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49年「參加革命工作」，51年入團，56年以在職幹部身份參加高考，被某師範學院錄取。直到反右前，我一直認為自己在政治上是很過硬的。斯大林去世時，心情非常沉重，兩天茶飯不思。當時我在××人民革命大學學習，對班上一些照舊嘻嘻哈哈、打打鬧鬧的同學橫眉以對。
考上大學前，我是一名公安幹部。一年之後，因在班上調侃一句，被打成「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一次課間休息，聊到人的生死，我順口插一句嘴：「你以為死比活着更可怕嗎？」當時我自鳴得意，以為這句話很俏皮。反右時，這句話被揭露，指控我對現實不滿，說「現在活着還不如死了好」。就因為這句話，我被打成右派。
起初我竭力辯白，哪知越辯越糟，說我狡辯，囂張，態度不好，要先打掉我的氣焰，於是我成為全校第一個被拋出來遭公開批判的學生。開我的批判大會那天，事前沒有通知我，直到「上燈戌時」，我班團支書突然叫我到某地開會。到那裏一看，我暗暗吃驚，因為此前全校還沒弄出過這麼大的動靜。只見廣場上臨時牽線裝了三四盞電燈，擺了許多靠背椅和條凳，會標是「××反動言行辯論會」。「××」是我的名字。
那時的批判會還比較文明，讓我坐在會場最前面的長條凳上，不低頭不彎腰，只在別人都發完言之後，指令我上台「做深刻檢查」。不是辯論會嗎？怎麼未辯論就先給我的言行定性為反動呢？但是我無比相信黨，相信毛主席，既然黨和毛主席說我錯了，那肯定是我錯了。因此，儘管對這個大會有意見，我還是揮淚泣血檢查自己，找家庭根源，找社會根源，找思想根源。
我校的反右開始得早，1957年6月《人民日報》那篇社論發表不幾天，我就不能參加團員大會了。暑假回家，居委會的幹部也很「關照」我，時不時找些雞毛蒜皮的事到我家來監看我。最後，給我的定性是「右派活動骨幹分子」，處分是「留校考察」。
被打成右派時，我未滿22周歲，1979年拿到母校華師那張不足百字的《改正通知書》時，已經44歲了，兩鬢斑白，22年最寶貴的黃金年華盡付東流。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十一期，2011-03-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