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藩市舉行的「習拜會」吸引了世界目光之際，一場迥然不同的盛會在中國上演。在這場盛會上，小提琴、大提琴、雙簧管和單簧管成了兩國代表的交流手段。
我在北京寫下這篇通訊之時，距離費城交響樂團在「乒乓外交」的關鍵期成為首個在華演出的美國交響樂團過去了幾乎整整50年時間。我與費城交響樂團的音樂家一起訪問中國兩周，參加了中美音樂家聯合舉辦的音樂會、大師班、室內樂表演和座談會。
讓交響樂團來幫忙解決世界的問題似乎是個天真的想法。但畢生從事音樂的經歷讓我確信，努力儘自己的一份力不僅是值得的，也是我們的責任。美國政府當然支持這樣的想法：國務卿布林肯最近宣佈了「全球音樂外交倡議」，進一步強調了文化外交擁有造福世界的強大力量的理念。我們對中國的訪問正是該倡議的首批演出項目之一。
自1973年費城交響樂團的歷史性訪華之後，我們又去了中國12次。這並不意味着對中國政策的認同。相反，我們的中國之行意在表明，我們相信交流帶來變革的可能。這些實踐證明了一個真理，那就是音樂所能傳達的共同思想和情感是超越語言本身的。
上個月，亞洲協會授予費城交響樂團「亞洲創變者」大獎，表彰其在中美關係最艱難的時期依然堅持不懈，儘可能頻繁地重訪中國維繫音樂交流。外交之路漫漫而修遠。就像古典音樂這一有着數百年歷史並在不斷發展變化的藝術形式一樣，它教會了我們耐心。
在各國元首相聚一堂的亞太經合組織會議上，美國官員無疑強調了美國的價值觀。一個交響樂團又該如何去強調呢？
值得欣慰的是，我們不必擔心高科技貿易禁令、投資限制或是關鍵原材料獲取所面臨的威脅。但交響樂團是社會和民主理想的縮影，我們的目標只能通過合作、聆聽和對話來實現。我們能進入專制政權國家這一事實本身似乎就已經非常不可思議了。
音樂廳提供了一個民主化的空間。燈光暗下來，指揮揮出重拍，樂團演奏開始。從那一刻起，所有人都平等地沉浸在相同的體驗之中，專注而自願地合奏，共同致力於呈現出最佳效果。
若論交響樂團最重要的特點，那就是只有在每一位音樂家和聽眾都必須心心相通的情況下，演出才能動人，才能傳遞出音樂的激情與美。如果某位音樂家放得有點開，那另一位就必須收一點，這是音樂的實時塑造，是共享的直覺交流。所有人都必須與彼此完全合拍。
音樂能把世界從崩潰邊緣拉回來嗎？2008年初，我參加了紐約愛樂樂團在平壤舉行的音樂會，那次演出旨在給朝鮮無核化六方會談增光添彩。當時，觀察人士乃至許多音樂家自己都在懷疑這樣的努力到底能否帶來任何好處。但對在場約400名美國人組成的代表團而言，卻是一次極其鼓舞人心的體驗，這其中包括了樂團、支持者，以及自國務卿馬德琳·奧爾布賴特2000年訪朝以來規模最大的外國記者團。
用最簡單的話說，在平壤發生的一切就是一群不共戴天的美國人和朝鮮人共坐一堂幾個小時，聆聽德沃夏克、格什溫以及作為安可曲的朝鮮族民歌《阿里郎》，這首歌是朝韓非軍事區兩側每一位朝鮮族人的靈魂的一部分，許多聽眾聞之落淚。
但一切又遠不止於此。音樂廳內共通的那份情感永遠鐫刻在我的腦海里，我相信也會銘刻在所有在場者的記憶中。我們在外交、政治和社會層面上天各一方，但因為音樂，我們的人性達成了互通，哪怕那一刻十分短暫。這是真正的進步。
在為期兩天的音樂交流及討論結束後，當我們離開平壤之時，一位樂團行政高管回憶起1959年愛樂樂團與倫納德·伯恩斯坦一同訪問蘇聯的經歷，並指出那次巡演距離柏林圍牆倒塌都還有30年時間。我想，在朝鮮的這段故事還沒到收尾的時候。
我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長於倫敦，並踏上了藝術管理的職業之路。1999年，我得到了在美國的一份工作，來到芝加哥交響樂團的藝術部門，當時該樂團的音樂總監是指揮家丹尼爾·巴倫博伊姆。我見證了他的最重要成就的誕生，即西東合集管弦樂團。他與巴勒斯坦裔美籍學者愛德華·薩義德這位老友和知音創辦了該樂團，後者於2003年去世。我策劃了西東樂團的首次訪美之旅，演出匯聚了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其他阿拉伯國家的年輕音樂家。
隸屬於西東樂團的巴倫博伊姆-薩義德學院招收了來自這些國家的學生，如今該學校已經常駐於柏林。在中東形勢最絕望的時刻，這些學生仍在一起創作演出。在那裏，除了音符、技巧和理論，學生們還學習了音樂公民理念，成為了推動世界積極變革的新一代使者。
2019年訪華期間，我得到了中共外交部的一名高官交流的機會，他自豪講述了西方古典音樂在中國影響力與日俱增的成果。他想要傳達的意思是中國的全球影響力也在與日俱增。
他的說法遵循了黨的路線，我應該做的就是讚美他們的成功。（我保持了沉默。）然而，當我們離開正式會場之時，他輕輕把我拉到一邊，對費城交響樂團過去50年間在中國的默默耕耘表示了祝賀。
咄咄逼人的氣勢消失了。他回憶起1973年該樂團的來訪如何成為了他童年時餐桌上的愉快話題。他說，能與自己的孩子分享這段經歷令他十分感動。
「繼續堅持做下去吧，」他說。「這是美好的事業，也是我認為唯一有效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