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京一帶不僅是日本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高科技研發、應用的集中地帶，亞洲的數據中心紛紛向東京圈集結。圖為2023年5月10日日本東京量子計算展。(Richard A. Brooks/AFP)
近年來，由於中共加大黨組織管控經濟和社會力度，並出台所謂《反間諜法》、《數據安全法》等，營商環境惡化，很多外資撤離，一些外企遷出中國。被視為現代科技神經的數據產業，因其行業性質，已不再將北京作為運營佳地，轉而向亞洲新寵東京集結。
隨着科技飛速發展，數據處理越來越重要，處理量從2010年的2澤字節，飆升至2020年的44澤字節（44萬億GB），數據中心也隨之不斷擴大、增多。目前，世界大約有8000多個數據中心。
由於日本經濟復甦，加之東京一帶不僅是日本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高科技研發、應用的集中地帶，且具備良好的商業環境，使得亞洲的數據中心紛紛向東京圈集結，預計在未來3至5年，其規模將擴大2倍，將超過新加坡，直逼亞洲排名首位的北京。
目前，位於東京圈內的千葉縣（Chiba）印西市（Inzai），遍佈IT企業使用的大數據中心，亞馬遜、谷歌、日本電氣（NEC）、日本電信電話（NTT）、SCSK、三菱綜合研究所等著名企業的數據中心，都置業於此。
2023年4月13日，美國谷歌在印西市建設的數據中心開始運營。這是谷歌在日本開設的首個數據中心，谷歌將利用該中心提高用戶使用谷歌工具及服務的穩定性，使瀏覽高速化。這家谷歌數據中心基於未來數據構想而建，預計至本年度投資總額達1000億日元。
對數據中心而言，印西市除了有優良的經商環境、堅固抗震的地質外，還有一個優勢：有充足的電力及保證連續供電。澳大利亞的AirTrunk已於2021年在此開設大規模數據中心，其日本法人代表表示，日本的數據增長幅度巨大，而印西市是可進行戰略佈局的良好地點。
數據中心擇地運營
依照美國房地產諮詢公司戴德梁行（Cushman& Wakefield）的相關數據，位於亞洲的數據中心所在地，主要有泰國曼谷、印尼雅加達、香港、韓國首爾、新加坡、日本東京、中國北京。從2022年末的已有規模及在建、計劃建設規模看，北京增加幅度較小，而東京增幅大抵為北京的三倍。
上述數據顯示，東京及其周邊的數據中心設施規模的電力容量合計為865兆瓦，是亞洲最大規模北京的一半，但未來3至5年，預計將擴增至1970兆瓦，接近北京的合計瓦數。
除了印西市之外，東京的多摩（Tama）地區的數據中心也在不斷增加、聚集。
東京迅速成為數據中心新寵的原因有兩個。首先，日本國內通訊量的擴大，隨着遠程辦公的普及與未來企業的數碼化轉型，對容納伺服器的數據中心的需求也隨之擴張。其次，為減少數據傳遞延遲與個人信息泄露等風險，一些日本企業將伺服器從海外遷回日本國內，其中，一些企業是從中國遷回來的。
由於中共在亞太地區不斷挑釁，並不停地挑戰美國，導致自由民主與共產極權的對立日益升級，美中在國際事務、軍事、外交方面嚴重對立。
對於依賴安定、和平、公正環境的企業，尤其是作為未來發展驅動力的數據企業而言，在中國經營無疑是巨大風險：人們無法判斷目前局勢將持續多久，會發展到何種程度，會導致怎樣的後果。
更為嚴重的是，中共二十大後，其各項政策明顯左轉，對社會、民眾、信息管控越來越嚴，而2023年4月新修訂的《反間諜法》，則成為巨大隱患；數據被中共當作「重要情報」，對相關企業而言，目前的狀況無異於頭上懸着一把利劍。
基於上述原因，一些企業為保護企業安全，避免在中國進行數據管理，及與中國從事數據交換，選擇將伺服器轉移至日本，這已成為一種趨勢。
日本除了是享譽世界的講信譽、守法規、重禮儀的文明國度，其地理位置對數據中心也很重要。日本位於亞洲與北美兩大陸地之間，其地理條件十分便捷。因此，成為谷歌、Meta等美國IT巨頭從事大數據傳輸的中轉站。目前，太平洋海底光纜鋪設投資勢頭旺盛，預計未來經由日本的數據傳遞將更加擴大、更趨活躍。
東京大學教授江崎浩表示，「由於外界對中國（中共）的擔憂及對日本的信賴，日本作為亞洲門戶的重要性獲得提升。」
原華為南京研究所工程師金淳也對大紀元記者解釋說：「托馬斯‧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在他的暢銷書《世界是平的：一部二十一世紀簡史》中提出一個概念：產業會從風險和成本較高之地，轉移到風險成本較低之地。日本企業將數據中心從北京遷回日本東京，其原因就是北京的政治風險太高，官方的數據審查造成的商業成本太高所致。」
金淳還表示，「在面臨風險的情況下，外商很難再利用中國較低的人力、電力成本在中國發展數據中心。」「對中共的認識，西方雖然晚了些，但還是覺醒了。」
中共嚴控境內外涉中大數據
中共於2021年9月1日頒佈了首部《數據安全法》，對在中國的數據進行立法管理，在中共中央國安委統籌協調下實施監管。
其中，在涉外數據跨境合作、跨境流動方面，不僅對在中國境內開展數據活動做出法律約束，而且將數據安全的法律責任延伸到中國大陸以外的地區，包括香港及世界其它地方，其第二條第二款明確聲稱：「在中國境外開展數據處理活動，損害中國國家安全、公共利益或公民、組織合法權益的，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對所謂的核心數據，中共還要實施更嚴格管理。如第二十四條規定聲稱：「對影響或可能影響中國（中共）安全的數據處理活動進行國家安全審查。」
該法的相關安全定義十分籠統、抽象，其解釋權完全在中共監管部門，存在很大被肆意濫用空間。對外國的數據企業而言，該法與中共去年改訂的所謂《反間諜法》一樣，無疑成為潛在的巨大威脅，數據企業隨時都可能被判跨越了紅線。
在這一趨勢下，中國的數據行業呈現減速態勢，美國戴德梁行的維韋克‧達希亞（Vivek Dahiya）去年曾說，「北京與上海的數據中心項目遭受挫折」。此外，自2020年以後，連接北美與香港的海底光纜計劃相繼中斷或調整。
數據中心向日本東京轉移、聚集，無疑給日本數據產業帶來絕佳商機，並促進處理大容量數據的基礎設施發展。江崎浩教授認為，這將促使日本「加速所有產業的數碼化轉型，提高國際競爭力；並可吸引海外人才」。
今後，日本政府還將鼓勵集中在大都市圈內的數據中心向地方遷移。這不但可降低企業運營成本，也可分散受災風險。
金淳還對日本的數據中心懷有另一期待：「日本應該積極和中共的數據中心博弈，幫助中國網民翻牆，隱藏IP，幫助中國人合法地從事跨國業務。」
他還表示，「日本積極發展數據中心，不僅有利於自身經濟的優化，也可以起到促進中國轉型的橋樑作用。如果將來中國的政治轉型成功，對日本經濟來說，是重大的利好；如果中國還是現在這樣，日本也會承受巨大的軍費代價、社會成本，以及經濟風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