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困王世充與王世充的求救
620年8月初，李世民率五萬大軍直趨王世充盤踞的洛陽。8月底，李世民據邙山各峰，立連營堅壘，扼制洛陽城內外交通。同時，其麾下各路唐軍進一步攻佔洛陽南北的地盤。初秋，唐軍攻取洛陽城東約四十公里的戰略要地嵩山轅關。唐軍連連告捷，一大批先前依附於王世充的地方首領紛紛叛投唐營。到年底，河南中部的地方豪強、統兵將領和綠林首領基本全部轉奔唐營。王世充不僅是東面的糧道被有效切斷，而且基本失去了全部根據地，只剩下襄陽和徐州兩座當時完全孤立的遙遠據點。
王世充在洛陽城外與李世民數次交戰，均被擊敗。外有唐軍圍城，王世充坐困洛陽遲早死路一條。到621年春天，洛陽城居民飽受煎熬，局面甚至比李密圍城時還要糟糕：「倉粟日盡，城中人相食。或握土置瓮中，用水淘汰，沙石沉下，取其上浮泥，投以米屑，作餅餌而食之。」
620年底，竇建德聽從謀士劉彬之言，答應了王世充的出師援救之請。劉彬指出：李世民進兵洛陽之前，唐得關中、鄭得河南、竇夏政權得河北，成三足鼎立之勢。然而現如今唐強鄭弱，一旦鄭亡，夏恐怕難以獨存。
621年4月，竇建德才出兵洛陽，史載兵力十萬人。夏軍沿黃河南岸西進，船隻滿載糧草一路相隨。
隨着竇建德大軍逼近洛陽，李世民拒絕了放棄圍城、退回關中的建議。相反，他留下唐軍主力繼續圍城，自己則親率一路輕騎趕赴洛陽以東約一百公里的戰略要地虎牢關，阻擋竇建德。
4月22日進駐汜水城和關口上方的高丘之後，李世民便拒絕率軍出城與夏軍大戰。佔據地利，這便決定了戰與不戰的主動權掌握在李世民手中。而李世民沒有理由冒險當即作出決斷，因為每過去一天，飢腸轆轆的洛陽守軍就離投降更近一步。
虎牢關之戰
竇建德大軍在虎牢關以東約十六公里的平原上紮營。夏軍在那裏停留了一個多月。竇建德沒有試圖或北或南繞過虎牢關，也許是因為如此用兵會讓軍隊遠離糧船和水道。5月底，唐軍統帥李世民一步一步引竇建德到虎牢關前決戰。他派騎兵突襲夏軍糧道，同時將軍隊擺在虎牢關，製造出此地守御不嚴的假象。史料並未言及，李世民為何選擇在這一特定時機誘竇建德來戰。可能是他認為竇建德部下已士氣渙散，更有可能是他不想讓送上門來的夏軍在洛陽城陷後退回河北。在河南與竇建德一戰定乾坤，可以免去唐軍日後平定河北的麻煩。我們可以肯定，李世民心中一清二楚：虎牢關前的地形正是夏軍潛在的死亡陷阱。
且不管李世民發動此戰的原因為何，對手最終如他所願地咬住了他放出的誘餌。5月28日凌晨，竇建德令夏軍大部經平原開赴虎牢關。竇建德大軍兵分數路進抵汜水谷地，沿汜水東岸列陣。夏軍的戰陣北到黃河，南至鵲山（汜水東岸陡崖之高點），長約兩到三公里。夏軍面前對岸便是汜水城，該城據守着通往虎牢關的狹長山逕入口。夏軍定然已由此發現，汜水城和城後陡峻高山守御森嚴，遠超此前之所料。
唐軍統帥李世民並未立即在汜水對岸與竇建德針鋒相對地列陣，而是先堅守陣地。他登上一處高丘觀察夏軍，然後向諸將解釋自己的用兵之策：唐軍取守勢，按兵不動。敵軍列陣久等多時而徒勞無功，飢餓疲憊之下自然開始後退。唐軍抓住時機，果斷出擊，向士氣低落、陣列不整的夏軍發起猛攻。在這種情況下，李世民言：「必破之矣。」僵局從早上七八點鐘夏軍首度列陣完畢一直持續到中午，中間雙方不時有小股騎兵交鋒。夏軍將士饑渴倦怠，爭相飲水。大批士卒索性在陣列中坐了下來，或者在一片混亂中輾轉遲疑。李世民察覺到敵陣散亂不整，於是令三百騎兵沿敵陣疾馳而過，以試探敵軍的反應。夏軍動搖後退，李世民下令部分騎兵向南機動，再折向東，撲向敵軍左翼。左翼暴露在外，威脅不斷逼近，竇建德試圖將大軍從狹窄的汜水谷地撤回到汜水東岸陡崖上的易守難攻之處。但這一舉動破壞了夏軍的陣列行伍，從而為李世民的第二步進攻提供了戰機。李世民親率一路強大的輕騎，衝過汜水，切入撤退的夏軍。唐軍主力緊隨其後，一波波殺來。混戰之中，眼見李世民的堂弟李道玄竟從夏軍戰陣中殺開一條血路，從陣前直殺到陣後，又從同一條路殺了回來，幾番進出。廝殺到尾聲時，只見李道玄的甲冑上扎滿了箭矢，使他看起來恍如刺蝟。大部分傳世文獻稱，李世民率一小隊騎兵衝上汜水東岸的陡崖之巔，展開唐軍旌旗昭示四方，夏軍最終崩潰。唐軍側翼一路從南邊趕到，應助了一臂之力。
夏軍徹底崩潰。竇建德的三千將士或戰死沙場，或命喪追擊。據史書記載，另有五萬夏軍被俘。夏軍大部必然淪為唐軍的階下囚，因為逃生之路為汜水東岸的懸崖峭壁所阻。竇建德本人也落入唐軍之手。他在戰鬥中被長矛刺傷，欲借道黃河中一小洲逃命，被兩名唐軍將領截獲。唐軍追出十六公里，一直追到夏軍營壘。6月3日，竇建德和其他於虎牢關被俘的高官大將一起被押到洛陽城下遊行。王世充意識到自己的勝利無望，第二天便投降了。
李世民的用兵方略
李世民在虎牢關取得勝利，其用兵方略與此前戰勝薛仁杲、劉武周基本相同。三場大戰，李世民都是佔據防禦要地或立下堅壁營壘，同時遣偏師騷擾敵軍或襲敵糧道，避免決戰。只有在敵軍頹勢已顯，或敵軍因開始後退而暴露弱點之時，他才會動用主力發動猛攻。李世民的目標不僅僅是在戰場上擊敗對手，更是徹底消滅敵人的政權。他的做法是用騎兵窮追不捨，直至大功告成。他親自排兵佈陣的大戰，多以此種模式為特點。可以說，此乃李世民的招牌謀略。敵軍長途跋涉，與李世民對陣時糧道漫長而脆弱，這往往助了李世民一臂之力。
雖然唐代史書並未明言李世民年少時曾學習古代兵法，但他的用兵風格非合《孫子兵法》的原則。《孫子兵法》的作者似乎深知，拖延和避免一戰決勝負，往往是免於頃刻落敗的最佳手段，如此便保住了最終獲勝的可能性：「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謀略的第二步，是觀察機會，等待敵人疲憊懈怠或出現失誤，抓住敵人最虛弱的時機，猛烈進攻。「故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先勝而後求戰。」當然，有意示怯示弱，是希冀誘使敵人放鬆警惕，從而為決定性的一擊創造機會：「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眾多軍事家都熟稔這些教導，但李世民（假設他真的熟悉）在將這些相當抽象的教條轉化為具體的用兵謀略方面，做得比大多數人好得多。
李世民的軍事藝術實踐，除了精心確保大戰在自己選擇的時間和條件下進行之外，還有特色鮮明的戰術模式。他通常先用步兵或騎兵去攻擊和牽制敵人的戰陣各部，為總攻鋪平道路。總攻即發動騎兵衝鋒，從相對狹窄的前沿插入敵軍陣列，再從敵陣背後攻擊，從而讓敵陣徹底崩潰。虎牢關一戰，正如我們所見，李世民首先派騎兵南下威脅夏軍左翼，然後才率主力大舉進攻。細節可能有所不同，但基本模式很少變化。
在李世民的用兵謀略中，有兩個要素值得注意。其一，是李世民本人在戰場上的角色。雖然李世民用兵極為謹慎，但他在戰鬥中的個人表現截然相反。626年即皇帝位（並開啟治國理政的新氣象）之前，李世民每一次身臨沙場，都親率騎兵發動最後的決勝衝鋒，並在短兵相接的肉搏廝殺中發揮非常積極的作用。虎牢關一戰，李世民率輕騎沖向竇建德動搖不定的本陣，然後率領一小隊騎兵直接衝過重重敵陣，在敵陣之後的山頂上展開唐軍旌旗。李世民晚年稱，自己戎馬一生，親手殺敵千餘人。李世民在這方面或許有些狂放不羈，但絕非獨一無二。李密就曾兩度中箭負傷。另有史書記載，義軍首領杜伏威曾沖入敵陣，擒獲剛剛用箭射中自己的人。竇建德也在虎牢關之戰中被長矛刺傷。而613年起兵反叛隋煬帝的高官楊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這一時期的軍隊統帥都精習箭矢刀矛，一旦親臨沙場，往往身先士卒，將自己暴露於危險之中，扮演「激勵」而不是「協調」的角色。軍隊統帥若行事不當，則有可能失去部下的忠心。
其二，是騎兵在李世民統兵作戰中的作用。在農耕文明的中國，馬匹和熟練的騎兵往往供不應求。在大多數隋唐時期的軍隊中，騎兵數量明顯偏少。雖然騎兵數量相對較少，但在中國中古時期的戰場上，騎兵通常起着決定性作用。騎兵優越的機動性使之能夠機動攻擊敵軍側翼或後方，或者快速把握敵軍陣列中出現的任何機會。騎兵在高度上有優勢，很容易恐嚇對方的步兵。騎兵突然一個衝鋒就能將對方的步兵嚇得驚慌失措，掉頭就跑。騎兵更可以衝進密集的步兵方陣，直接穿陣而過。交戰之前，需要騎兵實施偵察，襲擊敵人的糧草輜重。戰鬥結束後，騎兵更是有效追擊敵人的關鍵力量。李世民一生所親歷的全部大戰，決定性的打擊基本都是由騎兵實施的。他親率一千皂衣玄甲的精銳騎兵，衝鋒陷陣時一馬當先。與隋朝和更早時期的重甲騎兵相比，李世民和其他唐軍將領指揮的騎兵一般被描述為「輕騎」——這意味着騎手仍有甲冑，而戰馬則無。出現這種變化，可能是由於唐軍的前身是隋朝的邊軍，曾與具有高度機動性的東突厥輕騎兵作戰。早在投身於群雄爭霸之前，唐朝開國皇帝李淵就從部下騎兵中精選兩千人，衣甲戰具效法突厥樣式，教之以突厥人的方式作戰。無論輕騎兵的歷史淵源如何，李世民的突襲和追擊屢屢得手，都可歸功於唐軍輕騎兵出色的速度和機動性。
摘自大衛·格拉夫著《中國中古時期的戰爭：300-900》，劉嘯虎譯，重慶出版社，2023年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