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經常感嘆人生的短促，但短促豈非是一種幸運？如果我們把一個人的生命中所遭遇的痛苦和不幸，統統擺在他的面前，他必定會大吃一驚，不寒而慄。——海洛德斯
在二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中，我曾經被五花大綁地站在眾人面前，當場宣佈「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甚至推向了「刑場」，結果並沒有「執行」。那些既像鬧劇又像悲劇的日子，連一貫自詡「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都破例承認那段日子為「十年動亂」。被愚弄得暈頭轉向的普通百姓也開始清醒說，那是一段「荒唐的歲月」。荒唐的表現多種多樣，其總體效果卻都是令人感到好笑，但不是輕鬆的笑，而是沉痛的苦笑，為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優秀傳統的快速異化、為她的道德淪喪所帶來的尷尬笑出悔恨的淚水……
1958年，我因被劃為極右份子判了勞教，當年的勞教沒規定期限，三年以後，仍然看不見解除勞教的曙光，這已超過了我耐心的極限，乾脆一跑了之。不足三個月便將我緝拿歸案，隨即在看守所關押了三年多，1965年，以投敵叛國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八年投入勞改，後輾轉來到地處大涼山的國營雷馬屏勞改農場。不久就開始了「文化大革命」。這場「大革命」實際上也就是「偉大領袖」帶領全國人民向「左」的方向狂奔亂突的一場運動。現在敘述起來，沒親身經歷過的人甚至難以相信，一個文明古國的子民竟會弱智到那般地步。
不妨舉出些我曾被強制執行過的例子：勞改隊偶爾也要站站隊，監管獄吏在隊列前高喊口令，過去一般都喊「向右看齊」，這時一律改成「向左看齊」；又例如隊列前進的方向是右前方，按理喊一個「向右轉，齊步走」就可以了，但「右」涉及到方向和路線的問題，患有「恐右症」的指揮者寧願連喊三遍向左轉，犯人們就在原地轉三次，終於轉向了右前方，然後才能齊步走。這類脫了褲子放屁的傻事，我當時就覺得滑稽可笑，但是我不能笑，也不敢笑。因為昨天晚上才開了鬥爭會，打得那個來自長壽縣名叫修自達的老反革命份子遍體鱗傷，揭發出來的反動言論是他說：「在國民黨統治的舊社會，我們是敢怒而不敢言，現在你怒都不敢怒」，這句話屬於「今不如昔」的反動言論，它被指稱「惡毒攻擊」了社會主義制度，我當然不願意因為犯「惡毒攻擊」罪而遍體鱗傷。
犯人也能看報紙，偶爾也能得到點小道消息，甚至會聽見幾聲槍響，不久有消息傳來說發生了武鬥，我當時認為這也許是當今世界上發生的最奇特的戰爭，因為交戰雙方的戰士都呼喊着同樣的語錄，穿着同樣的服裝，還唱着同樣的歌曲去流血廝殺，特別令人不可理喻的是，他們誓死捍衛的竟然是同一位英明領袖。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我不敢向任何一個人提問，因為我怕因犯「誣衊大好形勢」罪而遍體鱗傷。
我們隊上有個名叫殷仲岷的犯人，他原是西南師範大學畢業的中學教師，與我有點「臭」知識份子「臭」味相投的私交。他在隊上負責教唱語錄歌曲。我學的第一首語錄歌和全國人民學的一樣，就是那首轟動一時的「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才練了一遍，不知為什麼我竟然撲簌簌地掉下了眼淚。我十四歲時從武漢博文中學初中畢業，那是一所基督教教會中學，自願去做禮拜時學生都得在風琴的伴奏下吟唱讚美詩，其中有的曲調的確優美動聽，列入世界名曲也當之無愧。我想強調的是那些讚美詩所蘊含的質樸謙卑精神，聲聲薰陶着信徒們的崇高心靈，那才配稱為音樂。而今天我們這群赤手空拳的囚徒，在周邊的刺刀槍口的脅迫之下，去扮出一副高聲歌唱的樣子，叫罵般踐踏自己的理想和信念，這種是非顛倒善惡換位的醜惡現狀，難道不值得我這血性男子放聲嚎啕嗎？但我不敢這樣盡情慟哭，只能默默流淚，因為我害怕遍體鱗傷。
沒幾天，殷仲岷對我們共同的一位私交說：「我發現張先痴唱語錄歌時從來不張嘴」，這句話把我嚇了一跳。須知在危機四伏的勞改隊（甚至毛澤東時代），一句衝口而出的玩笑話，演變成一場頭破血流的政治災難也不足為奇。以後我就開始唱了，因為我怕因牴觸語錄歌曲罪而遍體鱗傷。
後來「文化大革命」愈演愈烈，監管獄吏凸顯自己的立場堅定，對犯人的管理也跟着升級。除了已規定的監規紀律七章四十二條外，又加上了「五報告十不准」的嚴管新招。更加上獄吏們為顯示自己的威力無窮心血來潮的臨時規定，比方說其中有這樣一條：「路遇幹部或軍人，十米以內必須立正報告，並側身路邊讓他們走過」。我的一位好友，達縣人名叫黃成良，他是我的同齡人。雖然他比我大三歲，但「刑齡」相同，都是十八年刑期的反革命。他是全隊聞名的迂夫子，老實人，戴着一副上千度的近視眼鏡，就是這樣，他讀《毛主席語錄》時，旁邊的人看見也會認為他是在親吻語錄，可見他視力差到什麼程度。
有一天他氣喘吁吁地擔着一挑紅苕行進在路上，迎面走來兩位徒手的「戰鬥力」（按犯人也常被稱為勞動力的公理換算，看守兵也可稱為「戰鬥力」），他卻什麼也沒有看見，直到耳光扇掉了他那副已有裂紋的眼鏡，一陣拳打腳踢充分體現了階級鬥爭的尖銳性，最後以階級敵人口吐鮮血的慘敗而告終。
1980年我平反後曾專程到達縣去看望他，他做了一桌豐盛的家常菜來迎接我，還專門把全家兒孫叫回來，讓他們認識一下這位同甘共苦十餘年的張叔叔。席間談到那場痛打，他仍止不住老淚橫流。第二天我們同到照相館合影留念，然後殷殷惜別，沒想到我回單位才兩天，他兒子來電報稱他因患腦溢血而去世，我因為剛剛請假歸來，平反後上班不久，連續請假實在難以啟齒，未能前往弔唁，成為我愧對成良兄英靈的終身遺憾。
就在那所謂的兩條路線鬥爭尖銳複雜的當口，我由通木溪中隊部調到了上通木溪分隊，又稱二分隊，這分隊大約有一百五十人左右，旱地面積較大，水稻田少一些。不久我學會了犁田耙田，加上我身高一米七五，年齡三十多點，一眼看去就是一個棒勞動力，終於成為水稻班的一員大力士，監管獄吏階級覺悟空前提高後對我說：「力氣大有什麼用，關鍵要看你的勞動態度。」我的勞動態度端正到十二萬分，比方說我耙田時，在田中遇到一塊大石頭，一般人把耙子提一下，邁過石頭就算了，而我想到這石頭挪開後還可以多栽幾窩秧苗，或者想到其他犯人犁田耙田遇到這石頭不小心甚至會損壞農具，所以只要勉強抱得動，我決不害怕弄得一身泥水，也不怕影響工效，總得將它抱到耙子上，讓耕牛拖到田坎邊，再將這石頭抱起來扔掉。像這類壞人做的好事多得不勝枚舉，如果我今天忘了把它寫出來，世界上就沒人知道，目睹這類行為的見證者就只有我身邊的那條老水牛，但是水牛卻什麼也不能證明，因為它雖然學會了犁田卻永遠學不會說話。
後來，在較長期的勞改實踐中我又發現，凡屬於知識型的反革命犯，他們干任何一種勞動都十分有責任心，比方說玉米間苗中耕，如果反革命犯在使用鋤頭時無意間鏟斷了一根健壯的玉米苗，他的心臟都會因誤殺無辜而緊縮一下，並深深感到遺憾，但這不是對他媽的黨和政府的遺憾，只是對這一株健壯玉米苗的遺憾。許多刑事犯他們就較少有這類感受，如果他那天心情特別不好，興許他會故意地鏟斷若干株健壯苗，或者干出其他破壞生產的事。反革命就不同，他寧可寫幾句諷刺打油詩來發泄，也決不願傷及無辜，即便它是一株沉默的玉米苗。
如果對應樣板戲裏各類反革命對生產的破壞，似乎我所接觸過的「同行」都嚴重失職。以上列舉的好事和壞事都是不可能有旁證的個人行為，為什麼按階級鬥爭的規律該幹壞事的人不干，不該乾的人卻幹了，簡直讓我搞不懂。我對心理學一竅不通，我的弟妹們考大學因為我的關係沒一個能通過政治審查，有的進了大學還得哭哭啼啼地抱着鋪蓋回家，對於這種屬於心理學方面的有點高深的問題，到今天我的親朋中也沒有誰能作出回答，弄不好我得將這個問題帶進骨灰盒。
成天和各種類型勞改犯打交道的監管獄吏，他們在觀察中不是看不見「知識型反革命份子」的這種「頑固的責任心」（如帶着某種情緒來解釋甚至說成是「劣根性」）。因為獄吏們頭腦中有許多不能更改的條條框框，比方說「知識越多越反動」、「反革命決不會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直至滅亡」，這些「一句頂一萬句」的「最高指示」在指導和判斷他們的是非觀，因此他們決不相信反革命份子會做出任何一件好事。
我們水稻班有幾個二十歲左右的盜竊犯，這類性質犯罪一般判刑都比較輕，與萬惡的反革命有天壤之別，也許他們危害的常常是平民老百姓吧。這類小青年偏偏喜歡和知識型反革命接近，可能是潛伏着的求知慾還在內心涌動。但如果這類年輕犯人出了問題，哪怕是偷了兩根紅苕被逮着，他曾接近過的知識型反革命肯定被株連，並且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株連，而是株連成幕後支使者，或者俗稱為「搖鵝毛扇子的」，或簡潔點命名為「座山雕」，還可以進一步簡化成「黑手」。鬥爭會上監管獄吏暗藏殺機地宣佈：「這不是兩根紅苕的問題，這背後有陰謀、有黑手……」
我在勞改期中，遭遇類似「兩根紅苕陰謀」的飛來橫禍多得難以計數，所幸紅苕、玉米任獄吏們怎樣「上綱上線」，也不可能上成手榴彈原子彈，其數量也畢竟只有兩根也不可能上升到兩噸，一場「遍體鱗傷」的皮肉之苦決不算最壞的結果。如果偷紅苕者此番變了花樣竟然越獄逃跑，抓回來的鬥爭會上又打又捆追問幕後黑手，逃跑犯被捆在手臂上的繩子「咬」慌了，臨時編造謊言以圖自保，便按「階級鬥爭規律」誘導者暗示的方向，誣稱系本犯之黑手所策劃，不由本犯辯誣，取出早已備好的繩子捆起吊起來一個超級「遍體鱗傷」，品嘗品嘗痛不欲生這句成語的名不虛傳。
像我這種敢於以「資深勞改犯」自詡的老頭，如未曾把十幾套勞改服穿成巾巾吊吊是斷然不敢夸下這個海口的。憑我這非比尋常的勞改資歷，在這個魚龍混雜的群體中，自稱見多識廣估計也不會有人說我自吹自擂。就以自己被捆和目睹旁人被捆的數量和質量為例，被這種中國特色的殘酷刑罰折磨得呼媽喊娘跪地求饒大小便失禁者司空見慣不值一提。這裏只舉一個痛得無法忍受竟然快步沖向遠處一根方形石柱的銳角上，圖謀「以卵擊石般自我槍斃」一死了之，以至血濺滿地當場昏死，半月後傷愈出院。頭頂正中留下一條深深的凹槽長約七公分。此公姓塗名國華（我幾乎花了十天時間才終於想起他這個名字），江安縣人。在不准蓄留頭髮的犯人光頭上，只要天老爺一睜眼，就能看見他頭頂上那條永不消逝的傷口，他卻悄悄地對我說：「狗日的，老子沒想到腦殼那麼硬」。
像上述涂姓犯兄的「自我槍斃」創舉，似乎與「長痛不如短痛」的祖傳秘方不謀而合，我所記得的也僅此一例。我本人在被捆得痛不欲生時，也曾產生過類似「自我槍斃」的衝動，但終歸缺乏「臨門一腳」的魄力望而卻步，此後我與涂姓犯兄多有接觸，不排除我想從他那裏得到點「臨門一腳」的秘笈真傳，他回答我說：「你以為世界上什麼好事都可以學得會嗎」？緊接着是一聲嗤之以鼻的冷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