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一年有成千上萬的人退出醫療保險，中國民眾說，即使面對中共統治集團擁有高幹病房等醫療不公的對待，一般民眾其實還是儘可能地「保着」，只求有一個依靠。
現在實在是礙於生活所迫，負擔不起節節升高的保費，不得已才會退出。這也說明了中國的經濟確實是不行了。
中國國家醫保局的數據顯示，中國有13億人加入國家補貼的基本醫療保險，但2022年全國基本醫保參保人數比2021年少了1705萬人，其中，城鄉居民醫療保險的參保人數更是減少了2517萬人。
在中國，醫療保障制度主要分為兩種，一種是職工醫保，占參保人數的四分之一，另一種是城鄉居民醫保，佔四分之三。居民醫保是針對農民和農民工以及兒童，也適用於許多民營部門僱主沒有為其繳費的員工。
相較於國有企業的城鎮職工和退休人員，以及一些民營企業在職人員的職工醫保，居民醫保是比較弱勢的一群。
在上千萬的人退出醫保的數據傳出後，關於「居民醫保一年減少2500萬人」的話題隨即登上熱搜榜。
有網友說：「誰不想有保障？只是生活很不容易，只能先顧好眼前了。」、「這麼多年了，工資漲，掙得少交得多，減少當然不意外。」但也有人認為：「能交還真的要交，這玩意關鍵時刻真有用，可別賭自己用不着。」
中國民眾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對醫保的不信任和經濟困難，是民眾退保的兩大核心因素。
醫療不公
住在江蘇的張先生對美國之音說，不信任的根源主要是中國的人分三、六、九等，在醫保統籌基金的分配下，絕大部分醫保都用於中共統治集團的高幹病房，所以對老百姓而言，這項看似普惠性的政策其實真正能起到救助性的作用並不大，因為一般人小病就在家裏待着，真的遇到大病，能夠把病看好的藥基本上都不在醫保補貼的範圍內，而是需要額外自費，只有高幹病房的藥可以全額報銷。
北京一家兒童醫院外一名坐在輪椅上的男孩手拿醫院影像科的片子。（2023年11月24日）
他說，醫療產業化也是一個問題，原本是基本民生保障、具有公益性質的醫療變得非常商業化，以最大利益為取向。前一陣子的醫療反腐就有上百名的醫院院長、書記被查，一個院長一繳回就是3億元，一個科室主任吃掉的就是幾千萬到上億的錢，他們「割」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錢，「這種醫療不公，誰還相信醫保？人民不是傻子啊！」
張先生還說，近年來失去固定工作的人或是改做靈活就業的人太多了，這些人通常會先停掉影響退休金的社保，但一般都會繼續保留醫保，以備不時之需。也就是說，即便知道醫療不公，老百姓還是希望能擁有一點「依靠」，但現在會有這麼大量的人退出，實在是因為生活所迫、沒錢了，依靠不上了，也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確實是不行了。
他說，像他有一位朋友在北京當快遞員，一個月的收入大約4000至5000元人民幣，但必須自己負擔醫保，「在醫保和生存之中，他只能先顧好眼前的生存，放棄醫保。」
經濟所迫
張先生並表示，以江蘇來說，居民醫保每人每月不低於380元，會隨不同省份、城市而異，這對沒有什麼收入的農村而言，光是家裏兩個老人和兩個小孩的支出就要1千多元，如果沒有生病用到，很多人就會覺得「很虧」，不如把錢拿來做眼下更重要的事。
張先生說：「最關鍵的還是這個醫療產業化跟醫療不公平的原因造成的，再加上現在經濟通縮，整個經濟萎靡，種種因素疊加造成大量民眾退保。」
金融時報說，安徽省的一名衛生官員表示，即使地方政府努力阻止居民醫保的投保人數繼續減少，但是說服農民投保已經越來越困難；安徽省在2022年的居民醫保投保人數已經下降4%。
中共官方給出的解釋是由於參保質量提升，參保數據去重等原因，導致數據上表面參保人數減少，但由於重複參保等情況顯著減少，真實的總體參保人數實際上還略有增加，部分原來參加居民醫保的民眾轉為參加職工醫保，呈現「居民降、職工增」的趨勢。
中國醫保局相關人士還表示，客觀上看，隨着城鎮化程度的不斷深化，人口老齡化、少子化的持續發展，可以預見未來居民醫保參保數據在一定時期內會呈現略有下降的態勢，甚至總參保數據也有可能縮小。
中國華中師範大學副教授王超群在一篇關於醫保調研的文章中指出，保費持續上漲、中年居民身體健康狀況較好、醫保受益面窄且不解決大病負擔、高齡老人較低的醫療服務費用支出等原因，都是導致居民醫保退保的原因。
瞎折騰
住在南京的淑敏就對美國之音表示，醫保的效用與保障遠遠不足，很難令家屬安心，她用「瞎折騰」、「非常荒謬」來形容。
她說，她的父親患有輕微的阿茲海默症，幾年前摔倒骨折，需要長期住院復健，屬於康復型入院，但他們每半個月就必須轉院，因為醫保轉院是以額度來控制，比如康復病人入院每個月只要超過6000~8000元的醫療費用就必須轉院，而這些費用包含了診療費、藥費、護理費、床位費等全都包含在裏面，費用一到點就必須轉院。
她表示，去年8月政府突然「出了一個壞主意」，要求同級別的醫院不能轉院，以致他們本來在社區醫院裏住得好好的，非得要轉到高級別的醫院去「過渡」一下，然後再回到社區醫院。但其實他們並不喜歡去住三甲醫院，因為大醫院的床況非常緊張，人很多、住宿條件特別差，又有很多過度治療的手段，是他們這種康復型病人根本不需要的。
淑敏說，後來轉着轉着，有一些醫院就建議他們不要以康復型病人入院，而是改用阿茲海默症來入院，因為如此醫保額度可以變成2萬2千元。這意味着從前只能住院半個月的時間，現在可以拉長到20多天、將近一個月再轉院。
淑敏說：「有一個醫院的醫生就告訴我，對於病人來說，身上的毛病越多越好，他們會選擇一個月可以使用額度最高的來入院，所以就變得非常荒謬！」
自費比例提高
她並表示，近年來明顯感覺到政府沒錢了，所以設置種種障礙，提高民眾自費比例。比如她父親用量最大的一種常規用藥從今年開始變成全部自費，他們只好換藥，但醫生說其實原來那種藥的效果還是比較好的。另外還包括醫保額度提供的項目越來越少，像是兩年前的復健運動手法本來是一天兩次，現在變成一天一次；理療輔助項目也從原本的一天兩次，變成現在一天一次。
淑敏說，這3年來她變的神經很緊張，因為每到了1月份，醫生就會告訴她馬上要實行新的政策，然後多半是從農曆春節後開始實行。但去年起，政策變化變得越來越頻繁，不再是在跨新年度時做更改，而是隨時說改就改，這對老百姓和院方而言，都是措手不及，所以她整個生活都在焦慮和嚴重的不安全感中。
但她也說，儘管如此，「有保還是比沒有保好」，因為還是有一部分的醫療費用是可以報銷的，所以會到退保的程度，肯定是失業、經濟困難，「我也覺得非常能理解。」
台灣智庫副執行長董思齊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國的居民醫保費用在20年間從10塊錢漲到380元，但農民工的平均薪資僅成長24％，持續上漲的保費可能會對一些人構成壓力，尤其是對於農村地區有些成員較多的家庭，更是一筆不小的開銷。但儘管如此，醫保由國家負擔的比例還是比人民負擔得多，所以有這麼多人退保顯現出來的是對於社會保障體系的不信任，因為認為效果有限。
經濟雪上加霜
他說，職工醫保的備用金在3年疫情之下被挪去做別的用途，而居民醫保如果要到大城市去做醫療行為的話，有時還須承擔50％至70％的醫療費用。另一方面，疫情也讓許多企業營運受到影響，而無法替職工分擔醫保；地方政府也因為財政崩潰，所能提供的醫療保障變得越來越有限，民眾的自付額變得越來越高；居民醫保也寧願把錢省下來拿去做其他用途。加上中國的納保方式可以等到生病後再去補繳醫保，也讓很多人覺得現階段不用參保，等到生病了再臨時加保就好。
董思齊說：「所以我們可以看到說，這個中國自詡為是世界上最大的這一個社會福利的經濟體，但是在這個疫情之後，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難。 」
董思齊並說，在中國經濟下行的情況下，這些選擇退保的民眾通常是為了要把現金拿在手上、不想去做沒有必要的消費，才會沒有能力去顧及以備不時之需的醫保。但這將導致兩個情況，一個是民眾為了要預防之後可能會遇到的一些緊急狀況，所以把錢存着而不願意消費；第二個是手中的現金其實已經沒有那麼多了，所以也沒有能力消費。這都將導致中國的消費更加積弱不振，對中國下行的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無法往善的循環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