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查德·派普斯在《舊制度下的俄國》一書中給出了一個極其精彩的觀點：「俄國總是可以證明，需要以新的征服來保護舊的土地」，其邏輯是「只有掌控了全球，這個國家才可以說被完全保護起來，不用再害怕外部的威脅。」
同時，「隱藏在『國家任務』這一崇高口號背後的是最為世俗的現實：攫取他人財富以滿足俄國自己對於土地的貪婪欲望，並在這一過程中穩固君主體制在國內的地位。」
這個觀點完全可以貫穿俄國的歷史主線，很好地詮釋其擴張主義的由來。
俄國的擴張主義有許多內在因素，比如經濟模式、土地制度和人文傳統，其中土地的因素或許最為關鍵。
派普斯寫道：「幾乎在整個19世紀，俄國農民所使用的基本農具是一種名為『索哈』的原始耕犁，這種犁的最大入土深度只有10厘米，僅能將土壤劃開而不能發揮翻地的作用，其優點是只需要很小的牽引力，而速度是一般耕犁的十倍。俄國的基本作物是黑麥，之所以選擇黑麥是因為它對北方氣候和貧瘠土壤的耐受性和適應性較好。它也恰好是產量最低的穀類作物。從16世紀至19世紀，俄國農民普遍採用三圃制進行耕種，這種耕種方式要求1/3的土地保持休耕狀態以恢復肥力。」
這樣的農業體制極其不經濟，英格蘭早在中世紀晚期就已經將之棄用，但在俄國，人們對此早已習慣，甚至不想改變。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俄國，「人們全部的智慧都用於如何儘可能少地投入時間、精力和金錢來充分利用土地。每個俄國人都力圖從土地中解脫出來：農民認為沒有比放棄土地，去做一個小販、工匠或者放高利貸者更好的選擇了；農村的商人則希望成為貴族；貴族則希望進入城市或在政府機構擔任一官半職。」
也就是說，在俄國的歷史上，農業始終處於邊緣地位，土地無法成為國家財富的主要來源，僅僅用來維持基本生計而已。
俄國的擴張速度之快，在人類歷史上也是數得着的，但土地並不等於生產力。到17世紀中葉，俄國已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國家，沙皇所擁有的財產則以史無前例的速度飛快增長。從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末，莫斯科以平均每年獲取3.5萬平方千米土地的速度持續了150年。1600年，莫斯科公國的面積已等同於歐洲其他部分的總面積。17世紀上半期征服的西伯利亞，則兩倍於歐洲的面積。即便按照當時的標準，這個擁有廣袤領土的國家人口也可謂稀少。俄羅斯的大部分領土被原始森林所覆蓋，且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完全的荒野。正如書中所言，「如此稀疏的人口密度，在很大程度上解釋了莫斯科公國的貧窮和有限的機動能力。」
作為世界上地理位置最北的國家之一，俄國北方的土壤貧瘠，歉收是家常便飯，農耕時間也非常短，僅有西歐地區的一半。俄羅斯農民雖然能夠養活自己，但無法實現顯著盈餘，所以更願意開發新土地，這正是俄國歷史上熱衷擴張的內因之一。
由此衍生的政治制度也與土地問題相關，派普斯在書中分析了12-16世紀俄羅斯封建制度與西方封建制度的根本區別。
西方封建制度採用了政治的分權化，封君與封臣之間是契約關係，土地佔有也是有條件的，但從莫斯科公國到俄國，都採用了完全不同的方式，尤其是沒有私有制的概念，大公和後來的沙皇擁有一切，這就造成俄羅斯在價值觀層面始終無法走向真正文明。
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時代原本被視為轉折點，但仍然沒有脫離專制軌道。儘管她一度鼓勵媒體發展，提倡啟蒙思想，但1789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她為了維護自身統治，立刻開始鉗制言論和思想。
俄國在制度層面許多根深蒂固的問題都與擴張思維有關。比如腐敗問題，因為擴張是首要任務，因此就必須確保軍費，這就導致行政機構缺少經費，沙俄政府甚至在長達數個世紀裏沒有給公務人員發薪水，允許他們運用權力養活自己，這無疑是公開鼓勵貪污腐敗，也讓權力徹底失控。
官員的高度腐敗，自然會使得民眾缺少發展空間。個體農業和私營經濟無法大規模發展，更不可能像西歐那樣形成真正的市民階層和中產階級。正如書中所言：「一邊呼喚俄國人民的公共情感，一邊又否認他們在面對強大的國家時有任何法律或政治上的保障，這顯然是矛盾的。」
因此歷代俄國人有一個共識：在俄國想要獲得財富，唯一方式就是與政府合作。這導致富人階層沒有真正的政治立場，更不可能推動社會變革。即使是彼得一世和葉卡捷琳娜二世的改革，俄國工業革命也只不過是西方技術與奴隸制的結合而已，同時「所有公共機構與社會生活的表達，無論是否具有政治意義，都要落歸官僚階層的管理之中，更確切地說是落歸安全機構的管理之中。一切皆受管制，一切皆被政治化。」
所以，派普斯又給出了一個貫穿俄國歷史的結論：「俄羅斯統治者拒絕自願出讓給其臣民一丁點政治權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