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我在呼和浩特第五中學讀書時，政治老師叫鄭輝豪，鄭老師廣東人，越南華僑，不知何種原因，他竟然輾轉來到了內蒙古。
鄭老師講課，就像電台的播音員，每次上課，教案已經寫好了，照本宣科地給我們大聲誦讀。更讓我這個孩子難以理解的是，他講的所有政治題都有標準答案，他把答案抄在黑板上，讓我們死記硬背，只要答錯一個字都不算對。
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那幾年，我們政治課上背的內容是：「低標準，瓜菜代，安排好糧食，辦好公共食堂。」
在解散食堂，「中央關於人民公社60條」的那段日子，我們政治課上背的內容是：「三級所有、隊為基礎、多勞多得、60年不變。」
在「四清」的歲月，我們政治課上背的內容是：「清政治，清經濟，清思想，清組織。」
鄭老師在課堂上大力宣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歌頌「農業生產大躍進」「農村水利大發展」「大煉鋼鐵」「除四害」，還對我們進行革命傳統教育和憶苦思甜教育。依稀記得，每人還發過一本《九評蘇共》的書，還有徐寅生寫的「用毛澤東思想指導打乒乓球」的小冊子。那時的政治教科書幾乎成了時事宣傳手冊，我們在鄭老師的訓導下，每天拼命地背呀背。
鄭老師的政治課上的非常拘謹。許多同學曾經私下問他：食堂都解散了，大煉鋼鐵都失敗了，農村都三自一包了，還宣揚三面紅旗幹啥？
鄭老師說：「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正確的，是執行的人做錯了。」我那時想：如果真是那樣，那這個理論也實在太難把握了！
鄭老師絕不容許學生在課堂上，對這些問題進行探討和質疑。在上課時，只要同學們說的和課本上稍有差池，就會遭到他的嚴厲斥責。鄭老師說：「革命理論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是不容許質疑的，毛澤東思想是革命的真理，必將傳之於萬世。」
沒有了對知識的深信，頓時讓同學們失去了探究與解惑的快樂。我們也感到了鄭老師處境的尷尬——人人都說政治課很重要，實際上，無論是學校、老師還是學生，誰也沒把政治課當回事，誰也沒把課本里的理論當回事。中學政治課，對老師來說，只是一個飯碗；對學生來說，也僅僅是為考試而學它。
鄭老師曾經告訴我們，美國是世界上最窮的國家，債台高築。他們借的外債200年也還不清。世界上既無外債，又無內債的國家，只有中國。美國工人階級每天晚上餓着肚子上床。美國隔幾年就會發生一次經濟危機，經濟危機來了，勞動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為此，他還給我們講過一個小故事，是用來控訴萬惡的資本主義制度的一段母子之間的對話：
在一個寒冷的冬季，北風呼嘯着，一個穿着單衣的小女孩蜷縮在屋子的角落裏，問媽媽：「天這麼冷，我們為什麼不燒煤取暖呢？」媽媽回答說：「我們沒有煤。」小孩又問：「我們為什麼沒有煤？」媽媽回答說：「因為你爸爸失業了，我們沒錢買煤。」小孩又問：「爸爸為什麼失業了？」媽媽回答說：「因為煤太多了！」
鄭老師還告訴我們，美國是世界上最兇惡的帝國主義國家。密西西比河是北美洲第一大河，在密西西比平原上，由於濫伐森林和胡亂開墾草原，水土流失非常嚴重，密西西比河終年攜帶大量泥沙，造成河床增高，常常泛濫成災。美國礦產、水力和森林資源比較豐富，但壟斷資本集團為了追求利潤，對礦產資源進行掠奪性的開採，他們只揀投資最小，利潤最大的礦床開採，一旦感到利潤小就將礦井廢棄。美國本來有茂密的森林，但由於資本家的濫砍亂伐，森林面積減少一半。美國工業分佈非常畸形，有3/4的工業生產及9/10的機器製造工業和鋼鐵工業集中在東北部的大西洋沿岸和五大湖地區。美國的鋼鐵工業是為軍事工業服務的，產量極不穩定。美國南部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區，土地大多集中在資本家手中，耕作技術相當落後，僅在棉花產區建立了一點紡織工業。
與此同時，在密西西比河畔，農場主們正把一桶桶的牛奶倒入河中，把一車車的大肥豬趕進河中。僅1933年一年，就有640萬頭豬被活活扔到河裏淹死，有5萬多畝棉花被點火燒光。同樣，在英國、在法國、在丹麥、在荷蘭，整箱的桔子，整船的魚，整袋的咖啡豆被倒進大海，無數的奶牛、小羊被殺死……
由於天天受到這樣的革命教育，久而久之，我便成了董存瑞、楊子榮、黃繼光、楊根思們的忠實粉絲。隨之便渴望成為一位解放軍的突擊隊長，去解放美國、解放全人類。甚至渴望能像蘇聯紅軍戰士康塔里亞和葉戈羅夫把紅旗插上德國國會大廈屋頂一樣，親手將五星紅旗插上白宮的屋頂……然後脫下軍裝參加「土改工作隊」，幫助美國貧下中農打土豪鬥地主分田地。再下來便找一位美麗的美國姑娘結成革命夫妻，生一大串金髮碧眼黃皮膚、象徵中美人民革命友誼的崽女，來個「革命、愛情、孩子三手抓，三手硬！」
那時，「解放全人類」是我們最崇高的理想。我們天天設想：在最後消滅剝削制度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中，戰友們飲馬頓河，馳騁歐羅巴，抽古巴的烤煙，喝非洲的清泉，最後隨大部隊一起登陸北美，攻克華盛頓，佔領白宮，在第三次世界大戰勇士的墓前向戰友們告別：「安息吧，親愛的朋友們，戰後重建重任有我們來承擔，共產主義的大廈有我們來創建！」
我一直對政治教材里「資本主義必然滅亡，社會主義必然勝利」的說法深信不移，三中全會後，才知道我們現在還處在初級階段，對我是個很大的打擊。不過世界上三分之二的受苦人不用我們去解放了，我一時感到了輕鬆。後來我又去了一趟台灣，知道台灣人民現在也不在水深火熱之中了，感到更加欣慰。只是下了很大辛苦學的英語不怎麼用得上，解放美國人民，看來今生無望了。
以前總說「萬惡的資本家寧願肯把牛奶倒掉也不給窮人喝」，現在發現我們被忽悠了……。進入2015年後，許多奶牛養殖戶發現，雖然牛奶的收購價格已經跌破成本線，但上門收購牛奶的客戶越來越少，最後不得不倒掉辛苦得來的牛奶——這種現象的官方解釋是供應過剩。
就在不久前，各地農民的菜爛在地里賣不出去，氣憤地用拖拉機碾碎，還有的農民因此而自殺。而我們卻因買不起超市昂貴的蔬菜而發愁，我愈發迷惑了。
現在我想把上面那個故事稍微修改動一下：在一個寒冷的冬季，一個小孩問爸爸：「路這麼遠，我們為什麼不駕車上學呢？」爸爸回答說：「我們沒有油。」小孩又問：「我們為什麼沒有油？」爸爸回答說：「因為通貨膨脹，我們沒錢買油。」小孩又問：「為什麼會通貨膨脹？」爸爸回答說：「因為我們國家買了太多的油！」
據說，鄭老師曾經發現政治教材里有前後矛盾的地方，他帶着教科書和介紹信到了教育部，想找負責教材編寫的有關部門談談，但在傳達室門口就被攔住了。他告訴對方：「教科書很重要，但上面寫錯了。」對方則回應：「你說錯就錯啦？！」
他沒能進去，只能退而求其次，想在教育部門口留張影。但他剛掏出相機，還沒擺好姿勢，便被門衛喝止：「去去去，這裏不准照相！」他只好繞到後門照了張相，然後略帶失望地踏上了歸途。
學弟李克信數年前在《北方新報》著文懷念鄭老師，鄭老師曾經是他的班主任。他說，文革初起，鄭老師被打成「特務」「漢奸」，受盡摧殘。批鬥時，頭髮被剃成鴛鴦頭，滿臉塗滿油彩。五中的紅衛兵小將用皮帶的銅頭抽他，他滿臉血污，衣服也被打的絲絲縷縷。
直到1968年，華僑受到保護，鄭老師才免受衝擊。然而他的腰椎受傷，行動不便，後來不到七旬就離不開輪椅了。
鄭老師現在在哪裏？不得而知。一想到他終生篤信馬列主義，為無產階級的教育事業披肝瀝膽，到最後竟然落得如此下場，我就唏噓不已。
2014-02-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