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被時代碾壓的母親
又被追求進步的兒子劃清界限
當人倫被撕碎
留下的是一生的傷痕
最近，我在委託家傳編輯部寫作父母的家傳。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我向母親的「道歉」。
當然，也是安慰我心痛了一生的傷痕。
在那個狂熱的年代，為了站穩革命立場，我堅決與「右派分子」的母親劃清界限，便親手把照片中的母親肖像剪掉！
這個黑洞，成了母親心頭的痛，也成了我自己一生的痛。
如今翻出這張照片，往事一幕幕再次浮現在眼前。
一、母親被打為右派
我的母親譚樵是湖南湘潭人，從小性格剛烈、極有主見，雖然家境普通，但靠叔公幫助及自己兼職授課先後在周南女校、湖南大學完成學業。受進步思想影響，母親在高中時期便加入共青團，讀大學後還將自己改名為「譚志先」。
1937年左右，母親在大學好友粟顯疇（即粟裕妹妹）的撮合下到南通民眾教育館的當職員。那時父親正好是館長。他們在這裏相識相戀。但他們結婚不久，因抗戰需要，父親便於1938年被調到貴州工作直到抗戰勝利，期間先後組織搶修了川黔公路、龍坪機場。被但令我們沒有想到的是，父親擔任遵義縣長期間為當地除滅匪患的經歷致使他於1953年被反革命名義被槍決。
母親無法接受自己的丈夫蒙冤而死，到處為父親申訴，但都所到之處無一不是相互推諉。
1959年，「反右」運動已近尾聲，母親本來無事，不料她任教的北京阜城門小學沒有完成上級下達的「右派」指標，竟被「增補」為「右派」，以充指標。理由就是母親為「歷史反革命」的丈夫說話。
當時上級下達的「右派」指標是10－15%，學校共36名教職員工，至少要定三個右派。此前已定了兩名，一位是前國民黨員，另一位是與校長有矛盾的輔仁大學高材生。
被打成右派後，母親先是被關到西城區的一個地方改造學習了一個月，而後又被分配到西城區郊外一個農場監督勞動，在那裏幹活養雞達一年半之久。
1960年末，母親回到阜城門小學校。但還戴着右派的帽子，失去了教學資格，改在教務處工作。
那是三年困難時期的末尾，因為飢餓，母親全身嚴重浮腫。兼之患了肝炎、高血壓，整個人都很不得勁。
新校長很有人情味，見狀偷偷安排她到小湯山療養院療養了半個月。
療養院裏有人照顧，能按時吃藥，食物也不短缺，這是母親後半生的苦日子中唯一清淨的時光。
六個月後，母親的浮腫才有所好轉。
二、「開除」母親
我幼時得了一次重病，因打針用藥而徹底失去聽覺，成了終身的聾啞人。信息閉塞、不通暢，使我難以辨明方向。這種迷茫，更加深了我內心的恐懼，以至在特殊歷史時期做出了比別人更為激進的事情。
在後來的四清等歷次政治運動中，我所在的工廠開大、中會、小會時，幾乎都是我當手語翻譯。
當時我只有二十多歲，追求「進步」，就找共青團員做入團介紹人。
入團政審前，我向大哥和妹妹了解家庭情況。被發配貴州工作的大哥寄來了信件，言明父親是被政府槍斃的「歷史反革命」，母親被打成右派勞改的原因是替父喊冤。
這個消息令我震驚、憤怒，於是決心和母親劃清界限，脫胎換骨站到革命立場，爭取入團。
我還痛罵自己的反動家庭，寫了一封火藥味很濃、決心很大的入團申請書，慎重地通過共青團員上交廠支部。
為了表達革命行動，我還將家庭合照中的母親親手剪掉，試圖抹去和母親的關聯，堅定地站在了革命立場。
在當時的時代大背景下，我不但沒有體會到母親的深厚親情，反而因母親是右派而有牴觸、冷漠的情緒，現在回憶起來，對當初的表現真是感到懊悔和痛心。
當然，最終我也沒有被團組織接納。
2005年左右，我重遊母親的故鄉湖南湘潭易家灣拜見了舅媽和表妹，並在母親居住過的老房子門前合影留念
三
連骨灰都沒留下，成了我們永遠的遺憾
政治運動中，母親被趕到琺瑯廠東邊的平房住下。負責監管的永外派出所和景泰東里居委會對母親十分嚴厲，態度非常惡劣，幾乎天天呵斥責罵，逼着母親天天寫思想匯報，常叫去訓話直至深夜。
哪怕訓到深夜，次日清晨三四點鐘，母親就要起來清掃大院及多條馬路，累得直不起腰來。
殘酷的精神和身體的折磨摧殘，極大的屈辱與痛苦，這些都加重了母親的高血壓和心臟病病情。
因為母親是「黑九類」，醫院拒絕看病開藥，母親自己又沒錢買藥，只有拖着病體繼續工作。
母親的身體被迅速拖垮了。
我在母親住過的老房子後院
1971年11月，天氣陰沉，飄着小雪，早上6點鐘，母親照例去清掃公共廁所，結果腳下一滑突然摔倒，一位好心鄰居把母親連拖帶拽地拉回家。
我、小妹祥琴和玉龍伴着母親靜靜地走完了她人生最後的10個日日夜夜。
母親帶着極沉重的悲痛、帶着對親人們無盡的思念，帶着這個社會對她如此巨大的傷害與不公正，也帶着太多的心靈深處難解的思考與疑慮，永遠地離我們而去了。
火化後，工作人員冷冷地問我：「還要不要反革命右派分子的骨灰？」我心中突然劇烈地翻動了，心想如果留骨灰，革命群眾會認為我是假革命，是鐵定的反革命家屬子女了，往後日子還怎麼過？不留吧，父母在天之靈會不會怪罪我這個不孝之子！
思想鬥爭很久，我和小妹只能忍住心中巨大的悲憤最後咬牙說：「不留骨灰了！」
至今保留在我手中的父母遺物只有一枚「譚樵」的印章，一本《英漢辭典》和《辭海》上冊，而《辭海》下冊保留在小妹處。
1978年後撥亂反正，很多歷史問題得到解決。當時有很多人通過寫信、申訴等各種方式尋求平反。但是我們兄妹幾個，因為歷史造成的心理陰影，始終不敢採取行動。
1980年代，母親故去十幾年後，當她工作過的學校送來平反通知書時，我突然大哭起來，覺得實在太對不起在天之靈的好母親了！也為我當時的愚蠢行為感到痛徹心扉、悔恨不已。
而父親長達七十多年仍未平反，成了我們一家人無法擺脫的心結。
除了剪掉的合影，母親僅有的照片也在文革時期被抄走。唯一剩下的只有這張。
1945年，母親與哥哥（右一）、我（左一）、妹妹（母親懷中）合影
多想再抱抱母親，跟她說一聲「對不起！」
我幾乎無法原諒自己！
也無法遺忘加諸母親身上的那些傷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