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聊了轟動全國的「邯鄲少年殺人事件」，其實，類似的案例近年來屢屢發生，並且每次都會引發爭議。
當然，之所以引發爭議，並不在於公眾對於此類行為惡劣程度的認知上有差異，如果是一個成年人做出了如此惡劣的行徑，自然會受到刑法的嚴厲制裁，這點毫無爭議。
很多人不滿的焦點在於，一個同樣的「罪行」，為什麼僅僅因為罪行的實施人未成年，就可以如此「輕判」？
這樣輕描淡寫的懲戒，對受害者和家人公平嗎？能夠對這些未成年人渣起到懲戒作用嗎？防止其下一步犯罪嗎？
即便因為未成年人心智未成熟，不能對其行為承擔法律責任，但我們今天對他們的「輕判」就能讓他們在成年後變好嗎？
我們來看幾個案例。
01
2018年12月2日，湖南益陽沅江市泗湖山鎮一位12歲的男童吳某康在家中用菜刀殺害了自己的母親。
而事件的起因也僅僅是吳某康在家中公然吸煙，母親看到後不滿他的行為，進而教訓了其一番。
僅僅因為這麼一件小事，12歲的孩子就殘忍的殺害了自己的母親，案件一經曝出，就震驚社會。
隨後傳出的消息更是引發社會熱議：因不滿14周歲，按照中國刑法規定，可以不負任何刑事責任。在被關押三天後，吳某康被警方釋放。
被釋放後的吳某康關心的不是如何懺悔自己可怕的罪行，而是關心自己能否重回學校上學。面對學校以及學生家長們的反對聲，12歲的吳某康不以為然：「我殺的又不是別人，我殺的是我媽」，「學校不可能不讓我上學吧」。
這種異於常人的冷靜和冷血，一直貫穿在吳某康殺害母親的前後，令人不寒而慄。
就這麼一個典型的殺人小惡魔，如此草率、不受懲罰的放歸社會，正如人們所擔心的，如同給身邊人埋下了一個定時炸彈，不知道何時就會爆炸，再次傷害他人。
古今中外類似的案例不勝枚舉。
上個世紀80年代，日本一群年齡在16-18歲的輟學高中生，對一名17歲女孩進行了長達41天的囚禁和折磨，手段之殘忍令人髮指。
在女孩被折磨致死後，他們還將屍體灌在水泥里。
這就是震驚整個日本社會的「綾瀨水泥殺人案」。
然而，即使是如此超乎想像、泯滅人性的罪行，在檢察官希望4名嫌犯能與成人犯罪受同樣的刑罰時，法官仍然以嫌犯年齡不足，而將他們以少年犯受審。
4名兇手最終僅僅以傷害致死罪被起訴，分別被判處了5年到20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在。
因為此案的性質太過惡劣，在當年的日本，法院的審理結果也引發了公眾的強烈不滿，當時的日本媒體紛紛表示，這些「小惡魔」不應受到少年法的保護。
法律對未成年人網開一面的初衷，當然是為了期望這些未成年殺人犯從此改過自新，重新做人。
然而，結果是什麼呢？
中村高次曾在自己的網誌以說笑的口吻回憶這件事，對此毫無反省；
案件主犯宮野裕史出獄後，再次涉嫌欺詐和經濟犯罪被逮捕；
小蒼讓涉嫌綁架、監禁、施暴傷害一名男性友人，被警方逮捕；
湊伸治因殺人未遂被逮捕入獄；
幾名殺人犯的相繼再次犯案，引發日本社會強烈震動，紛紛討論《少年法》的實施標準及存在的必要性。
人類對惡魔姑息的結果，很可能是更多的惡魔。
2016年1月18日，廣東番禺的小學女生小櫻（化名）正走在去學校參加期末考試的路上，結果卻被遊蕩於此的韋進木盯上，他把小櫻拖入高架橋底的綠化帶暴力毆打、傷害致死。
韋進木是羅播鄉鳳鎮村人，生於1997年，案發時才剛滿19歲。
然而僅僅19歲的韋進木，卻並非第一次殺人。
年僅13歲時，韋進木就曾掐死同村的4歲男童，因不滿14歲沒有被判刑；
年滿14歲時又持刀重傷一名6歲幼女，並且試圖將女孩兒淹死在水裏，被判刑6年，就這6年牢都沒做夠，於2015年11月減刑後被提前釋放。
兩個月後，流竄到廣州的韋進木就碰到了小櫻，犯下了強姦殺人罪。
面對這些殺人惡魔，我們不禁會追問：
我們有何理由放任他們，一而再、再而三的去傷害無辜之人呢？
僅僅是因為，殺人小惡魔還有可能變好嗎？
02
我在文章《從華人在美國的「遭遇」，看國人對「法治」的誤解》裏提到，法律精神有個很重要的原則，那就是絕不應讓罪犯感覺到，違法是可能被鼓勵的。
殺了人，非但不會被追究刑事責任，甚至還得到了平日得不到的關照，這種嘖嘖怪事，會給這些殺人小惡魔什麼樣的心理暗示，顯而易見。
從這些沒有經過法律懲罰，或者刑罰過低，從而再次傷害他人的案例，我們可以清晰的看到，如果我們喪失掉這個基本的法律原則，會給社會和其他人帶來什麼樣的威脅。
那麼，是不是說，從小冷酷無情的殺人惡魔，就沒有可能變好了呢？我們的社會哪怕為了這個可能性，做出一點努力都只是徒勞的呢？
我們來看另外一個的案例。
瑪麗·貝爾是個十歲的英國小女孩，她有着一張純真可愛的面容。
但是，就在這張純真可愛的面容下，卻隱藏着異乎尋常的邪惡。
1968年5月25日，三個男孩在一座廢棄的房屋玩耍時，發現了4歲男童馬丁·布朗的屍體。
警方在馬丁的屍體上沒有找到任何暴力襲擊的痕跡，卻在屍體旁發現了一瓶空的阿司匹林藥瓶，於是警方以誤食藥片的原因草草結案。
據馬丁的阿姨和母親回憶，在案發後，瑪麗和夥伴羅拉曾多次對她們進行騷擾。她不但笑嘻嘻的描述馬丁死亡的慘狀，還對馬丁的母親說：「我知道馬丁死了，我想看看馬丁在棺材裏的模樣。」
在學校的圖畫課上，瑪麗畫了一個趴着的小男孩，姿勢和死去的馬丁一樣，在男孩身邊還畫了一個藥瓶，旁邊還附上了段話：「上周六，媽媽送我到諾瑪那裏玩，我們在路上走着，看到很多人圍着一座老房子。我上前問是怎麼回事，原來那兒躺着一個已經死了的小男孩」。
但這些詭異可怕的作品並沒引起老師的注意。
老師認為，小姑娘的作品，只是取材於馬丁之死。
沒有受到關注的瑪麗變本加厲，她多次強調自己殺了人，甚至公然寫下「我殺了人，現在我能回家了」的字條，可大家仍把這當成是惡作劇不予理睬。
於是第二樁殺人案發生了。
1968年7月31日的夜晚，警方在鐵路旁的廢墟中發現了3歲男童拜恩的屍體。
拜恩一頭金髮十分乖巧。
當天拜恩的姐姐曾尋找過他，而瑪麗和羅拉則「熱心」的帶拜恩姐姐去鐵路旁，不久前的鐵路旁死過一個小男孩，這讓拜恩姐姐心中升起不祥的預感，所以她拒絕前往。
這個預感救了拜恩姐姐一命。
短短2個月，死了兩個兒童，震驚了整個倫敦。
在驗屍後，警方得出一個結論——掐死受害者的兇手，力氣比較小，可能只是個孩子。
於是他們對居住在附近的上千名孩子，進行了地毯式排查。
當警方在詢問瑪麗時，瑪麗告訴警察，自己看到了兇手，一個鄰居的8歲男孩，曾經對拜恩拳打腳踢。
警方於是開始全力調查這個8歲男孩。
但很快，警方發現男孩當時在機場，擁有充足的不在場證明。
這讓警方對瑪麗產生了懷疑，同時，瑪麗之前聲稱8歲男孩在玩一把壞掉的剪刀，而現場剪刀這一物證，恰恰是警方並未對公眾公佈的絕密物證。
警方懷疑，瑪麗應該是拜恩死亡的目擊者，或者就是兇手本人。
他們重新調查瑪麗，故意套她口供，說有人看見你和羅拉在鐵軌附近轉悠了。
小姑娘笑了：「這都能看見，這個人視力一定很好。」
瑪麗作案時，附近並沒人，如果有人看見，一定是在特遠的地方。
警察覺得這是個破綻，馬上追問，為什麼一定要視力好才能看見？
她意識到自己說漏了嘴，卻一點沒慌，解釋道：「視力特別好，才能看見不在場的人。」
就這樣，警方盤查了瑪麗很久，卻一無所獲。
轉機出現在了瑪麗的同夥羅拉這邊。
在警察的盤問下，羅拉全招了，說兩個男孩都是瑪麗殺的，自己沒動手。
「瑪麗用手掐死了小男孩，掐的他舌頭都吐出來了......瑪麗警告我保守秘密，否則她會用同樣的方式對我。」
1968年冬天，瑪麗和羅拉，因為謀殺罪被起訴。瑪麗和羅拉被帶到法庭上進行審訊，庭上擠滿了媒體記者。主控律師一開始便指出，謀殺拜恩和謀殺馬丁的是同一個人。
法醫報告顯示，在拜恩和馬丁的屍體上都發現了瑪麗的衣服纖維，此外在拜恩的鞋子上也發現羅拉的衣服纖維。
儘管關於羅拉是否有罪還存在疑問，但沒有人質疑瑪麗是兇手。關於瑪麗，唯一存在的爭論是，她究竟是一個患有後天病態的小女孩，還是一個天生的「魔鬼」？
在法庭上，瑪麗的父母如同表演，一會兒大哭大鬧，一會兒歇斯底里。
而陪審團注意到，每當父母哭鬧的時候，瑪麗總以一副憎惡的眼神注視着他們。
瑪麗的母親貝蒂是個妓女，脾氣暴躁，經常打罵瑪麗。每當小瑪麗尿床後，她總用惡劣的言語羞辱她，還把床單掛出去給鄰居看。
而瑪麗的父親總要求瑪麗在外面稱呼他為「叔叔」，以此可以領取政府發放的單親補助。
這樣扭曲的家庭讓瑪麗從小便養成孤僻、冷漠的性格，甚至當母親打她的時候，她也不哭，只是用目光冷冷盯着母親。
因為非常好鬥，並且經常傷害小夥伴，因此沒有人願意和瑪麗當朋友，除了13歲的羅拉。
從小生長在這麼一個扭曲的家庭，瑪麗在法庭上卻對自己的家庭情況隻字不提。
如果她在法庭上說出幼年經歷及其在家中所受的虐待，如果她表現得可憐軟弱一點，她很有可能得到法官的同情。
經驗豐富的兒童心理學專家奧頓認為，他從來沒有見過像瑪麗一樣倔強的小孩，她非常的複雜、聰明、冷酷，而且很危險。
在瑪麗被審訊的過程中，她如同一個久經法庭的老手，冷靜、早熟的行為讓陪審團對她產生不了一絲的憐憫之心。
於是，陪審團經過不到4小時便得出一致裁決瑪麗殺害拜恩和馬丁罪名成立，被判處「終身拘留」。「終身拘留」實際上是一種不明確的刑期，它有可能是終身監禁，也有可能是被關幾年後放出來。
當聽到判決結果的時候，這個年僅10歲的小女孩才終於忍不住哭了出來。
由於瑪麗是未成年人，監獄和精神病院都不適合她，最後她被安置在一間全部關押男孩子的少管所——紅河堤教養院。
從1969年2月到1973年11月，瑪麗在紅河堤教養院待了3年9個月。
16歲時，瑪麗被轉入一家女子監獄，三年後，轉入成人監獄。
就這樣，瑪麗整個青少年時代，都是在各種監獄裏度過的。
在經過了一次越獄事件後，瑪麗徹底消停下來。
1980年5月14日，在服刑12年後，因為在獄中表現良好，瑪麗假釋出獄了。
出獄後，這位曾經殺害過兩名男童的殺人犯的第一份工作居然是在托兒所，在保釋官的反對下，瑪麗去做了服務員。
在生活回歸正常後，瑪麗和其他普通人一樣戀愛、結婚，並於1984年5月25日，生下一個女孩兒。
因為瑪麗10歲時就殺了兩個孩子，所以法院考慮，要剝奪瑪麗對女兒的撫養權。
但瑪麗辯稱「假如說我小的時候是個魔鬼，但現在的我已經完全是一個正常人了」，這番真誠的表達打動了法官，她被授予匿名權，從此可以用新的名字開始新的生活。
在隱姓埋名、躲避媒體十幾年後，1998年2月，瑪麗再次回到了聚光燈下——她的個人傳記《聽不見的哭聲》出版了。
此舉再次讓她再次點燃了英國社會的怒火。
許多人批評，這個滿身罪惡的人竟然還能靠販賣自己的故事發財，就連英國首相貝理雅也公開指責瑪麗的無恥。但瑪麗辯稱，十幾年來，小報一直對她的小道消息孜孜不倦，她希望完全公開以後，人們就會對她失去興趣。
隨着個人傳記的出版，當時十幾歲的女兒才知道，自己的母親是一個殺人犯。
女兒問她：「媽媽，你為什麼不早點告訴我呢？」
雖然得知真相的女兒原諒了自己，但瑪麗為了保護自己女兒的匿名權，開始反擊輿論。
2003年5月21日，在英國最高法院，瑪麗經過激烈的辯論，成功將英國對青少年罪犯的身份保密的法律，由18歲調整到永久保密。
這一法案後來被稱為「瑪麗·貝爾法案」。
也因為這個法案，瑪麗在2004年拿到了大英帝國司令勳章。
2009年，瑪麗的女兒生子，瑪麗當上了外婆。
從1980年出獄至今，瑪麗已經正常生活長達38年。
看了這個案例，當我們再次面對「從小就是人渣，甚至天生的惡魔，還有可能變好嗎」這樣的問題時，我們可以做出肯定的回答了。
是的，從小就是「人渣」，依然有可能變好，但是一定要注意，前提是必須經過法律的懲罰和社會的矯正。
如果沒有強制性的矯正，昔日的少女殺手會成為持續危害社會的成年殺手，還是今日慈祥有愛的好母親，答案不言而喻。即便因為未成年人因為身心發育還未成熟，對自己的行為還缺乏完全自控的能力，法律考慮了減輕處罰並給與了充分的改過自新的機會。但是，這些滅絕人性的「小惡魔」在逃脫法律制裁，或者減輕刑責之後，是不是真能變好呢？「綾瀨水泥殺人案」似乎給了我們另一個答案。
這些小惡魔不但毀掉了一個花季少女，讓她承受了令人髮指的折磨，在減輕處罰後，也毀掉了自己的人生和自己所在的家庭。
甚至有種說法是，因為「殺了人都不會被判死刑」的直接影響，日本青少年犯罪率，在古田順子一案的判決之後，出現了逐年上升的趨勢：從1992年的8.9人/十萬人，上升到了1998年的12.5/十萬人。可以說，這一事件的量刑過輕，以及教育改造的失敗，事實上導致了一代日本的年輕人對法治的藐視態度。
尤其是在1997年-2003年間，不但青少年犯罪率居高不下，甚至還出現了「憤怒的17歲」這一群體：很多惡性犯罪的青少年的年齡，都徘徊在17歲上下的年紀。僅僅是2000年一年間，便發生了7起17歲少年作案的實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