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與穩定，結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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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了包剛升的新書《演變》，裏面一些概念很有意思，他說二戰以後西方從「硬政治」過渡到了「軟政治」，現在的西方人，是溫室中長大的一代，沒有經受過真正的政治考驗，而現在這種情況在發生轉變。
所謂「軟政治」，就是政治衝突比較溫和，大家都遵守法律，按規則出牌。軟政治的社會基礎是社會的不同群體在政治上的分歧比較低，大家對基本的政治、經濟問題有共識，分歧只在細分的議題上。
比如二戰後，西方世界的共識就是政治上實行民主制度上，經濟上實行市場經濟，左右派爭來爭去，都不會突破這兩條底線。他們的分歧往往局限在小問題上，比如收稅多少、女權、環保、動保等，中國人會覺得這些議題是「吃飽了撐的」，這話沒錯，也只有吃飽了，沒的討論了才會講這些。
由於社會矛盾少，「軟政治」國家的人民心思比較單純，容易成為「濫好人」或「聖母」，經常用幼稚的邏輯去理解其他國家。
西方呈現「軟政治」是政治文明高度發達的結果，是社會具有高度共識的體現。與西方相比，非西方世界往往陷在「硬政治」的泥潭中。
所謂「硬政治」，就是政治鬥爭烈度高，對立的政治群體不擇手段的打擊對方。硬政治的國家一般社會內部分歧極大，在基本的政治、經濟問題上都缺乏共識，不同群體將政見不同的人視為你死我活的關係。
但2016年開始，西方也有了向硬政治回歸的趨勢，川普的崛起、歐洲右轉標誌着西方社會內部開始出現分歧。
面對重大的現實問題，西方開始走出溫室，從道德主義回歸現實主義。即使是建制派政客，也不得不開始認真考慮西方內部的重大危機。西方回歸「硬政治」，離不開全球化開啟後出現的三個問題。
1
移民導致的社會撕裂
二戰後，西方國家內部普遍出現了民權運動，其中一個重要議題就是種族平等，還有對殖民主義和「同化論」的反思。
在二戰前，西方的主流思想是民主是特定種族、特定文化的產物，其他民族很難適應這種統治方式。比如托克維爾就認為民主依賴於「民情」，一個習慣於做奴隸的民族即使有了民主權利也會屈從一個獨夫。
這種思想被廣泛用於二戰前歐美國家的移民政策，比如美國就實行移民種族配額制度，80%以上的名額留給了西歐國家，其他地區都受到歧視。19世紀末美國排華時，法官的一條理由就是認為「華人屬於另一人種，不能被同化」。這種種族思想被納粹發揮到了極致。
二戰後，脫離納粹的歐美自然不能奉行這套價值觀，歐美國家的共識變成了種族平等和文化多元主義。
種族平等的內涵是，不能因一個人的種族和膚色來判斷其品質，自由和平等是沒有邊界的。文化多元主義的內涵則是，文化無優劣認為其他文化不適合民主的看法只是種族主義的表述，是西方中心主義的體現。
在這兩種觀念的驅動下，歐美國家紛紛取消了移民配額，並降低了對新移民的同化力度。
比如美國就頒佈了《1965年移民與國籍法》，取消了移民種族配額，1960年，84.8%的美國移民來自歐洲和加拿大，而到2000年，82%的人來自歐洲和加拿大以外，墨西哥和南美的移民佔比高達51%。而到2021年，移民中39%來自亞洲，來自中美洲、南美洲、加拿大的有35%，來自歐洲的僅為12%。
因拉丁美洲的移民暴增，亨廷頓曾擔憂會出現「兩個美國」，即說西班牙語的，信奉天主教的拉美人和說英語的，主要信奉新教的歐洲白人的對立。
亨廷頓的預言如今已經證偽，確實出現了「兩個美國」，但它不是按照種族劃分，而是按照價值觀（後面的第二個問題會詳細論述）。拉美人中虔誠的天主教徒，和紅脖子一起，形成了保守同盟，共同對抗「白左」。亞裔的情況與拉美人也類似，他們都是均勻分佈在兩黨中，沒有像黑人一樣單純支持某一黨。
相對於美國，歐洲的穆斯林問題更值得擔憂，因為相當多歐洲出生的穆斯林仇視西方社會，他們不認同歐洲的價值觀，其中一些極端分子甚至支持ISIS。
2011年的一項調查就顯示，68%的穆斯林對西方的印象是負面的，認為他們暴力、自私、不道德。同時也有58%的西方人對穆斯林持負面看法。
而據皮尤研究中心估計，2016年歐盟的穆斯林人口佔比為4.9%，如果按照一般的增長速度，2050年佔比會在11.2%-14%之間，其中法國的穆斯林佔比會達到17.4%，成為穆斯林最多的歐洲國家。
2015年難民危機後，西方國家與穆斯林的衝突更加直接，恐襲頻發、社會動盪讓歐洲人開始警惕。最直接的表現就是極右翼崛起，他們與建制派的主要分歧就在穆斯林難民問題上。這表明，是歐洲，而不是美國，遭遇了亨廷頓所說的「文明的衝突」。
為了維繫社會共識和穩定，歐洲各國恐怕不得不捨棄部分「政治正確」和「自由民主」的價值觀。
2
全球化導致失意群體增加
與歐洲「文明的衝突」不同，美國遭遇的問題更加複雜，和美國開啟的全球化息息相關。40年的發展證明，全球化的好處不均勻地分配給了少數精英群體，而廣大的美國白人工人則在全球化的過程中受損了。
「兩個美國」不是新教美國對天主教美國，而是全球化的失意者對抗受益者，是沒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與受過大學教育白人精英的對立。
自里根以來，美國社會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分化，貧富分化的主要原因是全球化帶來的。根據世界不平等數據庫的數據，美國中產階級和底層群體的收入佔比由1980年的63.6%下降至2019年的54.2%，而富有階層的收入佔比由34.2%上升至45.46%，其中最富階層的佔比增長最快。
為什麼全球化會導致貧富分化？很多經濟學家無法理解。因為根據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學說，沒有限制的自由貿易讓各國都能發揮比較優勢，達到資源配置最優。按這一邏輯，全球化應該會讓所有人受益，不應該有人不滿。
經濟學很難解答這個問題，但政治學可以。自由貿易確實可以讓資源配置最優，經濟效益最大，但效益不會平均分配。實際出現的情況是，跨國企業和精英獲得了大部分利益，而工人群體獲得的利益非常有限，甚至還受損了，全球化的好處不均勻地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具體到美國，全球化最大的獲益者是跨國企業和精英，跨國企業有了第三世界國家廉價的勞動力和廣闊的市場，而各國有才能的精英們，也可以更容易地在各國投資或移民，全球化帶來的資本自由流動讓精英擁有了前所未有的權力。
相對精英，美國工人則被拋棄了，企業將工廠帶到了第三世界國家，他們失去了工作，喪失了曾經的美好生活，同時，寬容的移民管制讓大量非法移民湧入美國，即使白人工人進入第三產業，也會因勞動價格被拉低而無法達到過去的生活水平。
事實證明，有些人就是沒有比較優勢的，社會總是會存在沒有「價值」的冗餘人口（美國的黑人底層更明顯），經濟學家可以將他們忽略不計，但政治家不行。
或許會有人說，全球化讓第三世界的廉價商品進入美國，每一個美國人都因低價商品而獲利了。但事實卻是，工人們寧願物價高一些，也不願丟掉一份體面的工作，對他們來說，吃救濟是最大的恥辱，除了生存，他們還想要自尊。
在全球化的衝擊下，曾經的社會共識崩潰了，全球化的失意者、獲益者在基本的政治、經濟問題上產生了分歧，獲益者希望擴大全球化，失意者希望阻止全球化，川普的貿易戰和邊境牆就是迎合失意者的需要。
目前來看，民主黨的支持者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他們是跨國企業的老闆、中產精英+因寬鬆移民政策來到美國的少數族裔。而共和黨的基本盤則是本土企業主+南方的福音派教徒+鐵鏽地帶工人。
這種分佈在2020年大選中表現的最為明顯，沒受過大學教育的白人進一步倒向川普，而里根共和黨的選民—城郊白人中產階級，則倒向了拜登。在2024年共和黨初選中，代表中產階級的黑利支持率從未超過20%。共和黨的外交政策也從主張干預世界、傳播民主的新保守主義變為孤立主義。這都表明如今的共和黨已經發生根本變化，與里根時代大不相同。
在20世紀30年代，南方福音派和五大湖的工人還是羅斯福的基本盤，如今兩黨的基本盤再次出現了互換。
美國未來最大的挑戰，不是「文明的衝突」，而是如何平衡全球化受益者與失意者的衝突，這期間必定要傷害一批人。
3
俄羅斯擴張帶來的外部威脅
第三個問題就是俄羅斯擴張，如果說前兩個問題更多是內部衝突，那第三個就是外部威脅，2022年的俄烏戰爭是二戰後歐洲最大規模的戰爭，震撼了整個歐洲。
面對俄羅斯，歐盟表現十分軟弱，開戰之初，澤連斯基提到歐盟領導人很害怕，直到烏克蘭抵禦住初次進攻，美國全面支援後，歐洲才穩住陣腳。
截止到現在，歐盟機構和各國已經支援烏克蘭856億歐元，上個星期，又通過了500億歐元的援助法案，但需要注意的是，其中大部分是經濟援助，烏克蘭主要依賴美國軍援。
同時，歐盟還表示承諾給烏克蘭的100萬枚炮彈到2024年底才能交付，而朝鮮一次就給了俄羅斯100萬枚炮彈，這說明當下歐洲極度缺乏武器庫存，軍工生產能力十分薄弱。
歐洲費拉不堪，不是歐洲沒有技術，而是70年的和平、美國的保護讓歐洲人喪失了自保意識，他們把所有錢都用於福利，對軍隊則是一再削減，現在歐洲各大國的重武器數量非常稀少，武器庫存更是難以支撐一場大規模戰爭。
試想如果2020年是川普贏得了大選，俄軍沒有那麼腐敗，或烏克蘭在2022年望風而逃，那普京早已佔領烏克蘭全境，整個歐洲都將無能為力。如今的歐洲人，連他們祖先10%的實力都發揮不出。如果歐洲真能重新武裝，單一德國就足以擊敗俄羅斯。
為了應對俄羅斯，歐洲恐怕不得不削減福利，犧牲一定的自由，重整軍備。
以上三個問題，讓歐美不得不重新審視現狀，走出「軟政治」。以前天下太平的時候，可以只講道德，但現在歐美不得不回歸現實主義和實力政治。
固然拜登和歐洲建制派可以戰勝極端力量，但他們迫於形勢也必須吸納後者的觀點，以避免在未來遭遇徹底的失敗，這也是為什麼拜登同樣要堅持貿易戰、製造業回流和邊境管控。這也是為什麼歐洲建制派也要限制難民，加強對穆斯林的管理，並重新要求歐洲軍事自主。
建制派開始拋棄道德，而向現實政治靠攏標誌着西方在進行自我調整，和平年代長大的小清新也不得不走出溫室。這標誌着70年的盛世和和平在2022年徹底畫上了句號。
「硬政治」的復甦也可以從政治分析崛起的角度看，在經濟好的時候，大家想着賺錢，沒人關注政治，但現在，無論是企業家還是普通人都開始關心政治，我的文章有人看本身就表明形勢變壞了。
由此想到一句話，當軍人大展身手的時候，那一定是形勢惡化到了極點。這句話換在政治家和分析師身上，同樣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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