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質生產力」成中共兩會的熱詞。從字面上能夠讓人感覺到他對自己的這一「創新」相當自信。圖為聲稱白酒產業是發展新質生產力的重要載體的五糧液位於四川宜賓的工廠
據求是網作者「是說新語」透露：3月5日，習近平在參加他所在的十四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江蘇代表團審議時強調，要牢牢把握高質量發展這個首要任務，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產力。6日，在看望參加全國政協十四屆二次會議的民革、科技界、環境資源界委員並參加聯組會時，習近平強調，加強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培育發展新質生產力的新動能。新質生產力是什麼？習近平煞有介事地做了看起來很有邏輯性的詮釋。從字面上能夠讓人感覺到他對自己的這一「創新」是相當得意，相當自信。他或許認為這是拯救當前生產力萎靡、經濟衰退的靈丹妙藥。
這表明習近平深知創新對一個國家來說十分重要。不僅他知道這一點，他之前的每個中共頭目幾乎無一不知道創新的重要性，也都說過關於創新重要性的話。當然，當局出台了相應的政策，採取了獎勵措施，投入了相當的資金，也有一定的成效但與西方文明世界相比，卻相差很遠。一個顯着的標誌就是中共篡奪政權至今七十多年居然沒有獲得一個現代科學技術方面的諾貝爾獎項！屠呦呦獲得的只是半個醫藥製造方面的諾獎。之所以說是「半個諾獎」是因為其理論來自東晉道士葛洪的《肘後備急方》。
一個自稱有五千年文明歷史、擁有十多億人口的大國、七十多年沒有培養出一個現代科學領域的諾貝爾獎得主，也真算得上「人間奇蹟」！民間有句俗語叫「瞎貓碰見個死老鼠」，在中國有中科院、省級科研機構、各大學科研機構等龐大的科研群體，如沒有特殊的制約壓抑因素，總能「瞎貓碰見個死老鼠」獲得一兩項諾貝爾獎的。結果竟然連一項也沒有，不僅沒獲得一項諾獎，還連一個能在世界上拿得出手的傑出的大師級人物也沒有培養出來。
為什麼會如此呢？許多人提出了這樣的問題，最著名的是「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科技創新人才？前總理溫家寶帶着這個問題詢問相關人員，所得答案都沒說到根本原因，因為他們要麼在靠黨賞賜飯碗或靠黨混到高位的體制中，要麼找不到根本原因，要麼找到了也不敢說。記不得何時何地從何人之口聽到這樣一個段子：溫家寶在會上向著名高校校長們提出「錢學森之問」。幾位校長沒有當時回答，下去後到一起商量怎麼回答總理之問，商量出的最佳答案是：「我黨在大學中的管理還不夠具體細緻」。顯然這是一句反話，言外之意是大學不出傑出人才的原因是共產黨對大學管得太具體太細緻了。儘管是「段子」卻說出了「錢學森之問」的正確答案。下邊筆者嘗試說說這個答案為什麼是正確答案，道出了中共國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根本原因。
在中共統治下為什麼出不了諾獎得主和大師級人才呢？因為諾獎和大師都必須得有創造性思維能力才能湊效。而創造性思維的前提是高度的政治和思想自由。縱觀古今中外，凡是自由度高的時代和地域人的創造性思維就活躍，所創造出的驚世思想成果就多，比如我國的春秋戰國時期，沒有中央集權統治，各諸侯國或地方勢力擁有高度的自治權，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自己的立法司法體系，有權利和財富養士，士人的思想不受控制，可以天馬行空地去思考社會、宇宙、人生等一切領域的現象和問題並能夠自由表達。於是便呈現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局面，於是便形成了代表中華民族文明的輝煌燦爛文化，如諸子百家中老子的道德經、莊子的南華經、墨子的墨經、孔子的論語、孟柯的《孟子》、民間創作的《詩經》等。近代、現代的西方民主國家以及緊跟西方文明步伐的中華民國和日本，無論在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領域都雨後春筍般地湧現出了數不盡的大師級人物和諾貝爾獎得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文明世界具有高度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任何一級政府首腦（總統、州長、縣市長、鎮長、村長等）都由人民選舉產生和由民意決定罷免。與高度政治自由相配套的是思想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和結社自由等。不存在思想言論罪、宗教自由罪和文字獄。在如此政治自由、思想言論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和衣食無憂的豐裕物質生活環境中，人們的思想異常活躍，創造性思維能力得到充分發揮，出大師級人物和諾貝爾獎得主就像春來花必開秋臨果必熟一樣自然。比如日本，一個一億多人的小國，已獲得29個諾貝爾獎項，僅2000年到2018年就獲得18個諾獎。那麼，為什麼在自由民主的國家或社會環境中人們會有巨大的創造潛能呢？
一，創新是一種十分特殊的創造性思維活動。這裏的「創新」指的是元始創新，即人類從來未有的創新，並且還得是對人類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都有益的創新，它不是單靠邏輯思維（憑已有知識進行推理判斷）和「大干快上」的口號與蠻勁就能奏效的，必須有靈感參與才能達成目的。而靈感必須在沒有任何外部壓力和內心恐懼、極端放鬆、自由自在、無憂無慮的心理狀態下才能產生。
二，創新的前提是提出問題，或者說是對已有的知識、結論、定理等產生懷疑。朱熹說：「學貴有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張載說：「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愛因斯坦說：「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一個人要能提出問題須有提出問題的勇氣、習慣和廣博的知識背景等先決條件。而這一切只有生活在民主自由、沒有生存或生活壓力的環境中的人才能擁有。西方文明社會言論自由、信仰自由的政治體制正是能夠讓大眾擁有提出問題的勇氣、養成提出問題習慣、獲得正反等多方面廣博知識的最佳制度。與此相反，一黨或一人專制、政教合一的政治體制強制統一思想，不允許有自己的思想，不准對統治者規定的一切提出疑問，不僅政治領域不准有任何懷疑，就連思想領域科學領域也不准超出政黨認同的範圍，一切都有標準答案，學校從小學到大學研究生都必須按標準答案回答問題才能得分，才能在升學或畢業時合格過關。誰要是有自己的獨立想法，輕則考試過不了關，影響升學或畢業，重則遭處分。學校如此，社會上機關單位也無不這樣。人們晉級升職考試都是標準答案。久而久之整個國家的人都成了一個模子出來的「標準件」。對課本上、書本上、一切已有的知識、定論都不會、不敢有任何懷疑，提不出任何問題。國民的頭腦都固化僵化到這種程度，怎麼會有創新思維能力呢？沒有創新思維能力當然也就不會有原創的創造性思維成果及科學技術的創造發明成果。
三，要有純正的主觀動機。縱觀人類重大的原創性理論發現者和器物發明，都是正直的人懷着純正的主觀動機做出的。迄今為止，筆者尚未查到一個邪惡之徒懷着邪惡的企圖而做出了偉大的發現和發明創造。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懷着為國民為人類和平幸福的動機而創新，自然就會有成果，而專制暴政國家的人懷着為統治者臉上貼金、維護統治者政權、鎮壓人民、侵略別國的邪惡動機去搞創新，當然就不會出成果。據說原創的靈感是高層空間（天國）的高級生命（神）賜給正直善良的人的。神怎麼會幫助懷有邪惡動機的邪惡之徒禍害人類呢？
使國人擁有原始創新能力的條件在中共國里，是應有盡無，而阻礙國人原始創新能力的因素在中共國里則是應無盡有。因此，從它竊取政權至今，在現代科學領域的原始創新事實上連一個也沒有。但它自己可不承認它沒有創新，反而認為自己有許多偉大的創舉。它宣稱自己最大的創舉就是締造了一個嶄新的中國，自稱是造福全中國人民的大善事，而實際上卻是禍國殃民的大惡事，是禍國殃民的「負創新」。因為被它用謊言和暴力顛覆的國民政府根本不是舊中國，而是結束了兩千多年帝制的民主共和國，是真正的與西方文明民主制度一樣的先進的新中國。而它建立的所謂「新中國」其實是比大清之前的帝制更腐朽更殘暴的政教合一的「黑暗專制」政權。衡量新與舊、先進與落後的標準就是：「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選舉自由、軍隊國家化、司法獨立、三權分立」。這六個要素在中共國里一個也沒有。這樣的政權不受任何制約，無法無天（毛澤東就曾說他是「和尚打散—–無法無天」），是人類歷史上最邪惡最殘暴最腐朽黑暗的政權。何新之有？
與中共創造的這個最腐朽、最落後、最野蠻的「新中國」名副其實的具體化的「負創新」有：
第一，財產公有。用謊言欺騙和暴力強制的手段把農村地主、富農、中農的土地、房子、牛馬驢騾、車、磨等財產，城鎮工廠主、商鋪主、小手工業者等的財產全部收歸公有（實際是黨有）。
第二，權力私有。天下原本是天下人之天下，權力也應歸天下人所有。天下權力公有是通過民眾的三大民權「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選舉自由」等途徑來實現。但中共邪黨卻把這些民權全部剝奪殆盡，同時把保證民權的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三權分立的制衡機制也統統砍掉。這樣，一切權力便全部歸共產黨一黨所有，有時候實質上是各級黨頭目一人所有。如此，權力就完全私有化了。
廣大民眾失去了財產權和政治權力，實際上就是淪為了奴隸。共產黨或共產黨的頭目擁有絕對的權力，它/他就敢於為所欲為，橫行霸道，禍國殃民。英國思想家洛克說「財產不能公有，權力不能私有，否則天下將大亂。」中共就是禍之根亂之源。
第三，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中共在進行了財產公有化和權力私有化之後，緊接着就又來一個「匠心獨運」的創新：美其名曰「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全村人一起吃大鍋飯。這一全人類空前絕後的「偉大創新」，在共產黨看來是最好的利國利民之舉，能解決許多社會問題，使中國迅速趕上或超過西方民主國家（共黨稱為腐朽沒落的資本主義家），其結果卻搞得民不聊生，餓殍遍野，非正常死亡四千多萬人。
第四，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這也是人類歷史上空前未有的一項「偉大創舉」。老毛及其追隨者認為，這一創舉能夠揪出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預防資本主義復辟，永保紅色江山不變色。結果卻害苦了人民和國家，害死了兩千多萬無辜國人，導致「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傳統文化遭到了史無前例的摧毀，使炎黃子孫淪為馬列邪教的思想奴隸。
第五，大搞計劃生育。這曾被中共的御用專家們吹噓為「立體性思維」的偉大創新。是解決人口多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問題的最佳策略。其結果，一是造成人權災難，遭到國內人民和國際正義者的鄙視和譴責。最終致使人口失調，出現難以解決的社會大難題，不得不自我否定計劃生育政策而提倡生二胎三胎，但難以奏效。這將給中國大陸造成無法估量的損失甚至是災難。
第六，不惜代價鎮壓迫害「六四」民運精英和信仰「真、善、忍」的好人。中共在這兩個邪惡暴行上所投入的軍力之強和財力之多以及酷刑種類之花樣翻新等都堪稱人類之最。假如世界上舉行「邪惡之最」的評選活動，中共肯定能得第一名。
第七，習近平一意孤行、令人費解的「連連昏招」。如「一帶一路」、「雄安新區」、「戰狼外交」等。別人看他出的是昏招，他自己和他的追隨者們可不認為是昏招，還自鳴得意地認為是高瞻遠矚、深謀遠慮、充滿智慧、能為中國為人類指明方向的偉大創新呢！一個生於早在兩千多年就進入理智昌眀時代、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之邦、擁有十四億人口大國的元首，擔當着國家前途、民族民運、人民福祉的重大責任，在處理國家大事的決策過程中，做錯一件事，幾件事，出一個昏招，幾個昏招，則有情可原，而習包子竟然是「昏招連連步步錯」，一股腦兒地把中國的政治、經濟、軍事、社會人心、外交等各個方面都搞得一團糟，還真是古今中外罕見！世界上要是舉行「昏招大賽」，其冠軍則必習近平莫屬。
縱觀中共在創新領域的行為，由於其與人民為敵，與天理人道為敵，與神佛為敵，強力推行政教合一的黑暗專制制度，極力鉗制壓抑人民的思想、言論和信仰自由，在它高壓血腥統治的七十多年中，在自然科學領域連一項原創性的、造福於人類的創新也沒有，真可謂成事不足。而在社會科學這個本該「無為而治」「不折騰」的領域卻打着創新的旗號「翻燒餅」「瞎折騰」，禍國殃民，危及人類。真可謂敗事有餘，死有餘辜。它的存在就是人類的禍害，這一點清醒的人早就認清了。現在全世界文明陣營都看清了它的邪靈、魔鬼本質，正在採取對待魔鬼應有的辦法應對它，它禍害人類自取滅亡的時日已經為期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