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深秋的一個下午，快放學時，忽有五六個民兵在一個大隊幹部的帶領下熱熱鬧鬧地從校門口經過，其中兩個民兵還背着步槍，他們中間還跟着兩個個頭跟我們相仿的男孩，老師和學生都來圍觀。兩個男孩一下見來這麼多孩子，儘量往大人後邊靠。那大隊幹部大聲喊：「雲龍、雨龍，你們過來。」兩個本想躲閃的孩子怯怯地走了過去。那幹部告訴老師：「那稍高一點叫雲龍，矮的叫雨龍，是王時仙的仔。」老師恍然大悟：「原來你們是去接他們回來。真是不覺過去四五年了，看他們都長這麼大了。」
去接這兩個地主仔回村的事在村中已傳一段時間了。有些村民不同意這麼做，認為孩子太小，大的不足十歲，小的不足八歲，接回來以後怎麼生活？然而大隊幹部與村中一些階級覺悟高的群眾的觀點相反，說必須掌握改造地主分子的主動權。
王時仙是我們村唯一的地主。他祖上幾代單傳，積累下來一些土地。我村在附近還算個大村，有兩百多口人，不劃出個地主說不過去，就定了王家。當時王時仙還不足十五歲。
文化大革命開始，改造多年，比貧農還貧農的王時仙一下成了專政的重點。1968年，在大隊的一次大批鬥之後，王時仙終於死了。關於他的死，有說是被用棒子活活打死的，有說是把頭按在水中溺死的，還有說是用電電死的。王時仙當時不到三十歲，撇下了五歲多的雲龍、三歲多的雨龍和一歲多的女兒。在極度恐懼中，王時仙的妻子帶着三個孩子逃回離我村有近二十里山路的娘家。
轉眼六年過去了，村中一些幹部看別村階級鬥爭熱火朝天，深感本村沒地主可鬥的寂寞，於是就要求將地主的兒子帶回村來接受改造。我村屬廣西，雲龍、雨龍的外婆家屬湖南，在那個糧食緊張、戶口管理極嚴的年代，跨省要人回來，手續是很麻煩的。然而當時階級鬥爭掛帥，一切給階級鬥爭讓路。由大隊幹部出面，基幹民兵為主，組成接回地主仔工作隊，先後三次去湖南。在湖南地方當局積極配合下，工作隊終於如願接回了小地主雲龍、雨龍。
他們原本想將三個地主仔一起接回來，由於那村一批覺悟不高的群眾出來勸阻，更兼地主婆（王時仙的妻子）牽着那六歲的女兒跪地哀求，村里許多群眾也跟着下跪，工作組就高抬貴手了。不過已經說好，待孩子長到十歲後，還是要抓回村接受改造。
大隊幹部對師生、村民繪聲繪色地講着接地主仔的曲折而輝煌的歷程，兩個地主孩子卻在那裏偷偷落淚。故事講完，大隊幹部極為榮耀地帶着自己的戰利品——兩個地主仔，在村民簇擁下往村中地主家的老屋走去。
那近五年沒人住、也無人管的屋，門半掩着。幹部讓兩個地主仔進去，並說這是你們的老屋。誰知那倆個孩子一聽到老屋，就驚恐得全身顫抖，想轉身逃走。大隊幹部連推帶拉，硬是把他們塞了進去。進屋後，倆個孩子再也忍不住，大哭並哀求那大隊幹部將他們帶到別處去。大隊幹部根本不理會，也不問原因，只交代身邊一個跟來的老農說：「你也算是這地主仔的本家，平日就幫着照看一點，可別讓他們跑回他娘那去了。跑了就拿你是問。」老頭唯唯應着。兩個孩子緊張地瑟縮在一塊，村民在暮色中紛紛散去。
我到家時，父母正悄悄議論接回地主孩子的事。母親連連嘆息說：「真是作孽啊！那么小的孩子，今後怎麼生活？讓他們住在那平日大人都不願進的鬼屋中，他們肯定害怕。」
那老宅是王時仙祖上留下的。文革開始，革命群眾沖入老屋鬥地主，將王時仙反綁雙手，高吊在屋樑上，要他交代「變天賬」。在反覆拉上拉下的吊罰中，王時仙痛苦的喊叫聲響徹全村。每次吊打王時仙，還將一家老少綁屋中觀看。雲龍、雨龍眼睜睜地看着父親被吊打，多次昏死過去，屎尿並流，嚇得大哭，為此他們也挨了紅衛兵的毒打。後來他們的祖母也吊死在這老屋的樑上，祖父也在這屋中被折磨死。
他們母子去姥姥家以後，這屋中再沒人住。村中傳說，雷雨的夜晚常能聽到屋中傳出悽厲的哭喊。村里大人都不讓孩子到這屋裏來，隊裏也不敢拿這屋存放東西。雲龍兄弟到他老屋時之所以顫抖、哀哭，顯然與當年刻骨銘心的恐怖記憶有關。後來他們兄弟只住在屋角上的一間小房，從側門出入，從不到堂屋去。
我母親與雲龍的母親是同村人，從小就認識，後來又嫁到同村，自然是好朋友。文革前每年回娘家拜年，我母親跟雲龍的母親總是結伴而行。文革期間，我母親每年回外婆家時，總會偷偷去看雲龍的母親。雲龍、雨龍被抓回村後，我們很快成了朋友。母親經常叫我去看看他兄弟倆。那時大人是不敢明目張胆關心地主仔的。
雲龍、雨龍兄弟被接回村後，就被那些階級覺悟高的幹部像扔垃圾一樣丟棄了，沒有人會想到關心一下他們的生活。兄弟不到參加集體勞動的年齡，沒法掙工分，就承擔了村中的養豬工作。每年將養的豬送到生產隊，按豬的重量結算工分分糧食。那年月，連人都吃不飽，拿什麼餵豬？可是養不出豬，年底就分不到糧食，沒糧食就沒法活。養豬難，不養更難，於是兄弟倆只好起早貪黑，到田間地頭扯豬菜。一個近十歲的孩子牽着個近八歲的孩子，無論風雨，每天都得采幾筐豬菜。幾年下來，兄弟倆竟比村中老人還熟悉山上人能吃的植物。在采豬菜時，他們也在努力尋找自己能吃的東西。
采豬菜不易，砍柴更難。煮豬食需要大量的柴，砍柴須走十來里山路。成人早上去，晚上才能砍回一擔柴，孩子砍柴就更難了。豬養得不好，糧食也分不到分量。兄弟倆一年只能分到四百來斤稻穀，每人每天不足半斤米。正是長身體的年齡，這點糧食就算餐餐煮粥也吃不到半飽。至於穿衣服，兄弟多年都是穿着從他母親那裏來時穿的那套秋裝，變化的只是不斷增加的補丁。
兄弟倆被從母親身邊帶離時在上學，大的三年級，小的一年級。接回村後，上學就甭想了。哥兒倆對上學充滿嚮往，每看到同齡的孩子背着書包去上學，都遠遠站在路邊呆呆地看。村中的孩子，只有我跟他們熟，別的不是欺侮他們，就是遠離他們。每天放學後，我也常幫家中扯豬菜，我們經常相約在學校前面三百多米的一個小山坡後見面。我曾多次要求他們到校門口等我，但他們堅決不去。他們常常就在那山坡後的草地上等我，以致那裏有一塊地方被他們兄弟臥得連草也生不出來了。他們趴在那裏等我，能清楚看到學校，學校的師生卻看不到他們。他們常常早早採好豬食，就到那裏趴着看學校，順便等我。我每次放學後到那坡後，他們就圍着我問當天的學習。我拿出書本給他們看，兄弟倆輪流看語文、數學。為了這份友情，兄弟倆經常把好不容易采來的豬菜分一些給我。
有一年兒童節，學校在教室外的空地上表演遊戲節目，歡度節日。結束時天快黑了，我匆匆趕到山坡後，發現雨龍一個人在那坡上已經睡着了。他滿臉淚痕，可能哭得累了，又等我太久了，就睡着了。我在他身邊坐下，他醒了，很不好意識地擦擦眼睛問：「你放學了？今天怎麼這麼晚呢？」其實他知道為什麼這麼晚。他肯定在這偷看我們玩遊戲很久了，也肯定因為觸動太大，太傷心了，所以才哭得睡着了。我奇怪他哥怎麼不在，他告訴我說，哥哥有點感冒，先回去了。正說着，哥哥又來了。他也是雙眼紅腫，好像剛從水邊洗臉回來。他見我也不好意識地說：「今天放學真晚噢。我們回家去吧！」兄弟倆都低着頭，我們一起回村。
每年春節，他們兄弟就躲在家中不出門，甚至整天不生火。在村中鞭炮與孩子的嬉鬧聲中，兄弟倆躲在被中哭泣，哭累了睡，睡醒了又哭。他們思念母親，也深深掛念着自己的妹妹。有幾次我母親回外婆家，他們偷偷將自己省下的好東西，托我母親給媽媽、妹妹帶去，有一次竟將僅有的一隻雞托我母親帶去。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雲龍、雨龍兄弟喜歡到離村較遠的一個高山上去采豬菜，其實那山上並沒有什麼豬菜。有一個星期天，我要求跟他們到那高山上采豬菜。他們儘管不太樂意，也不好拒絕我。到那山上我才發現，他們是為了能遙望他母親所在村後面的高山，猜想着自己的母親也可能會帶着妹妹在那山上幹活。兄弟倆看着，談着，情不自禁地流着淚。
兄弟倆有時候生病，或受傷，或受村中別的孩子毆打，從來沒哭過。除了我曾見過幾次他們哭泣，村中其他人應該很少看到他們流淚。有幾次外村拉人到我村游鬥，村中那些狂熱的階級鬥爭幹部就把他們兄弟倆拉來陪鬥。每到這時，他們兄弟那滿臉的痛苦，實在讓人不忍多看，但這種時候卻從來沒見過他們流淚。他們只是默默低着頭，緊緊咬着嘴唇。有兩次，被激起階級仇恨的群眾衝上台，毆打別村的被鬥者，順便將他倆也揍了。被扶回家時，他們沒哭，人都走後，他們才縮在被子裏痛哭。多少年後，兄弟倆只要一聽說開大會，就渾身不自覺地發抖。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對地主的階級鬥爭結束了。兄弟倆唯一的願望是回到自己母親身邊，因為自1972年被帶離母親後，母子就再未見過面。
（選自《黑五類憶舊》第八期，2010-1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