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常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我們還常常說，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真相是：這兩個「人人平等」，都是人們的美好願望，是奮鬥目標，卻並非絕對事實——就全球而言，即便法治最昌明的國度，依然會有人凌駕於法律之上；即便科學最發達的社會，依然會有真理的死角，聚集無知愚昧且服膺暴力的群氓。
迄今為止，人類社會真正的平等恐怕只有一個：死亡面前人人平等。古往今來，從追求「不死之藥」的秦始皇漢武帝，到一生痴迷煉丹以至於走火入魔的嘉靖帝，再到對長壽念茲在茲的康熙帝乾隆帝，縱然權勢已極，也沒有一個能擺脫這種平等的約束。
這是人類社會最底層的設計，有了這個平等，社會才能運轉下去。
與之相應，如果說人類社會存在不平等，那麼，最大的不平等，一定是死亡面前的不平等。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在這麼長時間裏，關心着「阿里獻血事件」——在當事人的敘事中，它偏離了軌道。
10月14日，上海一女子在西藏阿里度蜜月時發生車禍，失血嚴重，生命垂危，後經搶救，脫離險情。她發佈視頻說，丈夫的「小姑姑」通過上海市衛健委聯繫西藏阿里地區，協調上海援藏醫療專家為其進行治療，還發動了阿里地區「所有公務人員」為其獻血，用7000多毫升血將她從死亡線上拉了回來。隨後，家裏又支付120萬元通過醫療包機將其轉運到四川華西醫院，現在回到上海治療。於是，人們讚揚阿里獻血者的無私大義，也為上海新婚女子的死裏逃生而慶幸，但是，人們不能不對「小姑之力」心生疑竇，並由此關心：是愛心的爆發讓命運的齒輪就此轉動，抑或是有其他「特別力量」周旋其間？
如果是後者，這將撼動人們對社會的信心。
由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上海市出動「由上海報業集團上觀新聞、澎湃新聞多位記者組成的聯合採訪報道組」，耗時多日來調查此事——採取這種前所未有的架勢，是因為牽涉的問題足夠重大且根本，當事方所承受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最嚴肅的問題就應配備最強大的力量，以期給予最清晰的回應。這種態度，值得讚許。
上海報業集團下轄《解放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但這些屬於傳統媒體，該集團着力推進的是「主流新媒體平台」，其中，上觀新聞作為黨報客戶端，「全力打造互聯網傳播環境下上海市委權威信息發佈平台」；澎湃新聞作為時政思想類互聯網平台，「傳播力和影響力穩居國內主流新媒體第一陣營」。
如今，兩大主力聯手出擊，以求一錘定音。我對此也非常期待，因為我希望生活在一個底線平等的環境裏，只有這種環境裏，才能感覺到最底線的安寧，我更希望生活在一個愛心滿滿的環境裏，在危急時刻陌生人能相互依賴，攜手共渡。
這把「錘子」，便是12月6日傍晚6點發佈的《五問阿里獻血事件真相，還原上海女子車禍救治全過程》。
很可惜，我只能說，失望了。
這篇文章回答5個問題，第1個問題（也是最關鍵的問題）就挺讓我失望的。先看問題1，原文全文如下：
問題1：到底有沒有發動「全體公務人員」獻血？是誰獻的血？
據陶先生回憶，10月15日，也就是余女士進入阿里地區人民醫院治療的第二天，醫生反饋「血可能不太夠了」。
後來加入救治的上海援藏醫生、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普外科副主任醫師翁昊表示，根據病程記錄，余女士出血很快，止血後效果不理想，血壓仍然不穩，14-15日兩天在醫院輸血就達到2800ml。他回憶，10月16日凌晨4時，余女士被送到ICU繼續搶救，患者最終在治療中總共輸A型血約7000ml，生命體徵才平穩下來，「如果沒有輸血肯定是救不回來了」。
「這是我們多方動員的結果，確實不是有組織的。」陶先生說道，「醫院說病人情況很危急，所以幫我們開通了綠色通道。我還在一個社交軟件發帖了，問有沒有在阿里的朋友，幫忙來輸血。家裏人我也求助了，讓他們去問問阿里這邊有沒有熟人給我們一些幫助。」
記者從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員了解到，確實有幹部職工為受傷女子獻血，但不是官方組織的。
阿里醫院工作人員稱，血庫庫存告急後，醫院向職工、社會人員求助，家屬也向當地多個部門求助，有不少當地人來獻血，其中有幾十名公職人員。前述政府工作人員還表示，阿里地區醫療條件相對落後，血液庫存本來就很緊張，如果有人求助，很多幹部職工都會自願獻血。
陶先生說，車禍發生後，他還曾求處理車禍的民警幫忙獻血，熱心民警為此還發了朋友圈。另外，他還求主治醫生幫他聯繫詢問有沒有醫護人員獻血。
「我當時見人就問，你是不是A型血，一直在找人。」陶先生說，自己也去驗了血，但他的血型不匹配。
陶先生表示，10月16日陸續有人獻血，包括公安民警、消防隊員以及很多熱心人士。最終，多人的助力保住了余女士治療的希望。
在這個調查中，有四個信息源，其中，實名的翁昊醫生主要說明缺血背景，關於獻血來源，信息來自三處：陶先生、「阿里醫院工作人員」、「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員」。結論是：「確實有幹部職工為受傷女子獻血，但不是官方組織的。」
我們先不說結論如何，僅從新聞調查技術層面看，這個調查就不合格。
從訪問對象來說，獻血是不是有組織，首先應找誰求證呢？獻血當事人。這一點不難做到。在10月16日，阿里地區消防救援支隊官方公眾號就發佈一篇文章《阿里「火焰藍」為生命接力》：「10月15日下午，阿里地區消防救援支隊接阿里地區中心血站求助：地區人民醫院1名危重患者亟需輸血保障，血庫A型血告急，為挽救患者生命，支隊領導高度重視，立即組織駐地區各隊伍符合獻血要求的消防救援人員積極參加獻血，用實際行動踐行『竭誠為民』的錚錚誓言。」該支隊有三人獻血。
這是最接近當事人的信息，而且，這篇文章依然在，「聯合採訪報道組」這麼大的隊伍，為什麼不向中心血站求證？
在我的有限認知中，高原獻血並非小事，而且，消防是24小時值班的隊伍，責任重大，他們前去獻血，恐怕會影響日常工作，單位對於獻血者也應有所安排，在沒有向他們求證的情況下就斷言說「沒有組織」？中心血站緊急找血的機制是如何運作的？
因為「聯合報道組」迴避了這一點，我的疑惑也就無法消除。
在技術層面，我稱這樣的報道為「單向度信息源」，這是這個調查報道的第一個缺陷，這種缺陷導致信息無法交叉驗證，最終也就使得報道缺乏力量感。
什麼叫調查？調查絕不是某個人說什麼就是什麼，而是某個人或某個機構說了什麼，訪問者通過多個渠道求證、驗證了它，這個過程包括佐證、見證、書證，形成令人信服的證據鏈。這樣的調查報道，力量感是自然而然產生的，讀者的信服也自然而然。
第二個缺陷是匿名。「陶先生」接近匿名，「阿里醫院工作人員」、「阿里方面的政府工作人員」則是完全匿名。醫院裏什麼崗位工作人員？主治王醫生和門衛王大爺都是醫院工作人員。阿里方面的哪個政府工作人員？氣象局、教育局和衛健委的工作人員都是政府工作人員。信息源一旦模糊，伴隨而來的，便是事實層面產生模糊的可能。
更何況，一級機構的工作人員，急人所難、救人生命，這是光明正大且理應大書特書的好人好事，有多大的必要匿名？可惜，《五問》一文，在其他回答其他4個問題時，也有匿名操作：
「記者進一步從有關部門獲悉」；
「記者從有關部門、當地居委會，以及余女士家人的講述中確認」……
「有關部門」是哪個部門？「當地居委會」是哪個居委會？這兩處都引出了最核心的信息，但是，因為信息源模糊了，信息也就無法求證。
匿名，匿名，多少虛偽假汝而行？前幾天我有一篇專文，批評胡總編喜歡用「據了解」，我要提醒的是，新聞編輯基本操作規則：凡是遇到「據了解」「有關部門」這些字眼，一定要編改，它們都是坑，一定要避。（《豆腐腦上了秤》）
胡總編犯這樣的錯誤我能理解原因，但上海報業集團這麼大的集團，人才濟濟，蔚為壯觀，在這麼重要的報道中犯這樣基礎性的錯誤，令人不禁感到惋惜，及疑惑。
這不是新聞報道應有的操作，朋友們。《五問》雖然有7位名記者聯合署名，也以上海市報業集團的官方背景作為背書，但，一篇調查報道的真正力量，首先來自於文章的邏輯，來自調查的求證過程以及調查本身的可求證性，其次才是來自於調查者、發佈者的署名。尤其，這是一篇釋疑性調查報道。
當然，如果這是一篇公文，又是另說了。公文有公文的敘說模式和行文規範，因為其出發點在自上而下的傳達，而非新聞的公眾求證與說服。
這篇《五問》也提供了一個重要的增量信息：
上海市衛健委表示，經核實，網傳「患者小姑姑聯繫了上海衛健委，衛健委聯繫了阿里部門，動用阿里地區所有公務員為其獻血」的說法不實，無上海市衛健委人員認識患者及家屬或接到過他們的請託。
……
記者進一步從有關部門獲悉，「小姑姑」今年60歲，退休前為某工藝品聯營工廠工人。事發後，「小姑姑」聯繫到兒媳，兒媳又求助單位領導，其間有多位熱心人士接力傳遞信息，最後聯絡上了上海市人民政府駐西藏辦事處。
上海市政府駐西藏辦事處針對此事給出回應：西藏日喀則市人民醫院上海援藏醫療隊於10月15日下午收到西藏阿里地區人民醫院請求選派醫療專家赴阿里開展緊急支援的函。經緊急商議，上海援藏醫療隊本着人道主義和救死扶傷的職責，決定選派一名醫療專家前往阿里，參與病患會診。上海市政府駐西藏辦事處表示，此事並不存在因私人關係等不正當因素導致的行動。
這一表述與之前其他媒體的報道不同。最早的聊天記錄說，「我小姑姑聯繫了上海市衛健委，衛健委聯繫了阿里部門，動用了……」《新京報》的報道說：
「記者從上海相關部門獲悉，經調查，事發時，衛健部門接相關部門函件，請求正在西藏日喀則市的援藏醫生前往涉事醫院參與救治。此事不存在因私人關係等不正當因素導致的行動。」
兩者的區別在於，在《五問》的敘事中，上海衛健委從事件鏈條中脫開了，或者說，弱化到了邊緣處。同時，新出現了上海市政府駐西藏辦事處。
《五問》中，與上海衛健委收到的「函」有關的是：
上海市第九批醫療人才「組團式」援藏工作隊隊長、日喀則市人民醫院黨委書記王慶華表示，日喀則市人民醫院於10月15日收到了函，決定選派上海援藏醫療專家、上海交大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普外科副主任醫師翁昊參與救治。考慮到要從海拔3800米的日喀則前往海拔4300米的阿里，必須保障翁昊醫生的安全，所以收到函後向上海市衛健委作了報備。
那麼，兩次敘述中的「函」是不是同一個函？這一點仍有模糊之處，應進一步明確。
而被外界廣為關心的「小姑姑」，《五問》說，「記者進一步從有關部門獲悉，「小姑姑」今年60歲，退休前為某工藝品聯營工廠工人。」
但還是那句話，匿名之後，力量是自然削弱的。一個無法迴避的邏輯硬傷是：
從調查結論看，這件事從頭到尾都是自發自願的，毫無疑問，這也正是我們最喜聞樂見最希望看到的結局——在間不容髮的生命危急時刻，數千公里極限接力，無私大愛閃耀人間，從死神手中救回一個正在盛開的生命。
這是這個時代最動人的故事，可是，為什麼《五問》中給人躲躲閃閃之感？整個鏈條也有多處語焉不詳？以及，面對如此大愛，如此救命之恩，事件里的當事人，包括小姑，有什麼理由不公開露面，由自己本人，把事件按照時間鏈一五一十說清楚？這難道不是對那些獻血者、醫生護士、警察、航班機組以及中間傳遞信息者的最直接的感謝？這難道不是最有力最有效的「闢謠」方法？何況，這個「謠」的起點還是自己這邊。
是因為救人者不值得嗎？我認為，他們值得。
真正的調查基於無懈可擊的正直，也將產生堅如磐石的底氣，足以經受起來自任何一個方向的質疑，因此，它既能反面敘事，也能側面敘事，更能正面敘事，還能延展敘事。陌生人自願自發的千里緊急救助，是最應該大張旗鼓傳播的好故事。在當前社會氣氛下，這樣的故事足夠振奮人心，我不認為有任何一點模糊而令人心生疑惑的必要。
最後，最重要的一點是，一個完整的調查，應當回應人們最根本的疑惑：當前是否存在一個緊急響應機制，可以讓普通人在遇到同樣緊急的危機時，能尋求幫助？是不是有那麼一個按鈕？或者某一扇門？在這個門裏可以最快速度找到血漿、醫生和醫療包機？如果這扇門不在衛健委，在哪裏？關於這一點，之前有媒體記者給上海衛健委打過電話。這個電話正是需要這個報道繼續解答的關鍵着力點。
這個問題恰恰是以余女士是一個普通人為前提的。一旦解答了這個問題，之前人們產生的疑惑也就大部分自動消除，而且會大大增加對社會的信心。這是最明白的一錘定音。可惜，《五問》也避開了這個結束調查的最佳着力點。
總之，時隔多日之後，「聯合採訪報道組」揮出了一記重錘，但並沒有定音——《五問》所表現出來的水準，仍與這個題目的重大性難相匹配。因此，故事還在等待繼續調查。
願記者朋友們繼續努力，再進一步。加油，你們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