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別於戰後初期「歡迎祖國」的期待，1948年二二八事變周年當天，台灣人首次明確向國際社會發出獨立建國的呼聲。（維基百科／美國之音張永泰拍攝）
一九四九年國民黨政府在國共內戰中兵敗如山倒，共產黨中國崛起意味着東亞冷戰局面益加嚴峻。美國政府基於西太平洋戰略考量，不願台灣落入敵對陣營手中，不再主張落實《開羅宣言》。
美國政府必須插手台灣問題、阻止情勢惡化，但又不能大張旗鼓訴諸軍事武力介入，以免引來帝國主義之類的批評，反給予蘇聯攻擊口實，並擔心毀棄戰前承諾將招致中國民族主義劇烈反撲。這一整年內，美國國家安全會議多次討論台灣問題，擘劃各種可能方案，避免台灣赤化，提出的三種主要方案包括：一是試探台灣獨立運動，二為將台灣問題送上聯合國處理，三是排除蔣介石、扶持地方性的非共中國政權（a local non-Communist Chinese regime）。
美國政府果真接觸台獨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Formosan League for Re-emancipation, FLR）、觀察廖文毅等革命者、分析台獨運動潛力；也利用機會將台灣問題送上聯合國議程，期待透過集體決議分攤責任。但這兩個方案都因主客觀條件未臻成熟，無法獲致圓滿結果。
就在此時，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東亞冷戰情勢升高，迫使美國政府加速推動對日和約，重新扶植日本作為東亞穩定力量。國務院顧問杜勒斯（John F. Dulles,1888-1959）所主導的對日和約成為處理台灣問題的重要契機，在多方折衝下，一九五一年《三藩市和約》、一九五二年《台北和約》成功廢棄《開羅宣言》，促使台灣法律地位未定成為戰後迄今的特殊框架。
試探台灣獨立運動
二二八事件後，台灣人對國民黨政府強烈不滿。台南望族出身、東京帝大經濟科畢業的邱炳南無時無刻不想脫離國民黨統治的桎梏，他一度從母親處取得大筆私房錢，打算逃到日本未果，後來打聽到廖文奎、廖文毅兄弟在香港組織「台灣再解放聯盟」，正招兵買馬，暗暗決定投身其下。
一九四七年十月，廖文奎兄弟在上海就曾透過合眾國際社（United Press, UP）、聯合通訊社（Associated Press, AP）等媒體，發出台灣獨立運動的訴求。十一月起廖文毅等人又以台灣再解放聯盟文宣部名義，陸續向東京盟軍總部麥克阿瑟將軍、日本吉田茂（1878-1967）首相、首爾美國大使館請願，呼籲國際社會同情、支持台灣人的獨立運動。相關媒體報導引起中國政府警覺，台灣省政府主席魏道明特別在十二月施政報告時強力反駁，聲明「台灣永遠屬於中國的」。一九四八年二二八事變周年當天，由廖文奎命名、以追求台灣獨立為目標的台灣再解放聯盟在香港正式成立，廖文毅擔任聯盟主席。
有別於戰後初期「歡迎祖國」的期待，這是台灣人首次明確向國際社會發出獨立建國的呼聲，宣告戰後台灣獨立運動正式展開。
在任職華南銀行研究室主任的東大前輩林益謙引介下，邱炳南認識了任職於台灣銀行的莊要傳，共同起草台灣再解放聯盟向聯合國提出的〈台灣人公民投票請願書〉。莊要傳是艋舺人，日本統治時期讀中學時曾被特高警察逮捕，釋放後轉赴內地求學。在中央大學法學部才第一年，他就通過高等文官考試外交官合格，但因殖民地人民沒有擔任外交官的機會，後來考入《朝日新聞》，戰爭時期擔任香港特派員。
〈台灣人公民投票請願書〉完成後，由邱炳南默記在腦中，然後搭機到香港，廖文毅專程接機。兩人前往位於九龍金巴利道諾士佛台一號的廖文毅宅邸，邱炳南先以日文默寫出請願書草稿，再由廖完成英文打字稿。接着再前往美國政府駐香港領事館，面見副領事謝偉思（Richard M. Service），後者將台灣人的請願書潤飾成道地英文、重新打字，經廖文毅簽名後，寄送聯合國秘書長。
隨後，邱炳南返回台灣。但不久即在報紙上看到合眾國際社、聯合通訊社報導台灣人向聯合國提出請願、推動獨立運動的消息。雖然請願書出於自己的手中，但看到新聞刊出的邱炳南仍然感到極度震驚，立刻聯絡莊要傳，決定離開台灣。
出發前夜，時年二十四歲的邱炳南向母親說：「為了趕走國民黨，我現在要赴香港。」母親不畏縮地表達贊成。
莊要傳的妻子是個敏感的人，她很快地察覺到枕邊人的意圖，一度大吵大鬧要他放棄，否則將向台北市警察局檢舉。雖然兩人已育有一子，妻子又正懷孕，但是莊要傳心意已決。三十二歲的他哄騙妻子說要去上班後，直接潛赴香港，留下妻子獨力撫養兩個小孩。
天真的流亡革命家
台灣再解放聯盟成員活動範圍極廣，從上海、廣州、香港到東京都有他們身影，一九四九年起為發展組織也在台灣島內活動。美國政府為了試探台獨運動的可能性，駐南京大使館和上海、香港、台北領事館人員，以及盟軍總部政治顧問和各級情報單位，都曾與該聯盟人士密切接觸，並評估其未來發展性。
駐香港領事館副領事謝偉思可說是台灣再解放聯盟組成初期接觸最多的美國外交官，他提供給該聯盟種種協助。廖文毅、黃紀男等人以香港為運動基地時，謝偉思與他們定期會面，掌握該聯盟的訴求與實力，並密集向國務院遠東事務司、中國事務司提出報告。一九四八年秋謝偉思向國務院報告，廖文毅的台灣再解放聯盟是一個反共、親美的組織，宣稱有三十萬成員、整合十二個台灣人團體加入，估計達百萬台灣人支持，希望透過聯合國託管、公投的途徑獲得自治或獨立（self-government or independence）。但謝偉思認為，該聯盟對於台灣事務尚無實質的影響力，在港發展也嚴重受限於財務狀況不佳；為了獲得在日台灣人的財力支持，希望往日本發展。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在謝偉思的安排下，黃紀男、莊要傳、林順昌等三名聯盟成員來到東京，他們持着謝的介紹信拜訪了東京對日委員會美國代表團政治顧問史賓克（Charles N. Spinks）、麥帥首席政治顧問席博德（William J. Sebald,1901-1980）及手下莊萊德（Everett Drumright,1906-1993）等人。他們希望尋求美國代表團的保護，努力說服盟軍總部協助託管台灣，並提供支持台獨運動的活躍人士名單給美方。面對這些台獨運動者在東京的積極活動，國務院方面態度謹慎：
即使我們政策上支持台灣獨立運動，但任何支持或鼓舞此一聯盟的方式都是冒着極大風險的事。一則因為這個組織在台灣島上草根力量的強度不無疑問，二則該組織的領導人太多話，例如其中一人向史賓克指出我們在香港的總領事對聯盟及其活動非常友善，這將置我方政府於極其尷尬的位置上。
透過與廖文毅、莊要傳等人密切接觸，美方官員深入觀察獨立運動要角的人格特質。謝偉思很早就注意到廖言談間過於坦白、性格天真，並不是一個稱職的革命運動領導人，他在報告中詳細描述了對廖文毅的觀察：
廖文毅主要的興趣是狗，他有兩隻賽特犬（Setter）、兩隻狼犬（Alsatian）、一隻柯卡長耳獵犬（Cocker Spaniel），它們都受過嚴格的訓練，廖文毅非常依戀狗狗們。他讀了所有在香港可以取得與狗有關的書，並且非常享受與賽特犬一起在山丘上健行……
謝偉思在官方文書中對廖文毅的嗜好進行細微描述，乍看之下極為突兀、匪夷所思。但是，正是透過這些看似細瑣的描述，駐港官員呈現了廖文毅並不具有革命家、謀略家特質，反倒更像是大戶人家悠哉悠哉的「阿舍（a-sià）」。曾經亡命香港與廖文毅有過共事經驗的邱炳南，日後在回憶錄中也提到，廖文毅在香港宅邸有個當地少見的庭院，愛狗的廖先生養了賽特犬等五隻狗；為了從事革命運動而滯留香港的邱炳南雖然討厭狗，卻要和許多借住廖家的同志們一樣，分擔帶狗散步的任務。邱炳南的描述竟與謝偉思高度吻合。
謝偉思認為廖文毅的兄長廖文奎較有遠見，可提供該聯盟政策意見與政治指導，但廖氏兄弟存在某種緊張關係或憎恨情感，對家族財產處置有歧見。
這些台灣再解放聯盟成員一再向駐港美國官員要求協助和經費，甚至表示除非有美國的同情與幫忙，否則該聯盟的企圖終將失敗。面對這群義憤填膺、卻依賴美國支持的政治亡命者，謝偉思在給國務院的電文中如此描述：
廖〔文毅〕與黃〔紀男〕反覆重述他們希望美國台灣政策允許時能夠資助他們，這使他們看來像是廉價的政治投機者。我傾向相信他們的天真與坦白，與他們所表現出來的驚人的信任。如果我們需要傀儡，我的估計，這兩位領導人及他們的組織將樂意與我們一起工作，主要是因為他們看不到其他可將中國趕出島嶼的方法，也因為他們喜愛美國人，並信任我們的利他主義。
東京盟軍總部官員則透過莊要傳，掌握廖文奎、廖文毅兄弟行跡並進行評估。其實，莊要傳本身就對廖氏兄弟很不滿意、有很多批評，認為他們過度受中國思想影響，與台灣社會脫節，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他們兄弟二人並不在台灣，根本無法感受台灣人的憤怒與痛苦，難以成為合格的獨立運動者；更糟的是，廖文毅還與日本的黑市、走私活動有關。從莊要傳所透露的訊息，美方觀察到聯盟的內部分歧、廖氏兄弟的不孚人望。
東京政治顧問史賓克也與台灣獨立運動者接觸甚多，他如此評價這些革命分子：
莊要傳是個年輕、孩子模樣的人，行事舉止極為開放坦白，而且十分天真，很難給人是個密謀者的印象。林順昌是廖文毅的秘書，和莊一樣，也能說流利的英語，善變、愛好他自己的學術性觀點。
我對台灣再解放組織的運動並無良好印象，至少透過莊與林所顯示的，他們並未給我具有能力的領導者的印象，並且他們的想法似乎過於簡單與天真。……像莊與林這樣的人，表現並不讓人印象深刻，很難說是具有革命者的特質。
不過，史賓克也同意，這些年輕人相當具有勇氣，並有能力從事秘密活動，就像二戰前的朝鮮獨立運動者一樣，當時誰也想不到這些年輕人有朝一日可以位居要津。
缺乏實力的獨立運動
美方接觸台灣再解放聯盟，最關心的問題是該組織的政治實力與發展潛力。莊要傳等人於一九四八年底前往東京後，主要目的是與在日本東京的美國當局建立密切關係，並動員在日台灣人支持獨立運動，希望能在東京建立台灣人的臨時政府。
但是麥帥首席政治顧問席博德認為，台灣再解放聯盟爭取在日台灣人支持的可能性不高，因為許多人已分別支持共產黨或國民黨政府。他判斷，莊要傳等人在日發展目標並非爭取在日台灣人支持，他們真正想全力爭取的是東京盟軍總部對台獨運動的支持。官員也從日本外務省取得〈台灣在日居民調查〉文件，日本政府將在日台灣人大致分為託管派、民主派、國民黨派、中共派，其中即使是託管派都未必支持台灣再解放聯盟，而民主派、中共派勢力顯然較為壯大。日本政府的調查報告證實了該組織實力薄弱。
再解放聯盟在台灣島內的發展更為美方所關切。廖文奎曾於一九四九年初拜訪美國駐上海總領事柯保（John M. Cabot,1901-1981），抗議美國以軍事裝備援助國民黨政府。他暗示國共內戰一旦南京陷落，台灣人將會揭竿而起，進行武裝抵抗行動，並有成功可能，因此呼籲美方應對台灣人自主性反抗行動保持中立。國務院為此向美國台北領事館查證，總領事克倫茲（Kenneth C. Krentz）相當不以為然，他認為再解放組織影響力甚小，且與其他團體缺乏整合，懷疑他們所說的武裝行動都是誇大其辭；台北領事館人員巡迴全台，並未發現該聯盟受歡迎的跡象。克倫茲評論該聯盟「混合愛國心、不負責任與貪婪，除了曇花一現之外，效能令人懷疑」。
因莊要傳等人不斷向美方打聽台灣消息，席博德懷疑這些人對台灣島內情報根本掌握不足。為了評估台灣島上發展獨立運動的潛力，史賓克就教於前日本統治時期台北商業學校教授鈴木源吾。鈴木認為台灣人對中國人確實有強烈惡感，二二八事件後獨立運動雖有組織化傾向，但仍處於地下化、規模甚小的狀態，他懷疑獨立運動能成為有效抵抗力量，也不相信會出現像二二八一樣的另一次自發性暴動。
而該聯盟成員不斷要求盟軍總部保護台灣、驅逐中國政府，此種高度依賴於美國的態度，令美方官員不以為然，甚至認為這些獨立運動者「對問題過於天真的取向，令人感到厭煩」。
與此同時，美國國務院為掌握獨立運動在台發展情況，一九四九年二月派莫成德（Livingston T. Merchant,1903-1976）來台秘密考察。三月他發給國務院的電文指出：
雖然我所知有限，但在我印象中目前台灣獨立運動團體並未整合、成員大多對政治一無所知（politically illiterate）、組織不完美，整體而言不可信賴。無疑的，台灣存在廣泛的不滿情緒，並持續增長中，但是有效的領導與組織仍未出現。
五月初，莫成德再度報告對台獨運動發展情形的看法，認為「並無新證據顯示台灣獨立運動團體具有足夠的人數、優良的組織、充分的武器、良好的領導能與國民黨政府駐軍抗衡，成功建立反共親美的本土台灣人政府」。經過兩個月的考察，莫成德回到華府後於五月二十四向國務院遠東司司長白德華（William W. Butterworth,1903-1975）提出備忘錄，總結他對島內台獨運動勢力的看法：
台灣人焦躁不安，且對中國統治者深深怨恨。但是，看起來他們並未掌握革命組織、領導、武器，以從事有效的起義，這將使統治者有方法與意圖有效地快速、血腥地進行鎮壓。台灣人就像小孩想要糖果一樣渴望着獨立，他們對美國相對較為公正無私有着如小孩一般的信任，美國若支持陳誠，將毀掉這種信任。
從美國駐各地領使館官員、盟軍總部人員，到國務院官員的觀察與評估，都對台灣再解放聯盟的領導人素質、政治識見與手腕、組織發展與潛力有所保留，而獨立運動者屢屢表達高度寄望美國政府出手協助介入的傾向，已讓美方官員深感不耐煩。至一九四九年夏，美國政府便不再對台灣人的自主獨立運動抱有期待，轉而研究將台灣問題交由聯合國處理的可能性。（下略）
※本文摘自《重探戰後台灣政治史：美國、國民黨政府與台灣社會的三方角力》【第一部】東亞冷戰下美國政府的台灣方案／春山出版／作者為台灣大學政治學博士，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研究領域為日治時期台灣政治史、戰後台灣政治史。
