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遊行的紅衛兵揮舞毛澤東的小紅皮書。
1966年5月16日,給中華民族帶來浩劫大難的「文化大革命」正式爆發。
同年6月1日,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聲稱中共要徹底破除幾千年來的「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
同年的8月,北京的大、中學生,在一些高幹子女的帶頭下,積極響應中共「破四舊」的號召,到處打、砸、搶、燒,上演了一場比納粹黨徒更瘋狂、更暴虐、更野蠻的紅色恐怖。
瘋狂的「紅八月」
1966年8月,北京的紅衛兵打死人,始於中學生「鬥黑幫」。之後,是「鬥流氓、鬥黑幫」;再之後,是所謂「階級復仇,鬥「黑五類」,最終引發昌平縣、大興縣的大屠殺。
所謂「鬥黑幫」,就是鬥被打倒的人。所有被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牛鬼蛇神」等,都叫「黑幫」,都必須批倒批臭。
所謂「鬥流氓」,起因於1966年8月初,北京發生流氓用刀刺傷47中紅衛兵及砍傷外交人員等事件。之後,北京出現鎮壓流氓的高潮。
所謂「階級復仇」,就是「鬥黑五類」,即鬥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
1966年的「紅八月」里,「鬥黑幫」、「鬥流氓」、「鬥黑五類」,不是依法行事,沒有嚴格的界限,很多都是亂鬥一氣,鬥的極端就是打死人。
「紅八月」第一個被打死的,是北京師範大學女附中的副校長卞仲耘,時間是8月5日。
此後不斷有學校領導和教師死於紅衛兵之手。其中包括:北京外國語學校教師張輔仁、職員張福臻,北京女三中校長沙坪,八中支部書記華錦,景山中學工友李錦坡,白紙坊中學支部書記張冰潔,北師院附中教師喻瑞芬,人大附中老師楊俊,第十五女子中學支部書記梁光琪等。
8月25日,北京崇文區發生「欖杆市事件」。這一天,欖杆市附近廣渠門內大街121號的房主李文波,在被紅衛兵抄家、毆打過程中,拿起菜刀抵抗,被紅衛兵活活打死。
8月26日至9月1日,是北京紅衛兵打死人的高潮。據文革史專家王友琴統計,26日125人,27日228人,28日184人,29日200人,30日224人,31日145人,9月1日282人。
8月27日至9月1日,北京市大興縣殺「黑五類」,是北京「紅八月」恐怖狂潮的巔峰。
大興縣的13個公社、48個大隊,殺害「黑五類」325人。年齡最大的80歲,最小的僅38天,22戶人家被殺到絕戶。現場的慘狀,令人毛骨悚然。
哪些中央領導支持「紅色恐怖」?
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初期,依靠的最重要組織是中央文革小組。毛的妻子江青被任命為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
1966年8月4日,江青等人到北京大學召開萬人大會,批判此前由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鄧小平派駐北大的「工作組」成員。
當北大附中的學生彭小蒙用皮帶抽打「工作組「組長張承先時,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無一人出面阻止。
不僅如此,江青還當眾擁抱彭小蒙,稱她是「小太陽」,說中央文革小組和「革命小將」是同一戰壕的戰友。
中共國務院總理周恩來,是文革中毛所有重大整人行動的支持者。
「紅八月」期間,在北京主持殺戮行動的「首都紅衛兵西城糾察隊」,是在周恩來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有關「通令」是由周恩來的親信周榮鑫(國務院秘書長)、許明(國務院副秘書長)、李夢夫等修訂後公佈的。
8月25日的「欖杆市事件」發生後,周恩來接見紅衛兵時,將李文波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拿菜刀自衛,說成是「反動資本家」對紅衛兵行兇。
為了幫紅衛兵出氣,周下令由北京市法院於9月12日,以「行兇殺人」的罪名,將李文波的妻子劉文秀判處死刑,於次日槍決。
此後,周恩來下令由政府出面組織「紅衛兵聯絡站」大肆抄家,並派軍人保護紅衛兵的抄家行動。
中共公安部長謝富治,是毛髮動文革整人最重要的政治打手之一。
1966年8月26日,謝富治在北京市公安局擴大會議上,要求公安人員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黑五類的情報,協助抄家。」謝富治還講:「紅衛兵打了壞人,不能說不對。在氣憤之下,打死也就算了。」
江青、周恩來、謝富治親自為打人事件站台,使紅衛兵有恃無恐,整個北京市颳起復仇的旋風。
「紅八月」殺人的總後台是誰?
1966年8月8日,中共中央發佈《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其中第四條講:「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亂子。毛澤東經常告訴我們,革命不能那樣雅致,那樣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這句話出自毛1927年寫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接下來的一句是:「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
整個文革期間,所謂「革命小將」和「革命群眾」,都把毛的這段話奉為圭臬。「紅八月」的暴烈行動,更是與此直接相關。
一個紅二代回憶當時參與打人時的心態時寫道:「按照我們的理解,『文革』就是一場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是偉大領袖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而發動的,是為了不讓廣大人民『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否則的話,就會有千百萬人頭落地,而首先受到反攻倒算的就是我們這些『紅二代』。所以,我們要牢記階級仇、民族恨,誓死保衛毛主席,保衛父輩拋頭顱灑熱血打下的紅色江山。」
「身為革命接班人,我們一個個豪情萬丈,發出了『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我們不造反誰造反』的誓言。」
「因此,我們不以打人為恥,反以為榮,似乎打人越狠,階級鬥爭覺悟就越高,無產階級立場就越堅定。」
8月18日,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接見百萬紅衛兵時,北師大女附中學生宋彬彬給毛戴上紅衛兵袖章。
毛問:「你叫什麼名字啊?」這個中學生回答:「我叫宋彬彬。」毛又問:「是文質彬彬的彬嗎?」回答:「是。」毛又說:「要武嘛。」此後,宋彬彬改名「宋要武」。
毛的「要武嘛」三個字一出口,「革命小將」立即心領神會。第二天,北京紅衛兵就走上街頭,開始「武鬥」,當天就打死了人。
「革命小將」打死了人,公安機關該不該管?
按常理,當然應該管。但是,毛髮動文革從始至終沒有按常理出牌過。
8月22日,毛澤東批轉公安部文件《嚴禁出動警察鎮壓革命學生運動》,規定「不准以任何藉口,出動警察干涉、鎮壓革命學生運動。」
8月23日,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主要問題是對各地所謂亂的問題採取什麼方針?我的意見,亂它幾個月……我看北京亂得不厲害……有些問題要快些決定,如工農兵不要干涉學生的文化大革命。」
8月29日,北京已經發生一系列紅衛兵打死人事件,《人民日報》竟然發表社論《向我們的紅衛兵致敬》。其中寫道:
「紅衛兵上陣以來,時間並不久,但是,他們真正把整個社會震動了,把舊世界震動了。他們的鬥爭鋒芒,所向披靡。一切剝削階級的舊風俗、舊習慣,都像垃圾一樣被他們掃地出門。一切藏在暗角里的老寄生蟲都逃不出紅衛兵銳利的眼睛。」
「這些吸血蟲,這些人民的仇敵,正在一個一個地被紅衛兵揪了出來。他們隱藏的金銀財寶,被紅衛兵拿出來展覽了。他們隱藏的各種變天帳,各種殺人武器,也被紅衛兵拿出來示眾了。這是我們紅衛兵的功勳。」
「紅衛兵的行動,真是好得很!」
社論把被紅衛兵毆打、屠殺的人冠以「寄生蟲」、「吸血蟲」、「人民的仇敵」,強調了紅衛兵行動的正義性質,稱讚紅衛兵的行動好得很,這是為紅衛兵的大屠殺火上澆油。
上述《人民日報》社論就是根據毛的旨意寫的。
8月31日,正值「紅八月」的「紅色恐怖」高潮中,毛澤東第二次檢閱紅衛兵,對紅衛兵「破四舊」大加讚賞和鼓勵。
綜上所述,正是中共最高領導人毛的支持、鼓勵、放縱,才導致了「紅八月」殺人事件的輪番上演。
結語
毛澤東為什麼放任紅衛兵在「紅八月」製造紅色恐怖?原因有三:
第一,毛崇尚暴力。毛當政以來一直以殺人製造恐懼感,以殺人立威,讓人怕他。
第二,毛髮動文革在高層有阻力。毛髮動文革要打倒的最重要對象是劉少奇、鄧小平,劉、鄧卻混然不知。毛髮動文革的「五一六通知」,就是劉、鄧主持討論通過的。文革初期,劉、鄧以為毛又要發動一場反右派運動。他們仍按照反右派運動的經驗領導文革。他們向大、中學校派工作組,對大、中學生造反有不少限制,令毛非常反感。
毛要利用青年學生的單純、狂熱、愚忠,為他最終打倒劉、鄧殺出一條路來。
第三,毛時刻憂懼自己在北京的安全。他早就想把那些被視為「敵對階級」的人趕出北京。他放任紅衛兵到處抄家、打人、殺人,正好幫他做成這件事。據中共官方不完整的統計,當時至少有33,695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搶掠,85,196人被趕出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