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的閩南的紅軍頭領陶鑄怎樣通過綁架地主的孩子勒索錢財，方志敏領導的紅十軍在江西景德鎮以及浙江衢州怎樣大肆劫掠綁票。綁架我姑母和二表哥的，則是活躍在湘鄂贛地區一帶的由彭德懷、滕代遠領導的中國工農紅軍第五軍。紅五軍自平江暴動之後，一直在江西修水一帶游竄，並數次攻打修水縣城。每次，都會造成數百人的死傷。在這種反覆的衝突中，紅軍有時會佔上風，有時候又不得不敗走他處（《中國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在他們游竄鄉野之時，往往會殃及當地的民眾。我的姑母就在這個時候，不幸中成為他們綁架掠奪的對象。
中國曆朝歷代，都有土匪豪強綁架勒索的事情發生，但歷史上所有發生過的綁架都無法跟紅軍集團的綁架行為相比，因為只有紅軍的綁架行為，才是一種大規模的有綱領、有操作規範和操作程序的嚴密的組織行為。前不久去世的中國軍事科學院研究員，中共的黨史軍史專家劉統，在他2020年出版的新書《火種——尋找中國復興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中披露了許多紅軍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怎樣向富人勒索錢財的紅色＂軼事＂。這些利用黨史軍史史料而著成的本意在歌頌紅軍奮鬥的著作，不經意中卻向世界披露出許多血淋淋的往事。
譬如，《火種》一書中提到保存在古田革命紀念館裏的一份名為《籌款須知》油印文件，文件寫於1932年7月，其中有一章叫"籌款技術"，專門介紹紅軍如何籌款。就像現在傳銷團伙分發給傳銷人員的傳銷技術培訓手冊一樣，這個文件也是分發給紅軍作為內部培訓用的材料，換言之，可以稱之為"紅軍綁架勒索指南"。這個指南包括綁架勒索民眾的一系列策略和實施細則：在其中的小標題之下，如"一網散開，精密調查"，"迅速捉人，適當待遇"，"做好做歹，雷厲風行"，講述了怎樣私下探訪確定綁架對象，怎樣采點實施綁架行為，怎樣利用心理恐駭逼迫被綁架者以及家屬吐出錢財的一系列綁架勒索精要《火種一尋找中國復興之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書中還提到保存在古田革命紀念館裏的一份＂籌款公告＂：
＂查該屋主人賴仲卿確係著名土豪，平素為富不仁，壓迫工農，重租重息，盤剝備至。本地貧苦群眾恨之入骨，特罰籌軍餉大洋五百元，限本日內籌齊，送交本部軍需處。如逾期不交，即將衣服穀物分給貧民，並焚毀其房屋。此布
這份＂公告＂是印刷件，在名字欄留下空白，以利於隨時隨地填上不同的人名。筆者曾經有過疑問，為何紅軍在綁架我姑母時，勒索500大洋。這份公告似乎告訴筆者，這是紅軍綁架勒索時的＂市價＂。筆者曾查閱過中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前後的家庭平均收入，這筆錢遠遠超過了許多中國家庭的歲入（巫寶三等著，《中國國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中華書局1947年版）。我很難想像，當我姑父姑母在收到這樣的一張天價勒索公告時，心裏會是何等地絕望！
不殺人，不搶劫：自從人類脫離叢林社會，進入文明世界之後就一直是人類信守的基本道德準則。在人類歷史上出現成文法之前，這些基本道德準則以自然正義的方式表現出來。此後，當人類歷史上開始出現成文法，這些基本的道德準則更是具有了具體的規定和廣泛的適用性。如在公元前一千七百多年前人類歷史上出現的第一部成文法典——《漢謨拉比法典》中就有詳細的針對這種罪行的懲戒措施——殺人和搶劫在任何社會都被視作為彌天大罪。
人類社會的真實歷史的確充斥着大量的相反事例：這些相反事例之所以會被社會所容忍即被非罪化，甚至被鼓勵，完全取決於社會流行的意識形態為這種非罪化提供了什麼樣的合理化的依據。如果一種意識形態以異族、異端、和異類作為區分善與惡的疇域，那麼，對異族、異端、和異類的殺戮和劫掠就不但不被看作是犯罪，反而會被社會合理化：這就是人類社會中為什麼會存在種族之間（異族）的戰爭和屠殺（包括納粹的屠猶），存在不同宗教（異端）之間的戰爭（包括十字軍東征）和屠殺，以及不同種類（異類）人群之間的屠殺的原因。
馬克思的階級區分和階級鬥爭理論，則是把人類劃分為有產者和無產者，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從而把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劃為＂異類＂，進而合理化肉體上消滅這些異類（無產階級專政），財富上剝奪搶劫這些異類（打土豪分田地，收繳私營企業資本，公私合營）的主要理論來源。在＂我們何以會蹈入罪惡之海＂（草夫，＂我們何以會會蹈入罪惡之海＂。《共識網》，電子地址巳由於該網站被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