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鄭永年，男，1962年生，浙江省餘姚縣人。漢族，中國問題專家，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現任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長講座教授，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長，上海交通大學政治經濟研究院名譽院長，《國際中國研究雜誌》共同主編，羅特里奇出版社「中國政策叢書」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共同主編。其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
無論就中國歷史還是就世界歷史而言，這個時代無疑是一個偉大的時代。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歷了巨大的經濟和社會轉型，乃至政治轉型。就經濟而言，中國從上世紀80年代初一個貧窮的經濟體躍升為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從一個幾乎處於封閉狀態的經濟體，轉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大國，並且已經儼然成為世界新一波全球化的領頭羊。
而這些變化的背後，是從原先計劃經濟向中國自身市場經濟制度的轉型。就社會發展而言，這些年裏中國已經促成了數億人口的脫貧，同樣為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儘管還有很多窮人，但人均國民生產所得也已經超過一萬美元。
社會其他方面的發展也同樣顯著，包括人口壽命、教育、社會保障、住房等等。就政治而言，1949年之後建立起來的制度經受住了各種挑戰，化解了各種危機；中國的政治制度已經顯現出其高度的韌性和靈活性，與時俱進。
這個偉大時代的偉大實踐，需要人們來解釋，來提升，概念化和理論化，從而創建出基於中國經驗之上的中國社會科學體系。很顯然，這是中國知識界的責任。這個責任本也可以促成中國知識界的偉大時代，但現實無比殘酷，當中國成為世界社會科學界最大實驗場的時候，中國的知識界則進入一個悲歌時代。
說是知識的悲歌時代，倒不僅僅是因為權力、金錢和大眾對知識史無前例的鄙視，也不是因為知識常常被用來點綴、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因為知識從來就是卑微的，也應當是卑微的。今天知識悲歌的根本原因，在於知識創造者本身對知識失去了認同，知識創造者失去了自身的主體地位，而心甘情願地成為了其他事物的附庸。中國大學眾多，每年都有很多校慶，不過一次次校慶就是對知識的一次次羞辱。
每次校慶，大家無一不是以培養了多少政治人物、多少富豪而感到自豪，唯獨說不出來的就是，沒有一個大學已經培養出一位錢學森生前所的說「大師」。實際上，今天大學或者研究機構所舉辦的各種公共論壇乃至學術研討會，人們都已以邀請到大官大富為目的，而知識本身則是及其次要的、可有可無的陪襯物。
知識體系是任何一個文明的核心，沒有這個核心，任何文明就很難在世界上生存和發展，至多成為未來考古學家的遺址。從知識創造的角度來看，正是偉大的知識創造才造就了文明。在西方，從古希臘到近代文藝復興再到啟蒙時代，這是一個輝煌的知識時代，沒有這個時代，就很難有今天人們所看到所體驗到的西方文明。中國也如此，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爭鳴」到宋朝的朱熹，再到明朝的王陽明等，鑄造了中國文明的核心。
就知識創造者來說，知識創造從來就是個人的行為。儘管有些時候也表現為群體知識例如春秋戰國時代的「百家」，但群體知識仍然是基於個人知識體系之上，只是一些學者之間有了共識，才形成為互相強化的群體知識。
同時，在中國「學而優則仕」的政治環境裏，知識表面上是政府知識分子（也就是「士」）這個階層創造的，但應當指出的是，政府從來不是知識的主體。
當然，這並不是說政府在知識創造過程中就沒有責任，政府既可以為知識創造有利、有效的環境，也可以阻礙知識的創造。因此，從知識創造者這個主體來反思當代中國的知識悲歌，更能接近事物的本質。也就是說，我們要回答「我們的知識創造者幹什麼去了呢？」這個問題。
一個一般的觀察是，在中國社會中，歷來就是「爭名於朝、爭利於市、爭智於孤」。這裏，「爭名於朝」是對於政治人物來說的，「爭利於市」是對商人來說的，而「爭智於孤」則是對知識人來說的。今天的知識悲歌的根源就在於現代知識人已經失去了「爭智於孤」的局面，而紛紛加入了「爭名於朝」或者「爭利於市」，有些知識人甚至更為囂張，要名利雙收。
爭名於朝。現在和過去不一樣了，從前是「學而優則仕」，從學的目標就是從官，並且兩者沒有任何邊界。現在從學的目標已經大大超越（至少在理論上說）了從官，並且兩者之間有了邊界。儘管大多知識人士為官了，但「為官」的心態仍然濃厚，因此還是通過各種變相的手段爭名於朝。當然，這背後還是巨大的「利益」。競相通過和「朝廷」的關聯來爭名，這個現象隨處可見。
一些學者給政治局講一次課就覺得自己非常地了不得了。今天在做智庫評價指標時，人們以爭取到大領導的批示和認可作為了最重要的指標。更有很多知識分子對大官竭盡吹牛拍馬之功能。
無論是被邀請給政治局講課還是文章拿到了領導的批示，這可以是一個指標，但並非唯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指標。知識有其自己的指標。如果知識人以這些東西來衡量自己的知識的價值，那麼不僅已經是大大異化了，而且很難稱得上知識。
爭利於市。這對中國的知識分子是個新生事物。傳統上，從理論上說，知識分子和商業是遠離的。從認同上說，知識分子顯得清高，不能輕易談錢的問題；從制度層面來說，「士、農、工、商」的社會安排把知識分子和商隔離開來。當然，在實際層面，兩者也經常走在一起的。不過，現在情形則不同了。知識分子其利益為本、以錢為本，公然地和企業走在一起，各個產業都「圈養」着一批為自己說話、做廣告的知識分子。
一個顯著的例子就是房地產業。中國的房地產能夠走到今天那麼荒唐的地步，不僅僅關乎房地產商和地方政府，而且也關乎於這個產業「圈養」的一大批知識分子，因為這些人在每一步論證着政府房地產市場政策的正確性，推波助瀾，而非糾正錯誤。
在現代社會，除了和政治權力和商業利益發生關係，知識分子更是找到了其他的手段來爭名利。例如，爭名於「名」，即通過炒作既有「名人」而成名。研究既有名人未嘗不可，而且也是知識生產和創造的手段。不過，在今天的中國，人們不是認真地去研究名人，而是完全根據自己的或者他人的需要，隨意糟蹋名人。
例如王陽明。王陽明是個大家，現在被炒得很紅火。不過，很遺憾的是，沒有人真正在研究王陽明，可以預見的是，如果現在的情況延續，「陽明學」很快就會演變成一種庸俗不堪的宗教，不僅靜不了人們的心，反而會攪亂人們的心。
這種現象在所謂的「國學」處處可見，人們所期望的國學精華沒有出現，而那些「牛、鬼、蛇、神」則已經泛濫成災。中學如此，西學也如此。例如馬克思。在世界範圍內，今天的中國擁有着最大群體的馬克思研究機構和馬克思研究者，因為馬克思幾乎已經成為官方的「國學」。但是認真去讀一下這些機構和學者的產品，有多少人懂馬克思。馬克思只是他們的政治，只是他們的飯碗。
在互聯網時代，知識更是具備了「爭名利於眾」的條件。這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知識人通過互聯網走向了「市場」，把自己和自己的知識「商品化」。當然更多的是充當「販賣者」，即沒有自己的知識，而是販賣人家的知識。互聯網是傳播知識的有效工具，但這裏的「販賣」和傳播不一樣，傳播是把知識大眾化，而「販賣」的目的僅僅是為了錢財。
看看眼下日漸流行的「付費知識」就知道未來的知識會成為何等東西了。另一方面，互聯網也促成了社會各個角落上的各種各樣的「知識」（宗教迷信、巫術等等）登上「學術舞台」，並且有變成主流的大趨勢，因為衡量知識價值的是錢、是流量。
而後者的力量如此龐大，更是把前者拉下了水。今天的知識分子都是在爭流量，為此大家爭俗、爭媚，媚俗和流量無疑是正相關的。更可惜的是，官方也往往把「流量」和社會影響力等同起來。這就不難理解，即使官方媒體也和眾多自媒體一樣，堂而皇之地媚俗。
古今中外的真正學者沒有一個是爭名爭利的，有很多為了自己的知識尊嚴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價。歷史上，不乏知識人被權力和資本所迫害的事例。近代以來才逐漸有了言論自由的保障。對大多數學者而言，名利並非是追求而來的，而僅僅只是他們所創造知識的副產品。
很多學者生前所生產的知識，並沒有為當時的社會所認可和接受，窮困潦倒。那些能夠遠離名利的學者才是真正的名而不利。屈原便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毛澤東曾經評論過屈原，認為屈原如果繼續做官，他的文章就沒有了；正是因為被開除了「官籍」、「下放勞動」，屈原才有可能接近社會生活，才有可能產生像《離騷》這樣好的文學作品（引自鄧力群著《和毛澤東一起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一文）。
一旦進入了名利場，知識人便缺少了知識的想像力。一個毫無知識想像力的知識群體如何進行知識創造呢？一個沒有知識創造的國家如何崛起呢？正是因為知識之於民族和國家崛起的重要性，近來自上到下都在呼籲知識的創造、創新。為此，國家也投入了大量的財經資源，培養重點大學，建設新型智庫，吸引頂級人才等。但現實情況極其糟糕，因為國家的投入越多，名利場越大；名利場越大，知識人越是腐敗。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稱中國還沒有建立起近代大學，這話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補充的是，不僅沒有建立起近代型大學，而且也遠遠落後於傳統書院制度。實際上，無論是近代大學還是傳統書院，重要的並不是大學制度或者書院制度本身，而是大學和書院的主體，即知識人。
有了以追求知識的知識人之後，這些制度就自然會產生和發展；而在缺少知識人的情況下，最好的大學和書院也只是一個居所。更糟糕的是，在知識人自願墮落的情況下，這類居所越好，知識越遭羞辱。
知識圈在下行，知識也在下行。儘管預測是危險的，但人們可以確定的是，如果這個方向不能逆轉，那麼中國很快就會面臨一個知識的完全「殖民化」時代，一個全面弱智的時代。道理很簡單，人們已經不能回到傳統不需要那麼多知識的時代，知識是需要的，但人們因為沒有自己的知識，那麼只好走「殖民」路線，即借用和炒作別國的知識。
在很大程度上說，「五四運動」以來中國走的就是這個方向，只是今天的加速度不是前面數十年可以想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