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科學》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全球公民誠信度》的論文，論文中提到，研究人員於2013年-2016年間在全球40個國家355座大型城市開展了一場「丟錢包」的實驗。
實驗中，10餘名外國助理員假扮成撿到錢包的路人，把錢包交到當地公共場所的工作人員手中，請他們處理一下錢包，隨後離開。錢包里留下了「失主」的人名和電子郵件，沒有留電話。
此後100天，研究人員統計了這些城市的電子郵件回復率，並以此作為公民誠信度的指標，對40個國家進行誠信度排名。
結果顯示，中國排名最末。
此結論一出，迅速引發廣泛爭議。不少中國讀者在論文下方留言，稱「作者沒有考慮不同國家人們的電子郵件普及率」「中國人通常使用電話和微信」。
面對這些質疑，論文作者回復稱,選擇電子郵件作為唯一的聯繫方式是出於實際考慮，「因為許多國家、電信提供商和社交媒體公司都需要居住或身份證明才能辦手機號」。並稱文章主要研究「錢包里金額大小對錢包報告率的影響」，比較各國的誠信度不是論文的重點。
但這並不能說服中國的讀者。為了駁斥對方的結論，中國14所高校的老師按照原實驗流程，在國內進行了一場擴展性的複製實驗，重新衡量國人的誠信度。
今年7月，這場實驗的研究結果發表在另一國際重要刊物《美國科學院院報》上。研究顯示，雖然在中國丟失錢包的「電子郵件回復率」是27.4%，但「錢包回收率」卻達到77.8%。
參與實驗的部分學生成員，受訪者供圖
一場沒有回報的研究
看到原論文「中國公民誠信度墊底」的結論時，很多中國學者的第一反應是「不相信」。
「很震驚」，浙江大學教授楊芊說。她多年來研究社會文化心理學，覺得中國文化里向來視誠信為美德，不會為了原實驗中錢包里放的幾十元人民幣違背誠信。
上海交通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講師張明吉認為，原研究20%多的誠信度不符合常識。因為在原實驗中，外國助理員「丟錢包」的地點是在城市市中心的公共場所，比如銀行、劇院、博物館、警察局、法院、酒店等。「它是一個公共服務部門，說不定別人看得到，攝像頭拍得到。（收到錢包的）工作人員不可能挪作他用」。
而在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孫亞程看來，原研究對公民誠實的衡量標準存在問題。「原研究假設唯一道德正確的處理方法就是聯繫失主。我們不同意。」他認為，保存錢包等「失主」來取也是誠實的表現。
孫亞程和有同樣疑問的浙江大學教授周欣悅在3所大學搞了一次小型的實驗。他們讓學生在校園人流密集的區域投放了400多個錢包，錢包里留有人名和電子郵件，結果發現24%的人聯繫了「失主」或者上交錢包，而71%的人選擇保存錢包，等待「失主」認領。他們將自己的想法和實驗結果寫成郵件，以稿件的格式投給了《科學》雜誌，但編輯部只是將郵件內容發在了評論區。
「要用學術方式去做一個正經的反駁」，孫亞程意識到，想揭示原論文研究上的缺陷，需要用科學嚴謹的方式搜集更多數據。
就在這時，美國歐道明大學華人教授張琪在一個微信群里發起了複製實驗的倡議。張琪說，他不相信中國人的誠信度這麼低，但不確定從科學的維度衡量是否如自己所想，「要用實驗證明自己的猜想」。
他向老師們強調，此次研究沒有資金支持，還有可能發不出來，「要心甘情願來做這個事情」，但老師們還是紛紛響應他的倡議。
楊芊是第一個響應的。她說，複製實驗是社會科學實驗中重要的一部分，但近年來，學界一些人認為社會科學實驗不可重複，整個學科面臨危機，「這是一次重建學科範式的機會」。
緊接着，上海、陝西、廣州的老師紛紛響應，老師們一邊在線上討論實驗內容，一邊在自己的城市招募實驗人員。
討論過程中，張琪鼓勵大家爭論，「誰有道理聽誰的」，這使得每一個實驗細節都被充分討論。一位學生指出，原實驗的錢包里放的鑰匙太新，容易讓人懷疑錢包的真實性，負責採購的老師便專門在網上買了復古鑰匙。還有一位老師提到，去法院「丟錢包」不符合實際情況，「法院要被穿過一個很長的庭院，而且戒備森嚴」，法院便被從實驗地點去除。
「儘量複製一個真實世界。」張琪說，除了嚴格複製原實驗的流程，老師們更重要的任務是設計新的實驗環節，彌補原論文只靠電子郵件回復率作為誠信標準的缺陷。
為此，他們增加了「錢包回收率」的指標，並補充了回訪環節——讓實驗人員假裝成失主的朋友，在實驗結束7天後找機構的工作人員要回錢包，如果錢包能找回，則意味着機構的工作人員妥善保管了錢包。
此外，他們還補充了中國「臥底」觀察員的角色。張琪說，考慮到現場環境可能影響「電子郵件回復率」，在原實驗中，外國觀察員交錢包時，還要觀察現場的環境，記錄「是否有其他人在場」「建築物內是否存在攝像頭」等因素。但這些外國觀察員不熟悉中國，不一定能夠區分保安、僱員或顧客，無法準確統計在場人數，也可能在與接受者溝通的壓力下，沒有時間去記錄現場環境。
「這相當於實驗中的一個黑箱」。於是，有老師建議，讓中國觀察員記錄環境，並讓他們觀察多少員工參與處理錢包，為之後的誠實行為分析提供更多參考。
但有的老師質疑這一提議，認為每增加一個人，就會增加被識破的風險。
在「誰也說服不了誰」的情況下，老師們最終決定，將每個城市的機構隨機分為兩組：第一組的觀察員不介入實驗過程，只是在外國研究助理介入之前「掃描」現場環境。第二組的觀察員則介入實驗過程，在外國觀察員交錢包時暗中記錄環境、觀察錢包處理的過程。
後來的數據證明，在隱匿好的情況下，觀察員的介入並沒有影響分析結論。不過，出於嚴謹，「要把一切可能影響的因素都考慮到」，楊芊說。
2019年6月發表在《科學》上的研究截圖
一次次總結失敗的教訓
為了保證實驗順利進行，他們先在杭州進行了預實驗。
「預實驗就是一次一次總結失敗的教訓，制定出更加標準的實驗流程。」張琪說，很多實驗細節都是通過預實驗豐富起來的。他記得，最初設計實驗時，只設置了1名中國觀察員在現場觀察記錄。但預實驗時，學生很難說清楚發生了什麼，便增加了用微型攝像頭拍攝。
後來，學生反饋，1個人記錄、拍攝，忙不過來。觀察員又增加到兩個人，分別負責記錄和拍攝。
預實驗之前，踩點組的同學要先去現場確認實驗地點，外國助理員和兩名中國觀察員則需要先在辦公室、超市練習實驗過程。一位當時負責拍攝的學生說，實驗時，她要學習如何自然地拿起奶茶杯，用杯里硬幣大小的微型攝像頭記錄現場。「舉的角度、擺放的位置都需要調整，要控制攝像頭的方向，不能抖得特別厲害。」
實驗前，3名觀察員還要提前商議進入現場的順序、站位、拍攝的最佳角度，「像兵棋推演一樣」。張琪說，剛開始實驗時，有的小組成員沒有溝通就去現場，導致站的位置不對，什麼都沒拍下來，他們才發現提前商議的重要性。
吳沚樺是回訪組的一員。她記得在杭州預實驗參加回訪時，有兩個實驗點沒有名片裡的人名信息，她說不出「失主」的名字，導致回訪失敗，她在當天的實驗總結中強調，踩點時一定要準確記錄名片信息。
杭州的預實驗結束後，老師們根據實驗流程，帶領學生在各自的城市再次進行預實驗，之後才開始正式實驗。
實驗的過程很辛苦。一名在北京參與實驗的學生記得，實驗那幾天，她每天在外面待10個小時，頂着烈日走兩萬多步，回到宿舍後還要上傳數據，和老師復盤當天的問題。她聽說成都參加實驗的同學穿着涼鞋，腳被磨出了水泡。
2019年年底，除了4個實驗點因為場所關閉等原因沒有完成實驗，全國496個點的數據全部收齊。
張薇薇負責此次數據分析工作，也是署名作者里唯一的學生。接到導師的電話時，她還在西南財經大學讀博一。張薇薇說，她參加實驗的初衷很簡單，想看看複製實驗的結果，跟老師們「學點東西」。
但她沒想到，光是數據分析就花了1年半。
新的實驗數據顯示，中國丟失錢包的「電子郵件回復率」與原論文的數據相差無幾，但「錢包回收率」達77.8%，「中國的公民誠實水平明顯高於最初研究中報告的水平。」
2022年6月末，文章第一次投給《科學》雜誌。負責投稿的北京師範大學教授劉世勇記得，10天後，他們收到了拒稿信，但他們很開心，信中提到，不論論文之後在哪個雜誌發表，《科學》雜誌都會報道論文發表的消息。「這是對原來那篇論文結論的高度質疑」，劉世勇說，這使他們對後面的投稿充滿希望。
之後，他們先後給《科學》《自然》兩大期刊的子刊投稿，都被拒稿。抱着嘗試的心態，他們又投給了《美國科學院院報》，這一次，他們等到了回信，信里要求對文章的結論進行理論解釋，並給了他們兩個月修改時間。
今年7月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院報》上的研究截圖
「基於事實的對話勝於基於情緒的對抗」
回憶文章的理論補充過程，張琪坦承並不容易。
他說，老師們討論過環境變量、機構的種類，發現都無法解釋為什麼中國的錢包回收率高。直到周欣悅、楊芊提出用文化維度，即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的概念來解釋中國公民的行為，大家才有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
老師們認為，個人主義文化傾向於優先考慮實現目標的自我導向行動，比如，向錢包所有者發送電子郵件，這在個人主義文化中是一種典型的代理行為。而集體主義文化則傾向於考慮他人並反映群體歸屬感的行動，保管錢包就是集體主義文化的典型特徵。
對錢包處理情況的觀察和回訪也為這一分析提供了證據。「臥底」觀察員的觀測記錄顯示，31.6%的機構中，參與錢包處理的人數是1人，而回訪階段的訪談報告顯示，1人處理錢包的情況只有19.0%，這說明更多人處理錢包時，是集體決策。
經過數據分析，老師們還發現，電子郵件回復率與集體主義指數呈負相關，但「錢包回收率」與區域集體主義指數呈顯著正相關，這為評估公民誠實提供了一個新的文化視角。
今年7月，在經歷半年的理論補充後，論文終於在《美國科學院院報》發表。「像長跑拿了個冠軍」，張琪回憶論文發表時的心情。
緊接着，《科學》雜誌報道了論文發表的消息，雜誌編輯Ekeoma Uzogara肯定了論文的價值，稱《全球公民誠信度》一文「僅僅依賴電子郵件回復率可能會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公民誠實度給出有偏差的估計」。
原論文的3名作者也給雜誌社發來回信，肯定了中國團隊的主要研究結論，同時，他們對論文提出了幾點疑問，孫亞程告訴記者，關於這些疑問的回覆文章將於近期發表在《美國科學院院報》上。
「基於事實的對話勝於基於情緒的對抗。」孫亞程說，最初看到《科學》的論文時，他感覺到被冒犯，寫的回覆信也「帶點情緒」，但情緒不能贏來尊重和對話。
張琪覺得，這次研究的成功離不開求真務實、循序漸進，「如果不循序漸進，就會錯失掉很多重要的細節，造成整個實驗的崩塌。」另一個重要的點是自由、平等，「要允許爭論，把爭論看作一個正常的科學過程」。
張薇薇記得，討論過程中，老師們經常吵架，最長時吵兩個小時，「我當時挺驚訝的」。老師們還會聽取她的意見，並將她列為論文的主要作者之一，「我遇到了一個非常公平的團隊」。
張明吉說，日常科研中，團隊人員大多是師生、同事關係，礙於上下級身份或者利益分配，大家都是「一團和氣」，但這次研究因為是自願合作，反而可以隨時爭論。「應該多一些科研人員的靈活自主，多一些憑興趣出發的創新。」
「得有強大的心理素質，才能把它做完。」張琪回憶，新冠肺炎疫情期間，老師們都很累，「壓力非常大」。有一段時間，老師們幾乎全都病倒了，有的老師經歷家裏老人生病、去世，還在熬夜分析數據。
「不能中途『撂挑子』，這也是個誠信問題。」劉世勇說。
楊芊覺得，「得有個交代」。
張琪把這次科研看作一次難得的研究機會，「你一輩子有多少機會能夠為全部中國人做研究？」
有老師記得，在成都做實驗時，一位同學不慎將攝像器材落到地鐵上，一位乘客撿到後，交給了地鐵工作人員，攝像器材得以找回。「這是中國人誠信的另一佐證。」
（本文原發於中國青年報冰點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