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幼論壇節目曾於今年3月29日播出了「為了不能忘卻的紀念：六四30周年暨專訪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女士」，節目播出後，北京市民晏先生致信自由亞洲電台，他在信中這樣寫道：
「我是一個普通的北京市民，每年的六四又要到了，心中充滿着感慨，無比沉重。由於膽小，怕招惹是非，不敢與你們及遇難家屬聯繫，如今也有些年紀了，不想把沉痛的記憶帶走。1989年6月3日深夜，我親歷了天安門母親張先玲的愛子王楠的遇害（後來得知），我應是唯一的一個見證者，我很想把我所見與張先玲大姐說說，以解我多年的鬱悶。」
讓我們把時間的鏡頭推回到30年前的8964…當時37歲的北京市民晏先生也參加了天安門民主運動，支持學生反對腐敗和官倒的訴求。六四30周年紀念日即將到來，現年67歲的晏先生接受了我們的專訪，談到他30年前親眼目睹天安門母親張先玲女士的兒子王楠中彈遇難的情況。
記者：您當年參加了六四運動，而且親眼目睹張先玲女士的兒子王楠遇難，請您談談當時您看到的情況。您當時做什麼工作？
晏先生：我就在一家工廠做工。6月3號晚上吃完飯，我就騎車出門了，從西單一直往天安門廣場走，後來我把自行車放在南長街南口。我當時想得比較多，因為我曾經歷四五天安門事件，我怕六四也會重複四五天安門事件，所以不到夜裏12點我就從天安門廣場出來了，我怕真會發生什麼事兒，因為當時廣場非常亂。
記者：當時到底有多亂？
晏先生：就是來來回回過軍車、過坦克和裝甲車，市民就往坦克車和裝甲車上砍石頭，還設路障，把馬路中間的隔離帶給橫過來，要擋住坦克。我本想隔離帶是鋼的，應該很結實，但是坦克軋過去跟玩兒似的。
當時市民還把一輛坦克車給點着了，我親眼看到市民把衣服點着扔到坦克車頂上，後來坦克車沒走多遠就停下來，因為太熱。市民還把坦克車的駕駛員抬到廣場上，學生們心腸很好，保護着駕駛員。
我夜裏12點多從天安門廣場出來，當時廣場上就是帳篷和學生，天安門觀禮台有好多圍觀的群眾，還有乘涼的，我在南長街南口那裏呆的時間比較長。當時夜裏12點多的時候在天安門廣場還沒有什麼衝突，但聽到從六部口西單那個方向傳來的槍聲。
當時非常亂，不斷過零散的坦克車。我一直在南長街南口那個地方呆着，大概不到夜裏一點時，在南長街南口我下了馬路牙子往西看，不知從哪兒來的那麼多的當兵的，像是從天而降、荷槍實彈，仔細看就感覺恐怖，士兵就像敢死隊一樣，非常整齊地從西往東走。因為長安街馬路很寬，一排士兵拿着槍，一邊走一邊開槍，黑壓壓的一片，都是解放軍，就是從西往東推進。我第一次聽到這種槍聲，就像過節北京放的一種炮竹叫閃光雷，很響很亮。這些士兵向前方10米到20米的地上打槍，一邊打一邊走，打到地上就是一個火球，這是我所看到的。這些解放軍我覺得不是從西單那個方向過來的，我懷疑是不是從中南海新華門出來的，我沒有考察過，但當時我感覺他們行動很快，這時大概是夜裏一點。
因為我當時呆的地方人不多，我就看到有兩個解放軍，就像實戰，非常訓練有素，貓着腰，從我後面兩三米的地方非常近地路過我，下了馬路牙子。在這之前我看見有兩個學生，這兩個孩子推着自行車，也下了馬路牙子。因為一見解放軍開槍，當時人們都往南長街的胡同里跑，便道上已經沒有什麼人了。這時候我就看見那兩個帶頭盔的孩子，也下了馬路牙子，一個孩子拿着照相機，從東往西照相，他們是站在馬路邊上，就在他們照相那功夫，我就看見從後面過去的那兩個解放軍半貓着腰、端着槍，就奔着那兩個孩子去了，當時我看到從西邊過來的解放軍的坦克已經太近了，接着看到那兩個解放軍在馬路上，端着槍往後退，看起來非常專業，退着跑，槍口沖前。因為解放軍已經離得太近，我就沖兩個孩子喊趕緊跑，我也朝胡同里跑。
我當時喊的時候，我看到一個孩子在拖另一個孩子，拖得很費力，事後我想他們肯定發生了意外，這是我看到的。最後媒體說，王楠在那個地方遇難，其中有一個孩子可能就是王楠，這是肯定的。
我跑到南長街胡同里後，從東邊廣場上就有好多市民、包括搞對象的，都嚇得哆哆嗦嗦地在跑，這時廣場上也開始有動作了，大家都開始往南長街南口的胡同里跑。我跑了大約200米，長安街的路就封上了，出不去也進不來。當時一會兒就拉過一個傷員，北京市民蹬着三輪，還有好多救護車往長安街開，但長安街的路口已經被封。我看到市民蹬着三輪車從天安門方向往北拉傷員。有好多救護車就出不去了，解放軍不讓出去。
因為上長安街的路口都封死了，解放軍又在開槍，市民就齊聲喊土匪，回應的就是掃射的槍聲，掃射一停市民就喊，市民也出不去，都在馬路邊上和樹後面躲着。
這時長安街已經沒人了，因為解放軍是一邊打槍一邊往前走，一排好幾十人，像推土機一樣。
記者：如果路口封了，廣場學生想跑都跑不出來是嗎？
晏先生：對，那會兒要往西跑是跑不了了，因為大部隊已經從西往東壓過來了，解放軍不是十幾個、幾十個人，而是成百上千，黑壓壓一片。整齊地從西往東向前推，一邊開槍一邊走。
後來我在回家的路上，路過北大醫院，府右街六部口也有一家醫院，我還在那兒停下看了看，看到好多傷員，那時候已經是凌晨三、四點了。
我回到家後淚流滿面，我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從小就被教育說共產黨是大救星、解放軍是最親的親人，怎麼會這樣呢，我真的想不通會開槍殺人。
每到六四我都會到天安門廣場上走一圈、看一看，我就想起張先玲女士和失去孩子的母親們，那種痛苦無以言表。
記者：您有沒有和張先玲女士聯繫過？
晏先生：沒有聯繫過，但我心裏一直為張先玲女士難過。
那兩個士兵肯定是一槍就把張先玲女士的兒子打死了。我回憶起來，肯定是王楠在照相，在照從西往東開過來的解放軍一邊打槍一邊走的場景。這兩個軍人大概距離王楠有一兩米的距離、超不過3米，對這兩個孩子開槍，把照相的王楠給打死了。照相的，應該是王楠。然後解放軍退着跑回隊伍里去了。當時很亂，兩個十幾歲的孩子可能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另外一個孩子可能都不一定知道王楠中彈，當時看旁邊的王楠倒下去可能都蒙了，看到王楠躺在那兒就想拉他。
現在也都不知道另一個孩子是誰。張先玲女士也沒說過，也沒有人提過。
六四前學生和市民還在說，穿的厚一點，因為可能有橡皮子彈，別讓橡皮子彈給打了，有毒瓦斯時弄上濕毛巾、捂着鼻子。大家都在議論這事，沒想到結果就是開槍，真槍實彈。
記者：這麼多年過去了，六四難屬、包括張先玲女士，他們一直要求平反六四，要真相、問責和賠償，您對此怎麼看？
晏先生：我覺得只要他們（共產黨）還在執政，一點希望沒有，除非他們洗心革面，但會嗎？我們趕上這個時代沒有辦法。
我覺得1989年之前的政治空氣真的挺好，當時80年代初出現黨政分開，我們工廠的黨委書記都下到車間，黨委辦公室都沒有了。那時候整個社會政治清明、文學上有各種探討，真有耳目一新的感覺，但到1989年一切嘎然而止。
人們都說，中國人膽小怕事，但當時89年學生運動時，北京市民到天安門廣場給學生送水送吃的，都是自發的。六四之前發生過好多感人的事情，市民都支持學生們所反對的走私、官倒，當時市民還勇敢地堵軍車，真是可歌可泣。
我們這代人連做夢也不會想到共產黨會開槍。可是經過8964知道會了，一下就鎮壓下去了。當時鄧小平不是說了嗎？殺20萬人保20年平安，這話多狠吶！老百姓能奈何得了政府嗎？老百姓手裏只能拿個磚頭砍出去，連個刀都沒有。
六四後的第二天，一直到後來幾個月，北京街上都是戴着頭盔站崗的荷槍實彈的大兵，立交橋上也都是戒嚴的士兵，心裏看着真不舒服。我也想，我連自己都左右不了，還能左右國家？只能上班養孩子，把孩子養大了，呼吸着霧霾、吃着有毒食品，大家都在苟且偷生沒有辦法。
作為六四的親眼目睹者，我永遠也忘不了，這也是為什麼每年我都去王楠遇害的地方，在馬路邊上坐一會兒。每年六四，便衣警察、警察、警犬到處都是。現在是一年365天，進天安門廣場都要安檢。
記者：您對中國今後有什麼希望、覺得中國應當朝哪個方向走？
我覺得希望太渺茫，現在他們（共產黨）都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我覺得對於皇上來說，我們是子民，其實連子民都算不上，就是長工。我們的主人給我們一點工錢，然後派狗腿子看着我們，給我們點吃的，我們給他們打工，所得到的微不足道、僅能活命。現在北京的房價十幾萬人民幣一平米，這根本不是人的價格，物價也老漲。
記者：您對習近平這些年執政怎麼看？
晏先生：習近平與我年齡相仿，他比我小一歲，我就是一個工人，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習近平和我一樣，我們倆的知識層次差不多。但他跟我想的可差遠了，我做不了他做的事兒。假如我當上皇上，我不發愁錢、對物質也沒要求了，因為什麼都有了，我就會想做點兒流芳千古的事兒。習總為什麼不想做點流芳千古的事兒呢？所以我對中國沒希望。現在國內就是紅色恐怖，現在他們（黨）決定我們吃什麼、喝什麼、說什麼、想什麼，都歸他們管。
之後，我們又接通了張先玲女士的電話，她很感謝晏先生的勇氣，講出他的六四所見，並相信晏先生的話是準確的：
「你採訪的這位先生說的這個情況是對的。他說的南長街南口是對的，說兩個小孩也可能對了。當時王楠到底跟誰去的，我也不清楚。您採訪到的這位先生說他看見兩個小孩，都帶着頭盔，軍隊開槍了，一個小孩拉着一個小孩跑，然後那個小孩轉過身來照相被打倒了，那個小孩是王楠，這是肯定的了。而另外那個小孩我也不知道是誰，但這個情況是有可能的，因為也有人說當時是兩個小孩。但是即使這個孩子現在還在的話，他也不敢出來澄清，因為這個事情在中國你也知道，受到的壓力是很大的，他會連累他的家人。」
晏先生最後表示，他希望通過我們的節目問候82歲的張先玲大姐，盼望她好好活着，看到愛子王楠冤案昭雪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