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9月26日，在忙碌一天後上網，看到了于光遠先生已然過世的消息。大約在2000年前後，雖說他還是那樣樂呵呵的，但我已能感覺他在老去，行動也愈發不利索，他卻告訴我說，還有許多寫作計劃要完成，我就再沒有去打擾過他。
我如今已記不清是哪位友人告訴我，於先生在與人交談時曾詢問過「王凡是何方人士」。
我於上世紀70年代在中央辦公廳五七幹校勞動時，初學政治經濟學的讀本之一，就是他和蘇星主編的《政治經濟學》，故而久仰中共黨內知名學者于光遠前輩的大名，一直期待有朝一日能登門拜訪。聽友人如是說，我條件反射般地意識到，這真是個求見於先生的好機會。遂問這位與於先生熟識的友人，可否帶個話，說晚輩王凡希望登門拜謁。不想友人很快就回話，說於先生表示願意和我見面，我可以直接和於先生通話約定見面時間。
到于光遠先生寓所拜望那天，我剛剛自報完家門，於先生就說：「噢，你就是王凡，你的文章我讀過，我還寫了一篇讀後感呢。」「是那篇涉及基本粒子問題的嗎？」由於我只看到了於先生在毛澤東寓所談辯證法和基本粒子問題的追憶，故而這樣問道。
「不是，是關於田家英的。我最近寫了一篇回憶田家英的文章，因為對田家英自殺前後的細節一無所知，所以文中不曾言及，亦由此在《新華文摘》上看到你那篇文章後，便很有興趣地讀了。憑我對田家英的了解和『文革』初期的親身體會，覺得你的敘述是可信的，同時引起了我對一些相關事情的聯想和思索，故而又寫了一篇讀後感。」
因為有文字作媒介，我們第一次見面，似乎已經相互認識很久了。
「我印象中的田家英，是個聰明頑皮的青年」
正是由于田家英的話題，一下子拉近了我和於先生的距離，我們便順着這個話題交談起來。於先生認為我筆下的田家英有些過於凝重，而田家英在他的記憶中，印象更深的是聰明和頑皮。也許是因為他們相識時都年輕，所以于光遠對田家英最初的記憶，是田家英毫無顧忌地講述自己在四川老家一個中藥鋪當小夥計時如何偷老闆的錢。
田家英告訴于光遠：偷錢的辦法是「就地取材」——藥鋪里有現成的黏性很強的藥膏，塗在細細的竹棍上，從錢櫃的縫中塞進去，把櫃中的硬幣紙幣粘出來……於是這個同老闆搗蛋的聰明頑皮形象，成為于光遠對田家英抹不掉的記憶。儘管田家英後來脫穎而出，得到中共最高領袖賞識，成為黨內不可多得的「秀才」。
「你知道嗎？田家英特別怕蛇和像蛇的動物，怕到了聞之喪膽的地步。如果有人告訴他某本書中有蛇的圖片，他就沒膽量打開這本書；如果有人把蚯蚓之類的東西放到他面前，他會嚇得逃跑。一次，我親眼看到他的同窯洞的好朋友曹葆華惡作劇地騙他，說他背上有條蛇，他頓時面無人色的神情，我當時被逗得哈哈大笑。而在此後很久一段時間，田家英都不理曹葆華。當時他都是二十六七歲的人了，可每遇此情此景，我總覺得他更像個孩子。」
我想，作為自謂與田家英有着「無話不談」情誼的於先生，對田家英的追憶應該是可信的。於先生的話，使我想起當年在中南海時眼中的田家英伯伯。他喜歡逗孩子玩，常常要孩子們叫他「田老子」，有個小孩子還在口齒不太清楚的年紀，老是把「田老子」叫成「田老雞」，逗得旁觀者忍俊不禁。
於先生說：「延安時，田家英周圍的人都比他大，都叫他『田兒子』。我剛認識他時，也嘻嘻哈哈地跟着人家這樣叫，然而田家英對此並不生氣。」
後來，我將於先生關于田家英的談論告訴了家父。父親說於先生的感覺是準確的，不在領袖面前，不在工作時間內，田家英的確常常露出他調皮的天性，簡直就像另一個人。
「田家英和朱老總的政治秘書陳友群、何均關係都很好。特別是他跟陳友群在一起的時候，見面就打鬧，玩笑開得沒邊沒沿。」父親說。
父親還告訴我：在和書記處政治秘書室的部下打牌時，田家英會悄悄地偷牌藏牌，被捉住時，會哈哈笑着抵賴。下棋時他會悔棋，對一個子的得失也要較真兒，甚至在眼看難以挽回敗局時掀翻棋盤。這些不拘小節的調皮耍賴，似乎跟領袖大秘書、黨內大手筆的形象相去甚遠，可這確實是真正的田家英。
也許是習性所至，田家英在比較親近的朋友面前，會開心地講一些自己令人吃驚的調皮搗蛋行為；甚至在談論政治時，也會用一種滑稽的態度、詼諧的語言，去表現他的驚人的觀察。因此，于光遠認為田家英這種性格，實在不適合給毛澤東當秘書。
「您這種說法，我還在其他老人那裏聽到過。但我聽有些人的口氣，似乎是在指摘田家英不是個很合格的秘書，認為秘書不該有太多個人的見解和思想。」我說道。
於先生說：「田家英的本性有點像古代的騷人墨客，用不那麼好聽的語言來說，就是喜歡自由散漫。可他偏偏到了那個需要經常保持高度嚴肅性紀律性的地方。在那樣的環境下，他實在難於應付，這是他的悲劇。」
（轉摘自公眾號夜讀名人往事）
2024-01-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