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夏秋間，在清華大學念書的大哥已經長久沒有消息，父親異常着急，去了一封又一封的信，父親着急是怕哥哥狂熱，真的聽了老人家「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的話，如果又是一次「反右運動」，槍打出頭鳥，這可如何是好？父親對母親嘀咕了一遍又一遍。在家的我們小哥兒倆在樓上亭子間裏，偷笑父親的膽怯，很不以為然。
那時中小學「戰鬥組」、「戰鬥隊」林立（後來搞大了，二三人、四五人也都叫「軍部」、「兵部」、「兵團」、「野戰軍」、「總司令部」、「肅反委員會」、「聯合行動委員會」、「太平洋總部」、「國際聯合縱隊」），十四五歲的乳臭未乾的黃毛「司令」滿天飛。
在學校廣場我們看着高年級學生焚燒圖書，砸碎唱片；我們也絞盡腦汁回想哪個老師的「反動言論」；我們手持藍紅墨水在校內塗鴉，將人名倒寫，在人名上打叉。
我們上街，在南京西路新華電影院隔壁的市委「統戰部」的花園裏，只見黑壓壓的成百個人頭起伏，擁過來擠過去，又身不由己被擁擠推進小洋樓，耳邊鬧哄哄有聲音尖叫：取消統戰部！
在南京西路靜安區少年宮邊上的弄堂里，我也跟着人群擠進上海評彈團樓里，一個老人站在台上低頭哈腰，一口又軟又糯的蘇白：「唔，叫唐耿良，唔，反黨反社會主義……」
一身濕汗來到南京路上，天早黑了，高音喇叭喧囂，戰歌聲聲嘹亮，有腳踏三輪「黃魚車」在分發「號外」——毛主席林副主席今天（8月18號）在天安門廣場接見百萬紅衛兵！
我們去徐家匯電影廠看趙丹白楊大字報，去巨鹿路「作協」看揪鬥巴金吳強；見到南京西路常德路口的公安局靜安分局的牌子被「革命小將」白紙糊上——「公安」是「階級鬥爭熄滅論」的產物，要改為「前哨」局；又來一群造反的孩子，什麼「前哨」？不好，不好！雙方爭辯起來，面紅耳赤，看樣子馬上要打起來了……
深更半夜，我們在華山路延安西路圍觀北京紅衛兵衝擊上海市委（市政府），華東師範大學的男女紅衛兵們面容嚴肅，排着隊，整齊劃一在高聲背誦：「政策和策略是黨的生命，各級領導同志務必充分注意，萬萬不可……」，北京的紅衛兵小將則大義凜然，高呼：「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條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根據這個道理，我們就反抗就……」。大樓牆上的喇叭里不時播放楊懷遠、楊富珍等全國勞模給「北京紅衛兵小將的公開信」。
突然人們紛紛向另一頭擁過去，不知發生了什麼。
我倒分外注意頭扎小辮，一身戎裝，一雙布鞋，一口京片，挺胸揮手，胖乎乎紅彤彤臉蛋的、「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北京女紅衛兵小將，果然颯爽英姿！看了喜歡，不免要多瞅幾眼。小姑娘——不，是紅衛兵小將，警惕性特高，虎目圓瞪，厲光射來不怒自威，心虛人怯，我落荒而逃。
後來見過京城女將手持寬牛皮帶，猛抽學校圖書館那個「大右派」趙先（反右前的上海市婦聯主任）的血腥場景，嚇得我趕緊躲一邊，心中不忍，於是對北京女紅衛兵小將們再不敢有非分之想。
幾個月後，離我家還不算太遠的延安西路的上海市委（市政府，現在的貴都大酒店舊址）成了一幢空樓，人們可以隨意進出，隨意佔房築巢，樓內充塞零星造反組織。
長細條打臘地板，頂角四周雕飾線條花紋，寬敞房間裏，一兩個才睡起的小孩，睡眼朦朧在用電爐燒水下麵條。那時年小，也不知疲倦，我樓上樓下在一間間空房竄來竄去，一雙小賊眼四下打量想撈點什麼外快，特別留意凹凸繪花的彩色玻璃窗，寒冬的陽光射來，光線折射真是美極了。大樓前的游泳池一派蕭條，池底的四周角落裏，飄滿了凋零的黃葉、撕碎的紙屑。
有關清華大學運動的消息也是滿天飛，先是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有教師自殺；接着以前整別人的校長蔣南翔挨整倒台，成了「大黑幫」；隨後中央派工作組進校，王光美登台；而後又有學生反對工作組，成了「反動學生」，有學生自殺；沒多長時間，工作組又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工作組被撤銷接受批判；於是先前的「反動學生」又成了「革命造反派」，而最早起來造反「掃四舊」的紅衛兵又成了「資產階級保皇派」。
翻雲覆雨，時政詭譎，事態變化局勢發展速度之快，連我們的少奇同志都有「老革命遇到新問題」之說。更令父親這個小當權派目瞪口呆，後來他自己也成了單位挨批的對象之一。
大哥也終於有了消息，他不是造反的紅衛兵，也沒有打成「反動學生」，現在他是「首都紅三司」的戰士，是清華「井岡山」的戰士。
轉眼就是1967年的1月，文革史上的「一月革命」期間，「奪權」風暴刮遍全國，父親終於被廣大「革命群眾」揪出，打到，再踏上一隻腳。當時最時髦的口號是「誰不投降，就叫他滅亡！」
或許大哥意識到事態的嚴重，而清華「井岡山」本身和所有動亂時期的造反派革命者一樣，也陷入內耗遲疑矛盾之中。大哥抽身回家，與一幫同學另建起了「聯絡站」。
他與父親長談，於是有了決定，他所做得就是要給父親寫大字報，批判父親「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哥對父母親對我們弟妹分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是從上到下的，我們大家都是受蒙蔽的，因此要「反戈一擊」，要認罪，只是罪不在下，而在上。他的意思我們都明白了。要緊的是署名，當然要寫上「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某某某」、「中央廣播事業局捍衛毛澤東主義兵團某某某」（連我在北京工作的大姐的姓名也署上了。很奇怪，中央廣播事業局的造反派頭頭竟是美國人李敦白，不過後來李敦白也倒了霉，不是蹲白，而是蹲了大牢）。大哥說，署名起震懾作用，嚇唬嚇唬父親單位的那幫造反派。因為那時「清華井岡山」在全國是大名鼎鼎的，和「新北大」一樣是全國運動的「領頭羊」。
大哥套上袖章，捲起大字報，上父親的單位貼大字報去了。
果然那署名起了作用，父親單位的造反派（大哥回來說是一個「油頭小光棍」）「熱情」接待了來自北京的「革命造反派戰友」，所謂「革命方覺北京近，造反始覺主席親」，雙方把晤甚歡，雙方受益非淺。
父親依仗有兩個在北京的「造反派」兒女，真的暫時躲過一劫。
風雲變幻，好景不長，一年半載功夫，清華井岡山最終分裂成井岡山「總部」和「414」。大哥離開學校，在「首都大專院校紅代會」參與編輯了一段時間《首都紅衛兵》報後跳出是非，陷入愛河，人約黃昏後，談起了朋友。兩人各屬校內對立雙方，他倆聽老人家的話，率先實現了「革命大聯合」。
後來清華發生的大事，全國人民都知道了——兩派動刀動槍殺人放火，工宣隊進校制止，老人家轉送芒果，全國人民熱淚盈眶。我和全國大多數「革命群眾」一樣開了眼，第一次知道世界上還有芒果這種東西，只是沒搞明白，這果子是吃的還是幹什麼的，不過那念頭只是一剎那而已。
而從小被父親寄予厚望的大哥，最終被工宣隊成全，一對戀人雙雙發配到四川漢旺的大山溝里去了。
離開北京前，大哥收拾起紅袖章、證件之類，一把火燒了。兩三年後相遇，大哥告誡我們：劉少奇說不定哪天要回來的。我們小哥倆當面不吱聲，背後搖頭，譏笑大哥的膽小謹慎迂腐多慮。
而父親也曾被「革命群眾」諒解，被「革命小將」吸納，高高興興戴起了「財貿戰線革命造反委員會」的「造反隊」紅袖章，苦思冥想寫起了「大批判」文章，勤勤懇懇抓起了單位業務，以期「無產階級司令部」的青睞。只是老父沒神氣多久，在「清理階級隊伍中」還是被「無產階級司令部」打入了另冊，隔離審查，一時音訊全無。
1969年3月，我光杆一人編印的小報《紅衛通訊》收攤一年後，在「獻忠書」上籤過名，算是向老人家表達了忠誠，獻出了自己如「高郵鹹蛋」般的紅心後，也只能乖乖響應老人家「我們也有兩隻手，不在城裏吃閒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最高指示，打起鋪蓋闖關東去了。
我家由此四分五裂，一直到父親1999年去世，全家竟再沒有機會團圓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