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與鄭錫英、戴以寬（右）、戴以昶合影
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專機由青島飛往南京，因南京上空烏雲密佈、雷電交加，無法降落，不得已轉飛上海。而上海的天氣也很糟糕，不適合飛機降落，只能改飛徐州機場，結果在轉飛途中，撞在了南京西郊板橋鎮附近的岱山，機上人員無一倖免全部遇難。
戴笠之死，給國民黨的諜報工作造成了無可估量的損失。周恩來慶幸地說：戴笠之死，可使中國共產黨的革命，提前十年成功。
蔣介石對戴笠的死深感痛心，如同喪失左膀右臂。在他的關照下，將戴藏宜從江山雨農中學校長調任京滬杭鐵路警備處少將專員。
戴藏宜是戴笠唯一的兒子，在沈醉眼中，戴藏宜「和他父親一模一樣，不但寫字相似，而且個性、習氣、嗜好都相同。」
1949年4月，杭州解放，戴藏宜見情勢緊急，連夜逃回江山老家，準備帶妻兒一同前往台灣。
戴藏宜和妻子鄭錫英生有三子二女：兒子戴以寬、戴以宏、戴以昶；女兒戴眉曼、戴璐璐。
隨着解放軍進軍步伐的逼近，戴藏宜趕在解放軍到達江山縣的前兩天，匆忙收拾好金銀細軟，帶着妻子兒女連夜逃了出去。
戴藏宜帶着妻兒一路向南，來到福建境內的水北鄉時，被一夥武裝人員攔截了下來。經過一番交談，獲知原來是當地的民團。戴藏宜這才放下戒心，亮明自己的身份，希望民團的士兵護送自己南下。
在國民黨潰逃的背景下，地方民團早已軍心渙散，哪管你是什麼少將身份。民團團長走過來看了一眼戴藏宜，對他隨身攜帶的財物頓時起了歹意。也不多囉嗦，直接就招呼民團上去搶了個乾淨。
因為錢財被搶劫一空，戴藏宜只好帶着妻女返回了江山老家。
但此時的江山縣被解放軍佔領，正在搜捕國民黨殘餘勢力，戴藏宜自然也在通緝之列。無家可歸的戴藏宜只好帶着妻兒躲藏到山洞中，每日靠野菜野果度日。
很快，過慣了錦衣玉食生活的戴藏宜就承受不了這樣的磨難，主動選擇下山投案自首。
1951年1月30日，江山縣人民政府以反革命罪判處戴藏宜死刑。
戴藏宜被處決後，妻子鄭錫英一個人無力扶養五個孩子，只好將兩個女兒託付給戴家廚師湯好珠收養，自己帶着三個兒子前往上海。小女兒戴璐璐不久夭折。
鄭錫英來到上海後，找到戴笠生前的護士長范娟理，請求幫助。范娟理將鄭錫英母子安頓下來，還為鄭錫英找了份工作。
1953年，蔣介石聽說了鄭錫英的情況後，指示務必將戴笠的兒媳和孫子接到台灣。
蔣介石強調說：「此事只許辦好，不許辦壞，一定要把戴笠的兒媳和孫子平安接到台灣！」
根據這一指示，少校特工王時敘秘密來到上海，並與潛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務黃福源進行了電話聯繫，相約在南京路梅龍鎮酒家面談。
見面後，雙方按約定暗號，確定了彼此身份。王時敘向黃福源說明了自己此行的任務，請黃福源幫助解決。
黃福源領取任務後，即於第二天晚上在家設宴，招待上海市公安局負責戶政管理的幹警陸秉章。在酒酣面熱之時，黃福源拿出兩千萬元（舊幣，折合新幣兩千元），放在陸秉章面前。又拿出兩根十兩重的金條壓在鈔票上，對陸秉章說：「陸兄，恭喜你，財神找上門來了……」
黃福源告訴了陸秉章自己托辦的事情，並讓陸秉章在出具戶口遷移證時將鄭錫英改名為沈鳳英；戴以寬和戴以昶保持原名；戴以宏改名為王時敘，並增加三十歲年齡。黃福源解釋說王時敘是鄭錫英的親戚，他要帶母子幾人去香港投奔他們的伯父。事成之後還會另有重謝。
陸秉章認為風險不大，便收下了鈔票和金條，答應幫忙辦理。於是次日將鄭錫英母子四人的戶口遷出，同時按照黃福源的要求進行了改動。黃福源拿到遷移證後，設法辦理了出境證，並將情況告知王時敘。王時敘非常高興，當天就偷偷來到鄭錫英家，告訴他自己的身份和來意。
鄭錫英沒想到老蔣還在牽掛自己，真是喜出望外。只是對不能帶走二兒子戴以宏很不放心。經王時敘一番勸說後，鄭錫英只能不得已同意了。
第二天，王時敘找到黃福源，讓他向台灣發報告知情況，要求按原計劃派人到香港接應。他還讓黃福源找陸秉章將戴以宏的戶口遷移到郊區，並托人幫忙照管。
1954年1月7日，王時敘帶着鄭錫英母子三人乘火車從上海前往廣州，然後從廣州前往深圳，再通過羅湖橋去香港。不料去廣州的火車晚點了三個半小時，致使他們無法趕上去深圳的汽車，只能在廣州找一家旅館住下來，等待第二天再去深圳。為了讓母子三人旅途愉快，王時敘決定帶他們去外面的飯店好好吃上一頓。
待吃完飯回到旅館時，老闆告訴王時敘有警察找他。王時敘心裏一驚，問警察有什麼事情。警察說：「我們是廣州市公安局的，請出示你的證件。」王時敘出示了自己的證件。警察仔細檢查後問道：「你和沈鳳英是什麼關係？」王時敘說：「我是她的小叔子，帶嫂子和侄子去香港投靠我的伯父王真如，他是成衣廠老闆，住在新界屏山唐人新村。」警察將證件還給了王時敘，告訴他：「你們暫時不要離開廣州，等待通知。」
原來當天晚上，廣州市公安局接到報告，兩廣地區通緝的土匪頭目麥羅漢潛逃至廣州並打算外逃。公安局立即對全市旅館進行了地毯式搜索。王時敘一行和麥羅漢一家的情況相似，引起了警察的注意，所以對他們進行了詢問。後經過核實發現，儘管王時敘的外貌和年齡與麥羅漢相似，但口音卻有很大不同。
這內中的情況王時敘並不知情，他回到房間後心裏仍然忐忑不安。經過反覆分析，他認定警察的目標應該不是自己，而是其他人，所以決定靜觀其變，以免前面的努力付之東流。
第二天早上，茶房來通知王時敘說，公安局打來電話了，可以離開廣州了。原來，在凌晨三點時，公安局已經抓捕到了麥羅漢。於是王時敘帶着鄭錫英母子三人順利出境到達香港，然後轉赴台灣。
鄭錫英母子到達台灣後，蔣介石特地安排了一次接見，並與鄭錫英母子合影留念。在蔣介石的安排下，給鄭錫英母子分配了住房，發放了生活補貼。
這使得鄭錫英母子能夠在台灣安定地生活。大兒子戴以寬讀書上進，念完大學之後，去了美國留學，獲企業管理學士學位，並留在了美國工作。
小兒子戴以昶從台灣東吳大學畢業後，供職於台灣中華貿易開發公司，一直留在台灣照顧母親。
留在大陸的戴以宏最初由潛伏在上海市公安局的特務黃福源托人照料。黃福源將戴以宏撫養了3年後，因身份暴露被捕，戴以宏因此失去生活來源，被送進了一家由宋慶齡資助開辦的孤兒院。這家孤兒院的條件不錯，有些食品還是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及國際福利組織贈送的。戴以宏在孤兒院生活到16歲時，被分配到合肥市棉紡廠工作。當時，中央號召青年到邊疆去，到農村去，到祖國最艱苦的地方去，戴以宏第一個報名去農業第一線，被調往安徽樅陽縣，當上一名拖拉機手，後來又改行做了修理工。
文革中，戴以宏的身世被揭露出來，他才知道自己是戴笠的孫子。當時，有造反派想藉此批判他，戴以宏反駁說：「我9歲就進了孤兒院，是政府把我撫養成人的，我連戴笠長啥模樣都不知道！」由於戴以宏平時工作積極，為人熱情，人緣好，也就沒被格外為難。1976年戴以宏與一位上海女知青組成家庭，1984年兩人離婚。不久，戴以宏與當地一位女工重新組成了家庭。
當年託付給湯好珠收養的大女兒戴眉曼，為避人耳目，被改名為廖秋美。因為生活在鄉村，戴眉曼從7歲開始，就肩負起了家務勞動。
原本想平靜生活的戴眉曼，最終還是被人知道了她是戴笠的孫女。在講階級成分的年代，即便她已經出落成了容貌秀麗的姑娘，仍然沒有人願意主動上門提親。
直到遇見了鄰居大媽為她介紹的謝培流，這個在上饒汽車廠做修理工的小伙子，兩人才一見鍾情，決定結婚成家。有人勸謝培流慎重考慮，畢竟戴眉曼「出身不好」。
對此謝培流不為所動，回答說：「我是跟人結婚，又不是跟成分過日子，她憑什麼要替戴笠背鍋呢？」
在幾位村幹部的支持下，戴眉曼與謝培流最終走到了一起。
1970年代中期，戴眉曼在上饒一家工廠找到了工作，後來工廠倒閉，成了下崗職工。戴眉曼和謝培流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一家人生活和睦。
1991年，戴以宏、戴眉曼赴台與母親鄭錫英團聚，一家人在分離了38年之後，終於再次團聚。
見面期間，鄭錫英一直感覺虧欠了女兒，生怕女兒怨恨自己。戴眉曼反覆安慰母親說：「你沒錯，一切都是註定的，只能這樣。」
2024-03-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