各班的應用，黃「因此有十來天的業餘時間沒有得到休息，但心情是愉快的。」還向廠領導提出附有設計圖的三項技術改革建議。他還多次提出一些關於工人加強文化、技術學習與技術考試的建議，他寫道：「我們的班組長都不會算術，百分比、立方米、比重等等都不會計算，組員多數是文盲或半文盲。如果本身不明確質量指標，那就心中無數，糊裏糊塗了。希望上級能為我們廠制訂學習計劃，包括技術學習在內。」
五、黨組織對他的評價
從組織鑑定來看，1962年書寫的幾份評價都不好，1964年下半年以後，評價較好。
1962年9月2日署名建材廠黨支部的《右派分子黃兆楠鑑定》，其中寫道：
【一、在工作方面的表現
（一）……由廠里分配工作時，首先挑輕躲重。叫他到車間搞工人工作，該人說搞工人工作夠嗆，還是搞過去那樣工作還行。廠里領導給他談了工作問題：根據你的體格，給你找適當的工作。再沒提出其他意見，從事了工人工作。
（二）當從事工人工作以後，（他）就提出意見，說我挺大一個老爺們，還沒掙過老娘們，真是不好說。為此在工作上，就東走西看，放棄了工作，重視了報紙。一看送報紙的來了，不管在什麼時候送來，放下工作去看報紙。當原來的工作停止啦，又分配他其他工作，不說不去，但是只做一天兩天，就提出自己幹不了，病夠嗆。為抵制工作，說我請一天假吧。當沒給假時，就去醫院看病，看私傷。
（三）現在又提出了要求工作，（說）我看篩沙子那個工作不錯，是否領導能答應我，叫我去篩沙子去，另一個（問題）也應該把我的工種定下來。
（四）（他說）關於我病的問題，咱們這醫院看不透，沒有治我的病藥，只有我從天津帶來的藥。醫生叫我吃我自己的藥，叫我休息。這一點，他去看病，醫生沒有批，叫他休息，以後不知什麼原因，他去看病就批了，給時間休息，以此掩蓋消極怠工。
二、政治思想表現
1.該人在政治思想上，有對黨不滿情緒，曾說我現在十幾年的文化沒用了，我也沒有什麼前途了，破罐破摔。
2.（他說）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領導決定我下放到農村，讓我個人找地點落戶，辦理落戶手續，並給我假。可我請假走後，途中病啦，就延了假期時間，可是回來扣我工資和糧票，是什麼原因，我不知道。
3.工資糧票發給的同時，幹部科指示，叫本人寫書面材料，當廠子叫他寫書面材料時，本人說，這個材料我不能寫。當領導問他為什麼不能寫，該人說寫了也不解決什麼問題（主要是為了工資問題）。上述是他對黨不滿的具體表現。
4.當蔣介石竄犯我國沿海大陸時，劉書記找他談話，說你應該加強學習。他說，我不用學習，我早就知道了。
5.該人在當記錄員時，對於工作也不認真。每天在記也是馬馬虎虎。就是依靠工人自己報的數字來記，也就是粗枝大葉而已。
6.該人兄弟於本年8月26日從天津來信說，我哥哥請假為什麼不給開工資？誰給你們規定的？……
上述情況屬實，但無有優點，談到該人優點只是□□（按：字跡不清，下同）化，除此以外並沒有其他優點。希領導對該人實際表現情況加以分析。】
同年11月7日煤礦黨委寫的《對右派分子黃兆楠的政治鑑定》，全文是：
【右派分子黃兆楠，在改造中表現是不老實，口服心不服，對黨不滿，未有悔改之意，口是心非，表現很壞，工作中抱有拿輕躲重、破罐破摔的態度。
該人在四年來的勞動改造和黨的長期教育下，沒有很好的改造。雖然向組織寫思想匯報情況，但沒有認罪的表現，在思想行動上表現不老實，如1962年6月13日蔣匪幫妄想竄犯我東南沿海大陸消息後，組織找其談話，叫其參加學習時，而該人□□不學習，反而說「我不用學啦，我早就知道了。」又如，該人去天津回家，超過假期回來，領導找其寫書面材料，而又不但不虛心接受，反而說這個材料我沒法寫，寫出來也不能解決啥問題。
□□□□□抱着當一天和尚撞一天鐘的態度，敷衍了事，坐在辦公室，只聽工人報的數字，而不實際深入現場，不服從領導分配，不安心工作，鬧工資，講待遇。由於該人在改造中表現不好，在做現場記錄員期間，工作不負責任，在精簡幹部中，領導找其談話，叫當工人，參加勞動，而該人表示不滿說，當工人真夠受，不如原先當現場記錄員。並藉口工作幹不了，經常泡私傷，跑醫院，以有病為名，消極怠工，並宣揚說他的病礦醫院治不好，以此藉口休息。在各項運動中沒有什麼突出表現。
根據以上現實問題，該人在改造中是不接受改造的。】
1963年12月29日煤礦在「黃兆楠在年終會上的發言記錄及評語」寫道：「該人在工作中因身體患病有時不能堅持工作，工作一般，向組織匯報比較及時，在這次交心會上，表現一般，但接觸思想還是有距離的，幾年沒改造好的原因談的不多，在會上能向他提出意見。」
1964年4月16日《右派分子登記表》的「單位意見」欄，寫的是：「現時表現一般。」此後突然有了很大改變。
7月15日的《關於黃兆楠的現時表現》寫道：「該人工作積極肯干，在運動中按時參加，發言積極，思想要求進步。利用業餘和休息時間，學習毛主席著作。」
7月19日《右派分子登記表》的「審查意見」欄，寫的是「表現較好。」上面蓋的是「中國共產黨××礦務局委員會肅反清理辦公室」的公章。
段長的鑑定：「缺點沒有發現」
黃兆楠勞動所在工段的段長岳振金，應該對黃最了解了，他1964年1月24日書寫的對黃評價，全文如下：
【黃兆楠：工作表現很好。如在選煤廠，本人有潰瘍病，醫院批15天私傷，結果只休2天就上班了。上班那天，段長岳××同志問，你私傷沒到期，你上班能行嗎？黃說，段長，我這個病10天半個月沒有什麼效果，上班吧。以往工作情況都很積極，工作還是任勞任怨的。每天上班來，不說東不倒西的工作，沒有其它的壞表現。另外在工作當中很動腦筋，有一次他看到漏斗漏在車裏一堆一堆的煤，還得用平裝工人，他向岳段長提出合理化建議，今後應當改一個像爪板流子，不就節省平裝工人了嗎？看起來這個人對工作還是認真負責的一種表現。這項合理建議，科里沒有採納，但精神還是好的。再一個是工作和學習都參加。缺點沒有發現。】
六、為什麼沒有摘帽
從黃兆楠的勞動改造、思想匯報以及1964年組織和基層工人對黃改造情況的評價，總的來說是好的。那麼，為什麼戴帽7年多直到1965年初還沒有給黃摘帽呢？
這恐怕就要從那個時代同「政治生命」緊密相關的個人成分、家庭出身和社會關係方面來分析了。
黃的成分是學生，這沒有什麼不好；曾是三青團員，這通常被認為是「歷史污點」，但他早就交待清楚了，肅反結論也認為是「一般歷史問題」。
關鍵的問題，恐怕就在於他是戰犯劉峙的內弟！劉峙何許人也？「國軍」上將，內戰時期擔任過鄭州綏靖公署主任、徐州「剿匪」總司令。毛澤東在《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一文中提到過他的大名。劉峙後來在台灣任「總統府」的「國策顧問」。他的二姐夫劉子清是劉峙部下的將軍，在台灣也曾任要職。何況他的許多親屬又居住在「美帝國主義」這樣的國家，海外關係問題何其「嚴重」！
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麼遲遲沒有給黃摘帽：給戰犯和台灣要人的內弟摘帽，當然要「慎之又慎」（儘管他表現甚好），千萬不能因此犯政治錯誤。
看來黃兆楠也知此情由，他在「匯報」中，經常「為海外有親屬和社會關係而苦惱」。他在1963年2月27日《向黨匯報》中寫道：
【這五年多的改造中，我參加了平均每年約兩次的摘帽子促進會。一九五九年國慶那一次我正住礦務局醫院治療，看到報紙登載特赦戰犯的消息，我想，戰犯都得到了特赦，我這樣的右派分子，錯誤「不算嚴重」，處分也比一般的輕（右派第四類，撤職降薪），別的多半是生活補助費，我還拿工資，大概勞動改造了壹年多時間也就差不多了。這次很有希望像特赦一樣能摘掉右派帽子了吧。甚至計劃一旦摘了帽子，怎麼到雞西去接兒子回來，怎樣安排他進保育院，可能的話找個對象，成家……。想想很美，可就是把自己是否改造好了，是否符合三項標準給扔到一邊了，想得很少。
以後哪一次摘帽子也沒有我。頭幾次我想，凡是出身成分好，表現不大離的，都能先摘，我夠嗆。雖然我父親生前是個小科員，相當於中農成分，但我的社會關係壞，我姐夫劉峙是個大戰犯，也不知死了沒死，把我坑苦了。填什麼表格，別人一看都免不了感到驚奇；另外，我念書的時間太長了，在學校的時間，加在一起一共有二十一年，要是沒念書或是少念幾年書，也能好一些。
實際怎樣呢？以後的幾次摘帽子促進會證明，我那種想法是大錯特錯了，因為其中既有知識分子，念很多年書而同時又是地主或富農成分的，同樣摘了帽子。
以後我就不這樣想了，明白過來了。只要符合了三項標準，誰都一樣能摘掉帽子。相反，出身成分好，沒有文化，如果不符合標準，也同樣不能摘掉帽子。親見的實例不少。這就得出了一個結論：改造的政策和三項標準是不會變的，等待、幻想、機會主義，這些東西趁早清除。必須以「變」來應「不變」（改造政策和三項標準）。政策標準不會變，要變的是自己的立場、觀點，用自己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來說明。】
黃兆楠1963年2月27日《向黨匯報》中的說：「我姐夫劉峙是個大戰犯，……把我坑苦了。」
1964年底，他在《劃清階級界限，站穩無產階級立場——結合當前階級教育和學習〈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以後的個人認識》一文，全面分析和批判了他那個複雜的家族包括各個人和他自己。文中寫道：
【兩個姐夫，都是反動派頭子，劉峙帶着他的花崗岩頭腦進了棺材（編者按：實際上劉峙當時未死，1971年才病逝於台灣），二姐夫劉子清據省委下來的張同志告訴我（1957年秋經局委，指示我配合和平解放台灣，給親屬寫信時），還是台灣的一個反革命頭目。
仍在海外的我的親屬，都是人民的敵人，……他們是人民的罪人，當然也是我的敵人。
我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我是個小資產階級出身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立場、觀點沒有得到改造，發展到一九五七年，成了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成了反動派的代言人，成了赫魯曉夫修正主義者的急先鋒，成了黨和人民的罪人。
因此，黃兆楠是人民的敵人，也是我的敵人，我要和這個舊黃兆楠劃清階級界限，並且經常不斷地和他進行鬥爭，拿這個忘恩負義的舊黃兆楠做為我的子孫後代的反面教材！】
綜上所述，黃兆楠本來是個積極上進的知識分子，僅僅因為在鳴放中給單位領導提了一些意見，就在「階級鬥爭」大棒的無情打擊下，淪為「階級敵人」，此後被撤職降薪、妻離子散，帶病在監視下長年從事他難以勝任的體力勞動。在左的路線強力壓迫下，他的一些原本正確的思想也被扭曲。儘管黃兆楠努力改造自己，可是，看來正是由於有嚴重的「反屬」及海外關係，使得他那頂沉重的右派帽子，遲遲不能摘掉。
1965年年初，「四清」運動正在全國逐步展開，新的一場階級鬥爭的鑼鼓越敲越響。如果到了1966年上半年還沒有摘帽，頭頂右派分子帽子、身負「戰犯內弟」「海外關係」沉重包袱而又體弱多病的黃兆楠，還能經受住「文革」風暴的摧殘嗎？
從包括入黨申請書在內的檔案被人事部門拋棄的現象分析，不免令筆者對他的命運產生一種凶多吉少的擔憂。如果黃兆楠能夠幸運地浩劫餘生，現今該是近九十的老人，也早和海外親人取得聯繫甚至同在黑龍江的妻兒「破鏡重圓」了。若能如此，祝黃先生安康、幸福。
《記憶》2015年8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